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独特的创作群体与多元的文学图景

四、独特的创作群体与多元的文学图景

如果说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本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么沈从文在联大的出现，则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39年6月，在杨振声的举荐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请沈从文为国文系副教授。别看只是个副教授，这在联大已经算是“破例”了，对于像沈从文这样一个出身行伍，毫无学历背景，仅仅作为旁听生在北大呆过的人而言，（尽管他曾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有过短期的任教经历），要想成为大学教授，这在此前的中国高等学府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当时的沈从文已经以文名世，但同样是新文学作家在联大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哪一个不是正规大学科班出身的呢？而一些只认古籍、考据、国学为学术的教授，对此更是不以为然。但联大又一次敢为天下先，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冲破阻力聘用了沈从文，之后根据其工作实绩又将他晋升为教授。这注定是一个改写历史的耐人寻味的举措，它似乎预示着某种变革的到来，这不仅是对沈从文个人价值的肯定，也标志着现代大学文化对现代文学更彻底的接纳和认同。它代表了联大的一种文化选择，是“兼容并包”的联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沈从文一到联大即接手“大一国文”的教学，后来又增加了“中国小说史”，以及专为学生练习语体文写作的“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等课程。据曾经跟沈从文当助教，搭档讲“大一国文”的周定一回忆，他俩分工他讲文言文部分，沈从文讲语体文部分，沈先生采用的是“撒大网似的讲法，”“把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重要作家作品作广泛的评介，讲到某个地方，就把课本里有关的一篇带进去提一提。”^[16]

就这样，沈从文在一学年的时间里，几乎讲了一部1919～194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另外在创作上，沈从文曾被冠以“唯美主义的乡土文学作家”之名，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提倡者，也从不否认文学的功能性，但在他眼里，文学之“道”就是表现人性和人性的美。他的文学理想即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是要创造“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他曾经多次说到他的创作是为了表示对于美的类似宗教的“崇拜和倾心”，“供奉的是‘人性’的神庙，并由此途径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倡”。他甚至认为自己从《边城》以来的作品都是为了“给这个民族寻找出路”。流亡到昆明后，他同联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坚信“救国经世，由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陈寅恪语）。因而不论何时，文化人都应当为创造“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而努力。基于这样的自我定位和价值选择，沈从文方能在一派“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大潮中沉潜下来，默默地承受着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误解，埋首于“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创造。但他的心并没有远离现实，经历了离乱之苦，使他对这场民族战争和个人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但作为一介书生，他“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念，成为抗战时期为数不多的坚守文学岗位的作家之一。”他在给妻子和朋友的信中，都表达了对抗战现实的强烈关注：“国家正在苦难中挣扎，凡有做一个中国国民良心和气概的人，总都明白要国家从困难中翻身，得忍受个人那一份不可免的痛苦，虽事事受挫折，却不丧气，不灰心，更不取巧为个人出路担心或分心。一定明白个人出路得失问题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问题大。”^[17]

他的创作也进入了又一个爆发期：《湘西》、《长河》、《烛虚》、《潜渊》、《七色餍》、《看虹录》、《摘星录》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的几部重要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与前期所不同的是不再以奇情异俗的描写打动人，而是一种“向着生命深处”走去的产物，是自己“情感发炎”的结果。这几部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长河》，因为它是沈从文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没有像一般抗战文学那样，直奔爱国宣传主题。而是将抗战这一充满激情和焦虑的事件推向远方，使其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远景，于不经意之间，显示出它巨大的震撼力。”^[18]

