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科学家

六、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科学家

在联大读书，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修往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图书馆当然好，但常常没有空座位。宿舍里光线太暗，而且也嘈杂。昆明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极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白天好办，困难的是晚上。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晚上用电高峰时间，电压常降到160伏以下，白炽灯泡只微微发红，怎么能看书？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如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同学们只好吃过晚饭，便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地区的茶馆。四个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茶店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店老板看到学生来占茶座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只有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这些穷学生，只是不再提壶来冲开水罢了。

昆明的茶馆有个习惯，客人一进门，“幺师”便大喊一声，问你要什么，送茶倒茶也都要喊，还有卖花生瓜子的，租竹烟筒的，卖零食的也叫喊不停。在那样的环境中看书学习，非有“心远地自偏“的修养不可，否则是无法读书的。如果离联大较近的文林街、风翥街一带的茶馆挤满了，便得走两三里路到城中区的茶馆去。有时找不到读书的地方便索性去南屏街再欣赏一遍《翠堤春晓》之类的电影了。

许多联大学生都有“泡茶馆”的习惯。要上一杯茶，就可以在里面坐一天。到了晚上，茶馆的汽灯亮起来，其亮度比宿舍和图书馆的灯亮多了，这更使茶馆成为学子们理想的活动天地。不过，他们“泡茶馆”的并不仅仅不是为了喝茶、消遣，更多的是为了学习、交流、讨论。从联大诸多学子充满温情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汪曾祺专门写有一篇名叫《泡茶馆》的文章，其中说到：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午，彼此不交一语。我这时才开始学写作，我的最初的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在这样桌子上打桥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之风很盛。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昆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热火朝天，他每天却只是很闲在、很热衷地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的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39]

据杨振宁说，在1942年的时候，杨振宁、黄昆与张守廉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之前，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去茶馆。在茶馆中，他话题甚为广泛，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从文化模式到新上映的电影，几乎无所不谈。学术问题自然是谈话的中心。用杨振宁的话来说，他们在茶馆中的主要活动就是“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40]

与物理系的“三大才子”的论学热情不遑多让的是联大的学生诗人。他们“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41]除了学生之间在茶馆中进行的随意游谈，还有学生把自己组织的小型讨论会也放在茶馆中进行。如王俊鹏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进行一次讨论，茶馆便是他们的讨论会会场。^[42]

在茶馆中，学子们次第展开辩论的问题往往悬而未决者居多，在茶馆关门后，这些辩论便被带回校园，成为许多联大学子的“精神夜宵”。

杨振宁说，记得有一次，他与黄昆等人讨论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一哥本哈根学派中的“重大而微妙的问题”。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学生宿舍，关电灯上床以后，辩论依然不止。虽然他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了，但有一点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的《量子力学原理》来调解他们之间的辩论。^[43]王佐良在谈到联大学生诗人的论学热情时说，他们的“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44]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痴迷于课外的论辩呢？在何兆武看来，那是因为同学之间“经常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论辩是青年时代最美好的精神享受”^[45]

同甘共苦的生活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得联大的师生关系给人以亲如一家的感觉，比如物理系的学生对此就深有感触：物理系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各教授不但在课堂上和学生接触，课外也常和学生谈一些学术、学习、生活等问题，彼此很融洽。孟昭英教授特别爱与学生在一起，学生在他面前也毫不拘束。吴有训、饶毓泰教授（物理系的人常称他们为“老夫子”）一向爱护学生，不少学生毕业很久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忠尧、周培源教授也常请自己教的同学到家里吃饭、座谈。班上同学去赵忠尧先生家时，他的小孩和邻居其他教授的小孩一同表演节目。一次，物理系全班同学到周培源教授家作客，周先生全家与他们合影留念。

