西南联大校内政治力量的分化

一、校内政治力量的分化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依然有增无减。日寇为了诱降，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解放区，国统区大后方暂时出现了沉寂的状态。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持与之相反的政治态度，是区分当时青年学生两大派别的标志。两边的核心分子都居于少数，但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好学、向上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前者愈来愈多，后者愈来愈孤立。这就是当年学生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势。

学生中原来就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迫于国民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当时的共产党员都处于地下状态，党内一般采取单线联系。而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除极少数抛头露面的积极分子外，大多数也不愿在群众中公开自己的身份。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也波及西南联大学生。学生社团的政治分野逐渐显露。群社与三青团外围组织“南针社”展开剧烈交锋。围绕什么是“皖南事变”真相，“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发动内战还是“肃清叛乱”，两边从壁报论战到直接面对面辩论。^[2]这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学生社团活动转向的先声。此后，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西南联大也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于是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当初在进步学生领导下是相当活跃的，为学生办了不少实事，也很受同学欢迎。但在皖南事变以后，三青团乘进步同学暂时离校隐蔽之机，把持了学生自治会。但他们号召的事，同学们不听，同学们要做的事，他们不干。所以，那几年学生自治会可说是名存实亡。联大风气开始转变，是在1943年秋季开学之后。首先打破沉寂的是联大学生社团和他们办的壁报重新开始复苏。但是此后的社团活动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治活动成为最主要的社团活动。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抗战中的消极抵抗与节节败退、经济形势的恶化，西南联大师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态度由支持转向怀疑和否定。争民主、反内战成为这时西南联大师生共同的政治追求。西南联大的社团活动也在这种政治风气的影响下转向了民主运动。从壁报内容转变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西南联大社团活动的转变：“第一年壁报的内容，着重在对于学校生活的批判和建议。第二年因为国内新闻的封锁，国事的真相常被蒙蔽……为了使同学们增加对于国事的了解，所以在这一期间的壁报内容就着重在外国杂志文章的翻译。第三年联大同学普遍参加民主运动，因之这一期间壁报上这一类的文章也就比较多”。^[3]

联大在当时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联大中共地下党也领导了一个庞大而坚强的、公开合法的外围组织——群社。群社的活动很多，很活跃，参加活动的同学也很多。在国民党的心目中，群社就是共产党在联大的代称。从1938年到1941年，群社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表现在校内各种演讲会，座谈会、辩论会外，还表现在校内的各种进步墙报上。这些墙报有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发表进步文学创作的《冬青》，有辛辣讽刺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漫画周刊《热风》，还有影响很大的《群声》壁报。《群声》是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最大的群众团体一群社的机关报，是一个时事政治、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周刊。顾名思义，《群声》是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它从1938年群社成立创刊，一直出版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基本上做到每周一期。在内容上，当时主要是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以及有关时事政治的分析评论。

当时在西南联大的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如群社、冬青文艺社、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联大剧艺社、引擎社等有20余个，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群社和联大话剧团，都是由几名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以“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式，联络周围一些同学，起组织开展工作的，骨干也多是党员和进步同学。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在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学生共有200余人。(www.xing528.com)

联大党组织通过这些进步社团组织时事报告会、演出、壁报、下乡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学生课外生活，激励抗日斗志。进步社团经常举办学术讲座、时事座谈会，请孙伏园介绍鲁迅生平和《阿Q正传》的创作发表经过；请张奚若等教授讲国际形势，还请进步记者陆治、范长江讲抗战形势，听众达数千人；组织同学练唱抗战歌曲《红缨枪》、《游击队员之歌》、《保卫黄河》等；组织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孙》、《夜光梦》、《放下你的鞭子》、《凯旋》等反映抗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戏剧；出版综合性壁报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现实，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组织纪念五四系列活动和纪念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大会等，深深地吸引和激励了众多联大师生。

1944年秋季开学后，进步学生社团又围绕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改选，展开了从三青团手中夺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据程法伋回忆，“经过上学期的秘密酝酿和准备，进步同学普遍感到非把学生自治会夺过来不可，相互间进行了一些串联活动，各壁报也呼吁同学们注意选举，要选出真正能代表大家、能为大家办事的学生自治会”。选举的最终结果是中共党员、进步学生从三青团手中夺过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程法伋认为，这次夺权胜利，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悠悠体育会等“后期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发挥了较大作用，“构成了后来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基础力量”。新的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后，即主要围绕争民主、反内战开展活动。^[4]

1945年上学期，按章程改选自治会，由于上届自治会得了同学的拥护与信任，这次选举，进步同学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理事会理事大部分连任，另增选一些新人。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形势令人振奋，大后方民主运动空前活跃地蓬勃开展起来，这届自治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1946年春季开学，是西南联大成立以来的最后一学期。为进一步做好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联大学生又进行了学生自治会改选工作。西南联大各社团都直接推荐候选人参选。由进步社团联合推荐的候选人大部分当选。改选后的学生自治会继续领导联大学生进行爱国民主运动，直至西南联大结束。

西南联大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吸引着无数有志青年的向学之心。联大学生除了文化素质高以外，政治素质也比较高。进步青年和革命者视联大为寻找真理、寻找共产党的地方。联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少是战区流亡学生，到昆明后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许多同学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大多数同学有爱国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独裁，他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刻苦学习的同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