作家林蒲一直记得当年沈先生在联大给他们讲解李商隐的诗句“投岩麝退香”时的情形，沈从文解释说：“麝生性绝爱其香，让人紧迫追逐时，爪剔出他的香来，还给大地，然后抽身投射高岩结束自己的生命。”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喃喃道：“麝退香，大约是进行生命的补偿吧”。^[19]他的学生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语中的深意。联想到他坎坷沉浮的一生，对于将文学视为生命，一心要创造出留传后世的民族经典的沈从文来说，麝“退香投岩”的悲壮，是否有着某种命运象征的意味呢？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沈从文倒是真的写出了一部“民族的经典”，可惜那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的《荷马史诗》”式的文学巨著，而是一本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与沈从文几乎同时进入西南联大执教的，还有另一位现代文学作家，他就是早期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但与成长于民间的乡士文学作家沈从文所不同的是，冯至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学院派的写作。自从被联大外文系聘为教授，他借此摆脱了烦琐的行政工作，终于可以专心从事自己向往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了。当他坐下来为所要讲授的“德国文学史”、德国抒情诗等课程备课时，才真正有机会将他在德国柏林和海德堡留学5年的所学所思所感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他又重新开始阅读歌德、里尔克、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作品，以及丹麦思想家基尔凯郭尔的日记和尼采的著作，他思维的触角又再次进入到存在哲学大师雅斯贝斯的精神世界，去接受一次“哲学的洗礼”。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里尔克，这种情愫早在1926年秋天，21岁的冯至还是北大的学生时就已经开始了。一次他偶然读到了里尔克充满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军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有如诗般的语言“幽郁而神秘的情调”，带给青年冯至强烈的阅读快感，也进一步催生了他的文学梦想。到德国后，冯至接触到更多的里尔克作品，立即被深深地吸引并深醉其中，他迫不及待地翻译了其中的一些，寄回国内在报刊上刊登出来。其后，冯至又对歌德中晚期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崇拜晚年的歌德。在将近十年以后的1941年，冯至才将他对歌德的研习和理解转化成文字，他一边翻译《歌德年谱》，一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歌德研究的重要论文。与此同时，他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也不期而至，其标志就是被称为“中国式的十四行诗”的《十四行集》的问世。这是他在里尔克作品和存在哲学思想中长期浸淫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在实践着里尔克关于诗的论断：“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20]

而这种知性与感性的融合恰恰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特征，这与冯至早期对于抒情诗的理解已经相去甚远。晚年的冯至在忆及当年时曾说：“我在1941年内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在写作技巧上，“并没有完全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是里尔克《致俄尔浦斯十四行》给我树立了榜样。”^[21]

冯至用现代汉语效法里尔克所写的变体十四行诗，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它一出现立刻在联大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学生们纷纷仿效，在教师中也是好评如潮。经常与冯至一起讨论文学问题的李广田教授，就异常兴奋地写了一篇题为《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的诗评，认为“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22]

朱自清则把中国诗人对于十四行诗的写作看做是“在创造中国新诗体，指示中国诗的新道路”，进而从新文学史、新诗史的角度来评价冯至的《十四行集》“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23]

也许是因为受到《十四行集》成功的鼓舞，以及校园内文学同道们的精神上的激励和舆论上的支持，1942年的冬天，已经步入中年的冯至，准备将他怀揣了十多年的一个梦想付诸实现，那就是写出他心目中的伍子胥。年轻时的冯至就曾有过写一部“里尔克式”的小说的冲动，他认为复仇者伍子胥的经历非常适合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现。与当初青春浪漫的小说构想相比，现在冯至心中蕴酿成熟的伍子胥，已“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的被磨炼的人”。实际上这种转变也体现了冯至人生观、艺术观的一种转变，这应该是在他自觉地把他所崇拜的歌德作为人生的一面镜子之后完成的。《伍子胥》这部历史小说关注的并非复仇故事本身，而是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因此有人将它称为“体验小说、诗化小说。”

这一时期，冯至还出版了散文集《山水》，到了联大后期，冯至的写作兴趣又发生了转移，开始频繁地在昆明的报刊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直至抗战结束。从他后来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暂时放下对诗歌、小说等文学样式的探索，转而拿起“杂文”这个武器进行现实批判，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使然，而由此换来的些许稿酬，可以缓解一点艰难度日的生活压力，也算是一举两得。联大时的经历对冯至一生的影响，就如他在《昆明往事》这篇文章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24]

