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学生的生活∶学会生存，读书兼差两不误

五、学会生存——读书兼差两不误

教职员的生活尚且如此，联大的学生们就更别提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从沦陷区一路流亡来投奔联大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身无长物，加上物价飞涨，更是衣食难周。比起拖家带口的老师们，学生唯一的优势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

原来学校发给沦陷区学生每月生活补助费8元，联大刚到云南时，昆明生活费用很低，所以还过得去。如学生自办大众厨房，每月6元。包饭，每月7元半。小厨房包饭，每月9元。自然，从吃上也看得出学生的贫富来。其中大众厨房的食客最多，占文理法三院人数的将近一半。每月6元，对真正靠着学校贷金生活的穷学生们来说，数目已是不小了。早餐大半是先一天的剩米稀粥，配一点咸萝卜丝，几粒花生豆，午晚两餐也不过八人合吃四个小菜，因为菜少油少，所以人们的饭量都很大，每餐总是菜碗和饭桶一齐朝天，倒菜汁和刮饭桶的大有人在。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如果厨房结账时略有盈余，间或会幸运地打一次牙祭，那便像过节一样了。有的同学在领到家庭教师薪水或是旧衣物在寄卖行成交以后，便约上两三知己上街叫几碗焖鸡米线或卤饵快（一种云南小吃）大解其馋。

有一届学生自治会改选后，理事会由进步学生当选。理事会一上台，首先从生活入手，为同学服务，第一项工作是抓改善伙食，吸收热心公益的同学组成了膳食委员会，经常讨论改善伙食问题。例如，当时伙食团都只开午餐、晚餐两顿饭，有些同学早上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生服务处吃馒头、豆浆，但那里供应有限；有些同学在校门口早点摊上吃，但价钱不便宜；因此有一部分同学常常早上空着肚子连上几节课，饥肠辘辘，饿得发慌。膳委会便办起稀饭膳团，解决早餐问题。又如，当时学生领贷金，吃公米，而公米粗糙、陈旧，夹杂着泥沙、稗子、糠皮，还不能保证供应，理事会便派人去外地购米。

学生在穿着上大多是褪了色的黄制服、黄制帽，天气冷了，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至少是80％的学生们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是蓝布大褂，西装就少了，这都是自北平、天津、上海或香港带过来的。皮鞋占半数以上，多是本地制造价值3元的货品，胶皮底鞋和4角一双的粗布鞋也不少。真丝袜或许有一两双，露着脚跟的破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的各色补丁。虽也有人穿着价值几百元滇币的夹克，但也有不少制服里衬杂色布的“百衲衣”。女同学们则着蓝色布褂者多。平日在校内高跟鞋不多见，听说也有少数人不穿花旗袍便不出门，那又当归诸“特例”了。这些人恐怕就属于那种父母地位优越，而自己只把大学当作一块金字招牌，把文凭当作身价的一类人了。

1944年以后，美国军人到昆明的多了，他们吃的穿的有许多富余，他们常常因为没有酒钱或是赌输了而出卖衣服，于是“G.I.”（军需用品）给予联大同学穿的方面一个大的补给。美国军人的穿的要比吃的质量好得多。虽比不上美国正牌货，但比起中国人的普通服装，就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既经穿，又神气，还加上便宜，于是它慢慢在联大流行起来。胜利以后，物价大跌，而它的价格更是“一泻千里”。加上翻译官和去印度从军的同学都回到昆明，带回大批“G.I.”这类服装就更充斥联大了，每个人总少不了有两件。昆明学生救济处又代红十字会及供应局发给昆明大中学生一批衣物，这一来，联大同学的衣着问题总算得到部分的解决。(www.xing528.com)

美国兵的鞋都是经过特殊方法制造，任何泥泞和烂路都不怕。而他们一般都是穿到半新的程度，就不屑于再穿，于是同学们接着穿。这样一双旧靴，至少可以维持一年以上，比土制的新皮鞋要经久得多，尤其适用于昆明的“雨季”，于是“G.I.”鞋在联大男生中，又几乎是人脚一双了。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贷金不够吃饭，大家只得另想办法。据联大学生先声回忆，“联大同学在外而兼差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二分之一上……在一方面，兼差确实耗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而另一方面，却可以使他们进一步地去体验生活，了解社会，把书本上学来东西，与实际情形结合，又何尝不是一个莫大的好处？在昆明，他们进入了各个阶层，担任起形形色色的职务。其中最普遍的当然是中学教员或家庭教师。其他像报馆跑外勤的，商店当师爷的，电台播音的，在电影院里作广告员或是翻译说明的，作电灯匠的，作小本经营的，机关里当科长、秘书的，作邮务员的，甚至于从前昆明鸣放午炮的……莫不有联大同学。”另一联大学生刘离回忆“1941年我来到了昆明，那时正是滇缅路开放的时候，跑滇缅的，做“不老靠”（“经纪人”Broker英文译音）的很多，因此而暴富的也不少。可以说那时是“兼差”的黄金时代。”^[38]但是不管兼什么“差”，大多还是贱卖自己的劳动，收入都十分微薄，有的还要遭人白眼。

尽管生存已成问题，但联大学生的学习热情依然不减，只要到图书馆去看一看就知道了，由于教室里没电灯，宿舍里灯又太暗，自习就成了大问题。于是上图书馆又抢位子又抢书，成为同学们晚上的“双抢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至少得三个人合作，两个人在晚饭前就到图书馆门口去等开门，一个人去食堂买饭。图书馆的大门一打开，两人就赶快冲进去，一个人拿了三个书包，占好三个座位，另一个人拿了三张学生证（借书凭学生证）和一张预先写好的书单，递到柜台上去借书。虽然开始时图书馆里闹哄了一阵，但不多几分钟便鸦雀无声了，这样便能获得三小时安静的读书机会。而要挤进联大的图书馆，也并不比这容易。每次在开馆前15分钟，3层台阶便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等候着开门。尤其在晚上，如果你迟到了两分钟，可容五六百人的阅览室便座无虚席。若你舍不得这一晚上时间，便只好拿着书贴墙站在灯光下了。同学们坐图书馆的功夫真是了得，有的人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几乎整天坐在图书馆里。

那时候教授上课，一上来先写一黑板的参考书，学生赶快抄下来，但不是去买，而是借。买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没处买。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实际上买不到。学生都是买那种粗劣的纸来记笔记的。可是借又谈何容易，正所谓僧多粥少，一本书辗转几个人看。偶尔也能买到一两本书，可不是在书店里买的，而是高年级的同学割爱让出来的。无论是新校舍还是工学院，在学校的布告栏附近总贴着许多小纸条，其中不少就是出让书籍的。于是，在联大形成了一个风气，上一班同学读完一年课程，便把用过的书转让给下一班同学，再向高班同学购进要用的书。依此辗转传递，各个年级上课便都有书用，待到毕业，手头一本书也没有。这可说是战时学生的又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