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国文”读本与中外文系之争

三、“大一国文”读本与中外文系之争

如果说西南联大树立了一座丰碑，那么以联大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无疑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如果说西南联大创造了教育的奇迹，那么独具特质的联大校园文学便是这奇迹中的奇迹。透过校园文学这个窗口，循着联大师生们文学活动的轨迹，我们或许能够发现这奇迹背后的一些奥秘。

联大对共同必修课中的人文课程尤为重视。1938年就在中文系专门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任务是编纂一本大一国文读本教材。委员会由杨振声主持，让该门课的所有任课老师推荐编目，然后在教学中边使用边增删修订，直到1942年才最后编定。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兴师动众、小题大做，但只要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就会发觉这其中另有深意了。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申报》发行（1871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可算是对新文学进行研究的开端。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建立新文学研究的“范式”。开创“新文学”研究“范式”的任务是由朱自清在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完成的。以“新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课程。在三年之中，朱自清仅讲义就写了三种，这一课程一开，就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也引起了其他大学的注意。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曾请朱自清前往授课。王瑶当年同时考取了清华与北大，之所以舍北大而就清华，原因就是清华开设了新文学的课程。但由于种种压力，这门课在开了三年之后就停开了。^[3]

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了20年，然而不知是几千年旧的文化传统过于根深蒂固，抑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力还不够强大，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新文化运动所首倡的白话文（也称语体文），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报纸的社论、电讯和一般新闻，则差不多都是文言文……大多数的公文、通电、布告、宣言，应用文以及大学一年级必修的国文教材等等都是文言的天下。”^[4]

在官方机构和高等学府中，“语体文”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学要在大学课堂立足，更是阻力重重。国民政府教育部1942年颁发的一份“饬公私立各大学第一年级一律遵用”的《大学国文选目》竟然全是文言文，没有一篇语体文。就连联大中文系也概莫能外，照旧是国学的天下，也才有闻一多一边在课堂上大讲《诗经》、《楚辞》，一边却又将中文系讥为“小型国学专修馆。”在这种情况下，联大选派具有新文学背景的杨振声来主持大一国文委员会工作，当然是别有用意的了。^[5]

这本教材最后编写出来的内容大致为：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诗词44首，附录1篇。文言文部分有：《论语》（节选）、《左传·鞍之战》、《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三国志·诸葛亮传》、《文心雕龙·神思》、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诗方面从《诗经》选起，往下有古诗《十五从军行》、陶诗《咏荆轲》等，杜诗是“三吏”“三别”，还有李白、欧阳修、辛弃疾、秦观、李清照等人的诗词。语体文部分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音《窗子以外》、丁西林《压迫》（独幕剧）。这本大一国文教材一出，在当时颇有些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味道。因为它“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作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

的确，让语体文首次进入大学殿堂。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与古代文学经典平起平坐的现代文学经典，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不仅彰显了编者的文学立场，而且将这一文学价值标准通过教学传递给每一个联大的学生（联大规定必修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由此奠定了新文学在大学体制内的合法地位。对于一届又一届刚刚升入大学的新生来讲，新的大一国文课本在他们眼前展开了一片崭新的文学天地，在他们的审美情趣、文学修养得以拓展和提升的同时，也为新文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潜在的作者和基本的读者，从而持续不断地扩大着新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力。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谈到这本大一国文时说：“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的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选的是《示众》。选了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是选了林徽音《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汪曾祺还满含深情地说：“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7]

“大一国文”这本书就像是一块敲门砖，为新文学敲开了一扇通往高等学府的大门。现代文学的其他课程随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联大的课堂，如“各体文习作”，由沈从文，李广田讲授，是针对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现代中国文学”先后由杨振声、沈从文授课，课程为一学年，第一学期讲概论及小说，第二学期讲戏剧、诗歌和散文；杨振声还开了一门”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与沈从文的”创作实习”同为中文专业四年级的必修课。此外，结合“大一国文”课，每两周还有一次课外作文，以命题目作文为主，限用语体文，不能以新诗代替，这在当时的高校中也是具有独创性的。