在论及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时，朱自清和闻一多无论如何是不能缺席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员大将，他们在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相对于前期而言，似乎稍显沉寂。此时，曾出版过新诗集《红烛》、《死水》的新月派宿将闻一多，不仅已不再写新诗，并且“好几年没有看新诗，”而是躲进书斋钻研起了古代典籍，得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朱自清这位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研究会成员，现在也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诗歌理论的研究上（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学创造），先后出版了《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新文学，他们似乎已经走过了最初的“激情创造期”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冷静的探索思辨期。但仍有一点令人不解，即这两位新文学作家出身的教授，不知为何在联大竟没有讲授过有关现代文学的专门课程。也许是因为有了杨振声、沈从文、李广田等在这类课程中挑大梁，闻、朱二位正好可以继续他们在清华执教时就已经颇有造诣的古典诗词、散文的研究，并在联大开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课程，如闻一多的“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尔雅”、“古代神话”等，朱自清的“谢诗”、“陶渊明”、“宋诗”、“文辞研究”等。另一个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朱自清即被严重的胃病困扰，贫病交加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而闻一多则因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致力于唤醒民众同专制极权作斗争，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完成了从“雅士”到一名“斗士”的蜕变。这些恐怕都是他们在联大时鲜有文学力作问世的原因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发展无所作为，相反，他们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是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视的。他们仍然是联大校园文学群体中重要的一员。

是闻一多第一个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介绍给联大的学生。他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明天的诗人”，“他的诗是号召人民进军的号角！”为联大校园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范式。而这本田间的诗集是朱自清看到后推荐给闻一多的。1943年9月的新学期刚开始不久，当闻一多在“唐诗”课上不讲李白杜甫，却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田间”两个字时，那些从各个院系慕名而来的学生们，都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吃惊地发现，此时此刻站在讲台上高声朗诵的闻先生是如此的陌生，他不再是那个儒雅的“美髯公”，他的“长须像通了强电流的铁丝一样弹动，眼睛里像在做着‘放电现象’的实验”。田间那些“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锻造出来的诗句，枪弹似的从他的嘴里吐出，而那鼓点一般“咚咚”的节奏，仿佛要将简陋的教室震塌。令学生们感到欣喜的是，他们终于看到了真正作为诗人的闻一多，表面上他是个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的老夫子，实际上他内心火热的诗情从未泯灭，在其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他滔滔不绝地倾诉：“我只觉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25]只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抛弃了过去崇尚的诗歌的“建筑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这些“镣铐”，转而激赏一种简单、原始、粗犷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力的美学”。因为他自信找到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是“生命力匮乏”，需要原始生命力的注入来激活体内的元气。

此时的闻一多已从一个注重诗的形式、格律的“效率论者”变成了一个讲求诗的实用功能的“价值论者”，他之所以大力提倡后来在校园内外风靡一时的朗诵诗，同样是因为看重其在民众中的宣传鼓动作用。1945年在抗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联大新诗社为纪念五四，主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诗歌朗诵会，昆明文化界、戏剧界的朋友们欢聚一堂。在朗诵会上，闻一多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成为当晚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也兴致勃勃地登台，先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民主在欧洲旅行》，接着又应听众要求，朗诵了艾青的《火把》。整个朗诵会热烈的气氛，让抱病参加的朱自清也被朗诵诗的魅力所感染，就像戏剧是通过演出才最终得以完成一样，朱自清说，朗诵诗是在朗诵里“才完整起来的。”那时，艾青和田间的诗几乎成了所有晚会、演讲会、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朗诵诗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公然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联大学生四死三十几伤的“一二·一惨案”，顿时群情激奋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的朗诵诗再次成为声讨的武器和民众情绪宣泄的出口。朗诵诗作为联大诗歌创作中一股影响广大的潮流，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峰。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李广田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诗歌方面由于“一二·一”运动的鼓舞，也空前活跃，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内容的朗诵诗从校园走向街头，悼词、挽联、祭文都诗歌化了。这种新的形式感动了无数群众，给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闻一多教授便是当时的领导者”。^[26]

朱自清也在1947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朗诵诗》的长文，认为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是朗诵诗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对朗诵诗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总结。