化学系学生申泮文终生难忘杨石先教授给予他的帮助，由于物价上涨，申泮文需要经常出去给昆明当地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进行家庭辅导，谋些收入补助生活费用。到了大四时，课业负担相当重，必须读满学分才能毕业，因此不能更多地到外面去兼职。申泮文考虑再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求助于系主任杨石先教授，这本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杨先生却安慰他说：“你有困难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呢？南开大学办事处还有点钱，可以借给你。”于是开了一张纸条，让申泮文每月到南开大学驻昆明办事处支取10元补助费。在老师的关怀和帮助下，申泮文才得以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

陈序经教授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祖籍广东，但凡广东籍的学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上遇到困难，都去找陈先生。有的同学没钱交饭费，找陈先生，没有工作，找陈先生，找到了工作要人担保，也找陈先生。

“在长期的战争中，联大的师生都生活在苦难的日子里，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的不良，衣衫的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屋都是奇特的困难、缺乏，憔悴、衰颓、死亡，世局国难的苦闷，社会的辛酸……这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连续打击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依旧坚贞不易，在继续一个永远不会终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46]激励他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学术构建的就是植根于他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化使命感。因而“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飧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不稍懈怠”。^[47].黄子卿教授生活困难，又为疟疾缠身，“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虐，既典征裘又典书”。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顾每次往返步行两个多小时，承担了每周36小时的教学工作；^[48]罗庸教授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余，还应老舍之约，以评书、快书、太平歌词等形式编写了许多通俗的抗战文艺作品。如《汉奸自叹》、《老妈辞话》、《一门全节》等，广为流传；^[49]冯至在一处乡间茅屋中躲避空袭时，还在“翻译卑得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按期发表”。另外，他还“以年谱为纲”，读“西南联大外文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的《歌德全集》”，从而“对于歌德一生的转变和他的重要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50]

生活虽然艰苦，联大的师生们仍然能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凭着这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奋起的苦干实干精神，西南联大才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注释】

[1]朱自清：《论轰炸》，《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

[2]《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64页。

[4]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貽琦》，《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5]李树青：《民主的堡垒》，《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6]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271、第272页。

[7]《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64～365页。

[8]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第271、第272页。

[9]陈达：《浪迹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03页。

[10]叶方恬：《苦难中成长的西南联大（外三章）》，云南文史资料，1988年，第34辑。

[11]刘培育编、金岳霖著《哲意的沉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

[12]李树青：《民主的堡垒》，《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13]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页、第102页。

[14]吴大猷：《抗战期中之回忆》，传记文学，1964年9月，第5卷，第3期。

[15]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16]杨振宁：《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17页。

[17]《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18]参见陈兆玲：《历史不能忘记——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屡遭日军轰炸之实证》，北京档案，1997年，第7期。(www.xing528.com)

[19]沈石：《西南联大群相》，收入《北京大学史料》（1937—1945），第3卷，第507页。

[20]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4页。

[21]参见陈兆玲：《历史不能忘记——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屡遭日军轰炸之实证》，北京档案，1997年，第7期。

[22]《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23]方靳，方群：《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1988年。

[24]冯友兰：《联大被炸以后》，当代评论，1941年，第1卷，第8期。

[25]《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

[26]金耀基：《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2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4、第275页。

[28]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4、第245页。

[29]《吴宓日记》第7册，第246、第247页。

[30]蒋梦麟：《西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7、第208页。

[3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32]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33]王子光：《闻一多治印》，见《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1月，第364页。

[34]浦江清：《闻—多教授金石润例》，《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35]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92、第693页。

[36]《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95页。

[37]《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38]先声：《兼差在联大》，《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86页。

[39]汪曾祺：《泡茶馆——昆明忆旧之一》，《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0页。

[40]杨振东，杨存泉编：《杨振宁谈读书与治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41]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67页。

[42]《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

[43]杨振东，杨存泉编：《杨振宁谈读书与治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44]《一个中国新诗人》，第567页。

[45]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7页。

[46]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4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48]黄志洵：《忆黄子卿教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49]刘又辛：《治学纪事》，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70页。

[50]《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