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1944年秋，教育部又再次规定大一国文必须采用部订教材，但西南联大“并没有向复古势力低头，”在不得已使用部订教材的同时，大一国文委员会又针锋相对地另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不但收入了自编大一国文中的那些现代文学作品，还增选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法》（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徐志摩的《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的《歌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的《往事》（节录）等，杨振声还特意为这个选本写了题为《新文学在大学里》的序言，公开表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他认为“近代的国家，没有不是语文一体的”。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汉语和文学的现代化，因而他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文，写现代人的生活！”^[8](www.xing528.com)

由联大中文系大一国文教材改革所引发的现代文学浪潮并不是孤立的。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外文系师生们对于欧美现代文学思潮的紧紧追随。外文系学生历来在文学院各系中人数最多，师资力量也相当雄厚，在联大从来都是藏龙卧虎之地。加之他们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能够更广泛地、更快捷地接受外来文化（能直接阅读原文），因此，他们有着更多可供开掘的文学资源和可以吸纳的文学观念及可资借鉴的创作技巧，一些在意识形态上开风气之先的创新之举也往往在此发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外文系的课堂上正在发生着什么。除了面向全校的大一英文课全部由外文系教授担任，教材多选用欧美现代散文作品外。外文系二、三、四年级所开课程中与文学有关的专业必修课有：英国散文及作文（一）（二）（三）：英国诗、欧洲文学史、西洋小说、西洋戏剧、欧洲文学名著选读（一）（二），莎士比亚研究。选修课就更丰富了，有英、法、德、俄等国文学史，欧洲断代文学史，现代英国文学，英国诗史，法国诗史，19世纪法国诗，德国抒情诗，现代英国诗，现代小说，法国戏剧史、现代戏剧等；作家和作品研究系列中包含乔叟、班琼生、屈莱登、弥尔顿、亨利·詹姆士、拉辛、雨果、歌德、尼采、浮士德研究，浪漫主义诗人，19世界英国诗人等；文学理论课程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文主义研究、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小说艺术等。此外，针对本系和全校开设的第二外国语课，文科学生选法语的较多，高段课程内容主要采用法国文学名著节选，课外阅读材料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当时选修法语的赵瑞蕻后来成了《红与黑》的第一个中文译者。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外文系的外籍教师威廉·燕卜荪，他对联大学生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燕卜荪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学位，战前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北京大学教授。他不仅是英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还是新批评派大师瑞恰慈的得意门生，并凭借诗论《晦涩的七种类型》奠定了其在英国诗坛的地位。在长沙临大时，这位年轻诗人的“英国诗”课，就与吴宓的“欧洲文学史”、闻一多的“诗经”、钱穆的“中国通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被学生列为不能不听的“南岳五大名课”。

更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的“莎士比亚”课，由于当时没有教材，他竟然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将《奥赛罗》、《李尔王》等莎剧，整段整场地默写在了黑板上，就这样写一段讲一段，最后根据他的讲稿打印成了“莎士比亚研究”这门课的教材。

不过对联大的学生诗人们影响最大的还是燕卜荪的“现代诗”课。这是架设在中国青年学子与世界现当代诗歌之间的一座桥梁，燕卜荪一边用浓重的牛津口音背诵着爱略特的《荒原》和奥登的《在战时》，一边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这座“桥”上漫步。“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容、实况，加上他对语言的精细分析”。^[9]这种鲜活、深刻的诗歌资源，对学生原汁原味地了解、学习现代派，有着其他人的讲授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当年有幸聆听燕卜荪才华横溢的课堂讲授的学生，无疑是较早接触到乔叟、斯宾塞、庞德、布莱克、霍甫金斯、爱略特、奥登等现代派诗人作品的幸运儿，他们从这些影响了世界文学走向的诗人那里得到启蒙和滋养，有的后来走上了文学道路，成为诗人、作家、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被称为“联大三星”^[10]之一的女诗人郑敏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表述：“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英诗的现代里程碑《荒原》，和冯至先生讲授翻译的里尔克、歌德及他本人的《十四行集》涌现在我文学鉴赏的天际，同时也成为我终身迷恋诗歌和诗歌写作的一种主要原因。”^[11]

从以上联大中、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来看，两系对于校园内新文学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培养造就新文学人才方面两系也各有所长，难分伯仲。正因为如此，当时还曾经就“新文学的人才（作家），究竟应该由中文系还是外文系来培养”发生过一场争论。