不仅如此，闻一多还做了一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圈可点的事情。那是1944年，联大的英籍教授白英，受英国方面的委托，编辑一本中国现代诗选。白英约请闻一多来帮助自己完成这件事，闻一多欣然允诺。他放下了手中的古代诗文，开始大量阅读现时代的诗歌，并以他个人的标准来进行筛选。从后来编成的《现代诗钞》中，一方面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可窥见闻一多在思想“将变未变”时矛盾复杂的心态。在其所选的诗中，既有“现代意味”极浓的“鸳鸯蝴蝶派”的诗作，也有田间、艾青的“马雅可夫斯基体”的诗歌，还有郭沫若、冯至等不同流派诗人的代表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联大诗人“的作品，也作为中国新诗发展二十年的成果入选，使他们第一次以如此“规模化”的阵容集体亮相于文坛。尤其是学生诗人中的穆旦，有11首诗入选，在数量上堪与新月派重镇徐志摩（12首）比肩。由此可见闻一多对联大校园诗歌创作的重视和偏爱。

事实上，闻一多向来都很关注和支持联大学生们的文学创作，而且一直担任学生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从早期的南湖诗社到后期的新诗社，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早在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时，闻一多作为辅导团的老师之一，和学生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60多天，走完了横跨湘、黔、滇三省的三千五百里路程，胜利抵达昆明。在闻一多的鼓励和帮助下，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刘兆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沿途采风，一路寻访民间歌谣，竟独自采集了两千多首民歌，并从中选出七百多首，集结成《西南采风录》，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三位老师分别为之作序，对他的壮举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老师的勉励和引导下，刘兆吉的文学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5月，他和中文系的向长清共同发起，邀约穆旦、赵端蕻、周定一、刘缓松、林蒲等20多位爱好诗歌的同学，组织成立了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南湖诗社，邀请闻一多、朱自清担任指导。由于条件所限，南湖诗社在蒙自只出过四期名为《南湖诗刊》的壁报。从南湖诗社开始，联大学生文学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文法学院迁回昆明本部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又有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学生社团——群社。群社的文艺小组后来扩展成为独立的文学社团冬青社。据冬青社最早的成员之一、诗人杜运燮回忆：“冬青社成立后，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后来又加上李广田），成为联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首先在联大‘民主墙’上出版了壁报《冬青杂文》……不久就编辑手抄本的‘杂志’。……我们出版有：《冬青文抄》、《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这些都陈列在联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里，当时吸引了不少读者。……这时期，冬青社还把活动扩展到校外，出版过铅印的刊物，这可能是联大早期学生社团活动中，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那就是大约在1941年，通过冬青社社员刘北汜联系，在《贵州日报》（起初叫《革命日报》）上出版了《冬青诗刊》（即‘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集稿的《革命军诗刊》）由刘北汜负责编辑，每月一期，半版，大约出版了一年，于1942年8月30日出版到11期时停刊。”^[27]冬青社还经常举办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题演讲。巴金来昆时，也同冬青社成员举行过小型座谈会。

1944年4月，新诗社正式成立。导师闻一多谆谆告诫同学们：“新诗社应该是完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形式上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新的诗。不仅要作新诗，更要做新诗人。”为新诗社提出了四条纲领：“一、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族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28]诗社主要壁报《诗与画》，还用报纸副刊的形式出版了多期《七月诗页》。新诗社成立后，围绕诗社纲领，积极配合形势开展文艺创作和各种学术、文娱活动。

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昆明版发刊，由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合编的《平明》副刊也同时在该报第4版创刊。《平明》副刊共出了290期，其作者大都是联大的师生，如杜运燮的文艺评论文章《寻路》、穆旦的诗歌《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赵瑞蕻的诗歌《昆明底一个画像——赠新诗人穆旦》、林蒲的小说《陈金水》、林元的小说《大学生》、甚至还连载了闻一多的论文《歌与诗》。此外，还有香港沦陷后迁到桂林的《大公报·文艺》以及其他一些大后方的报纸副刊，都为校园创作提供了发表场所，联大师生的作品时常见诸报端。如闻一多的《兽·人·鬼》、《一二·一运动始末》，冯友兰的《论抗建》、《论救国道德》，朱自清的《论标语口号》、《论气节》，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战时的物价》，王力的《谈教训》等。

但创作欲旺盛的联大作家群仍感到不满足，他们觉得“昆明文坛太沉寂了，应该有一个刊物”。于是，1942年2月16日，一册薄薄的铅印的纯文学半月刊在联大应运而生，它就是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的《文聚》。文聚社的成员大多来自较早前的冬青社，冬青社为《文聚》杂志准备了成熟稳定的作者和读者，校园文学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它的作者和读者往往是一体的，因此《文聚》的作者基本上都来自它的读者当中。但《文聚》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校园文学刊物，它的文体非常齐全、起点也比较高，联大教师中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也还有何其芳等校外作家的文章，即使是学生作者的创作，也远远超出了校园习作的水平，好些人的成名作都首刊于《文聚》，如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杜运燮的《滇缅公路》，汪曾祺的小说《待车》和散文《花园》，等等，闻一多所编的《现代诗钞》中联大诗人的作品大部分选自《文聚》。文聚社还雄心勃勃的计划出版《文聚丛书》，一共10本，有小说集：沈从文的《长河》（长篇）、冯至的《楚国的亡臣》（中篇）、刘北汜的《阴湿》（短篇）、林元的《大牛》（短篇）、马尔俄的《飓风》（短篇）；散文集：李广田的《日边集》、赵萝蕤的《象牙的故事》、方敬的《记忆的弦》；诗集：穆旦的《探险队》、卞之琳译的《〈亨利第三〉与〈旗手〉》。^[29]由于抗战胜利后师生们陆续北归，出版计划没有全部实现，就已经出版的《〈享利第三〉与〈旗手〉》、《探险队》、《长河》来看，都是翻译和创作中的精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聚》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的校园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趋于成熟。

总的说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造，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元的文学图景，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学文化与校园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同时也折射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正是西南联大这片丰厚的文化土壤，培育出了独树一帜的联大作家、诗人群体，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从表面上看，西南联大贡献给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在数量上并是很多，但这少数的作家却对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佐良说到西南联大时曾有这样的评价：“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尽管他们的文学创作还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却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正如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40年代的校园文学就为中国的紧贴现实，着重于表现战争中的民族情绪的抗战文学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从而使40年代中国文学获得了一种丰富性；如果联系沈从文、冯至、穆旦、汪曾祺等人的创作在八九十年代的影响，就更可以看出这些校园创作的超前性与独特价值。”^[30]如此辉煌的文学实绩，不禁令人联想到拨乱反正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兴起时的校园文学，两者都因打上了各自时代的鲜明印记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作家、诗人中，有不少人长期活跃于中国文坛，让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影响的余脉。这批人不管是成就卓著还是命运多舛，他们都把联大岁月视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财富而倍加珍惜。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同样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也将受到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作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八年抗战的血雨腥风中，他们对信念的执著，对文化的坚守，以及为提振民族精神之不坠，为维系民族文化的薪火不灭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都将永载史册。

【注释】

[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6、第647页。

[3]徐葆耕：《清华学术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www.xing528.com)

[4]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原载《国文月刊》，1944年3月，第26期。

[5]杨振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时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等进步活动，还是《新潮》社成员。曾发表过不少白话文小说，1919年考取公费留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7]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356页（其中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应为《压迫》）。

[8]杨振声：《新闻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参考文选》序，原载《国文月刊》，1944年11月，第28、29、30期合刊。

[9]《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10]“联大三星”是指学生诗人中的代表人物穆旦、杜运燮和郑敏。

[11]郑敏：《且说“经典”》，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5日。

[12]李广田：《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国文月刊，1946年6月，第43、44合刊。

[13]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国文月刊，1947年12月，第63期。

[14]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在毕业不久的1943年开始创作以联大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小说在语言上对杨振声等人提倡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即“新文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文言”是当时联大校园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未央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又数十次再版。

[15]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景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6]周定一：《沈从文先生琐记》，《长河不尽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17]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

[18]张全之：《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19]林蒲：《沈从文先生散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20]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第482页。

[21]冯至：《外来的养分》，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22]李广田：《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明日文艺，1943年5月，第1期。

[23]朱自清：《诗的形式》，收《新诗杂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02页。

[24]转引自刘宜庆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25]《闻一多1943年II月25日致臧克家的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

[26]《重庆文协举行欢迎晚会》，文汇报，1946年9月2日。

[27]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28]闻山：《闻一多导师和西南联大新诗社》，伊继东，周本贞主编：《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29]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30]钱里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