1945年秋，就在三校即将复员北归时，一个名叫丁易的校外人士，在联大中文系教师办的《国文月刊》上撰文《论大学中文系》，对“沉陷在复古的泥坑里”，“抱残守缺、狂妄荒诞的”大学国文系甚为不满，他主张中文系应分为三个组：文学组、语言文字组和文学史组。文学组的目标是“以新文艺的创造建设为目的”。这一论调首先遭到了中文系语言学教授王了一（王力）的激烈反对，王了一在昆明《中央日报》的“星期论文”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大学里只能造成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他认为，大学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地方，而“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接着他又退一步假设说，倘若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文系而不是中文系”。这是从新文学的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因为新文学是在与旧传统的决裂中诞生的，它的思想文化根源和艺术资源都来自国外，而大学的外文系恰恰是其输入的主要渠道。这样的分析的确也不无道理，但他过分了强调了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不确定性，而忽略了文学艺术也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的，文学技巧是可以模仿和借鉴的，也就是可以传授和训练的。另一位参与论战的中文系教授李广田，本身就是以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进入联大的，他从自己的创作和教学实践出发，不再纠缠于“能不能”，而是从“该不该”的角度来谈论大学中文系与新文学创造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联大的实际情况是学生们“大都在努力于新文学的研究和写作，而且这情形不只限于中文系的学生，连理工法商学科的学生也一样。”既然大学生们对新文学如此热衷，那么“我们就不但不反对，而且还要提倡，不但在课外提倡……而且还要在课堂上教导”。^[12]他相信学生的写作水平经过指导和练习是可以得到提高的，但同时他也觉得从当时中外文系的现状来看，似乎外文系对新文学人才的养成更有助益。

有意思的是，王、李两人都在文章中提到了闻一多“关于合并大学中、外文系”的意见。王了一认为“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李广田则说“在今天，两系合并还只是一个理想……”按理说，闻一多对于这场争论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他作为联大元老级的教授，又一度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还是新文学早期的优秀诗人。但他提出合并两系的初衷却并不是为了解决新文学人才培养的问题，而是出于对文学系分为中文系和外文系所造成的“中西对立，语文不分”的现状不满，他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他主要是从战后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代化诉求为出发点，目的是为了“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进而找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他认为既然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而文学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根据学科性质的区别，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两者是应该分开来进行的，而文学研究内部则不必严格划分中国与外国，要“中西兼通”。需要分开的不是中文与外文，而是语言与文学。因此他建议合并中外文系而分成语言学系（分东方语言组和印欧语言组）和文学系（分中国文学组和外国文学组）。朱自清也基本赞同闻一多的观点，认为中外文系合并有利于新文学的现代化，“我们得将它们和西洋文学比较看看，才能了解它、发展它，”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以便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标准”。^[13]

这场围绕着中外文系与新文学创造之关系的争论，从最初的“能不能”与“该不该”，发展到对国家现代化与文学现代化的探讨与追求，使争论变得更深入更有意义。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给联大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革，两系合并的提议也因三校重返平津和闻一多的遇害等因素而搁置，但它却启发了大家的思维，引起了一些思考，吸引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更多关注。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虽然联大中外文系都没有刻意要去培养新文学作家，但通过课堂传授和写作练习；通过对语体文的提倡和对国外文学流派的译介；通过文学社团中的交流学习和教师们的带动影响，不仅在联大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持续不断的文学热潮，还使许多学生都具备了从事新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素质。对形成学生新的审美趣味与文学修养必定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这就使得在联大具备了从事新文学创作、研究的广泛的群体基础。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或后世有一定影响的学生作者，如：汪曾祺、穆旦（查良铮）、杜运燮、郑敏、罗寄一、袁可嘉、林蒲（林振述）、林元（林抡元）、王佐良、杨周翰、陈时、刘北汜、刘兆吉、赵瑞蕻、马尔俄（蔡汉荣）、马识途（马千禾）、鹿桥（吴讷孙）等等。^[14]他们的成就应当都与这一泽溉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沈从文对汪曾祺、林蒲的提携，朱自清对杜运燮的奖掖，闻一多对刘兆吉的褒扬，冯友兰对吴讷孙、许渊冲的影响等，都已在联大传为美谈。“当时在联大，新文学所获得的地位是任何其他高校所无法与之比肩的；再加上理论的准备与批评的及时跟上，的确有力地助成了校园里的新文学创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