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价涨上天 教授摆地摊
敌机轰炸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加快了物价的上涨速度，进一步恶化了联大师生的生活状况。
昆明的物价本来是很低的，抗战军兴，成千上万的沿海省份的难民涌入昆明，这些人带来的国币在和滇币兑换方面占有优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消费，昆明本地人说物价就是被这批人抬高的。其实物价上涨的速度的确与敌机轰炸有直接关系。蒋梦麟在文中写道：“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30]物价上涨之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空袭显然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
空袭造成的灾难虽然惨烈，但尚可到乡间逃避，且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贫困之苦就不同了，在战争后期，它如影随形般时刻伴随着联大人的生活，考验着他们的意志。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学教职员薪给所值已日益萎缩，渐至无法糊口。虽然在抗日的前景上，随着美国的参战，时局已经扭转，胜利已经在望，但由于通货过于膨胀，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因而公教人员的生活真是鹑衣百结，典当俱空，贫困不堪。1944～1945年间，当每月发薪之日，教师们都用洗衣袋至会计处去盛装崭新的一袋钞票。这袋钞票（法币）的实际价值约合美金10元左右，却须用作一家数口的所有的用度，家口多的人家尤为困难。
也许看一个量化的说明，我们会对当时联大学人的穷困状况能有更深切的体会。1941年12月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呈函给教育部，要求“发给薪津”。这一函中附送了一份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12月昆明的物价变动表，主要涉及的是白米、猪肉、木炭三种生活必需品。从表中可知，在当时的昆明，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四年中翻了30多倍，而国家给的薪水：“初则原薪尚有折扣，继则所加不过十分之一二。”这就造成了“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六百元，以物价增长30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的状况。当时的联大，一个教授要养活的是“平均五口之家”，十七八元的购买力，如何能负担得起？这就难怪他们发出“何以自存”的责问了。[31]
战前大学教授的收入相当可观，每月可得法币350元。而那时的物价以面粉为例，每袋40市斤，不过两元多。柳无忌在日记中记录了1937年下半年在长沙临大时的物价，“那天工友去南岳市上给我买来了鸡蛋36枚、橘子39只、花生一大包，仅费洋一元。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生活是过得充裕的。”[32]到昆明后，薪水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永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这样，实际所得迅速下降。1942年1月尽管薪水涨到860元，但生活指数却从1937年上半年的100上升到当时的3615，这样，实际收入只相当于战前的23.7元。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访问西南联大时，曾记下工资和物价两者间的比赛结果：“薪给的增长仅7倍，而在云南生活费用已高到103倍。”到1943年下半年，情况更坏，联大教授的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50元（法币），降至仅合法币8.3元了。
在生活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联大教授只好想方设法来开源节流。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文理科的教授各显神通。
吴大猷说自己“恐怕是联大最早摆地摊的人”；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赵忠尧自己设计了制造肥皂的用具，在家中制作“中和牌”肥皂，卖给附近的工厂；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于种花，就在自家的院子旁边种了一大片剑兰来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两位教授合作研制生产了“西曼”墨水，竟然可和名牌“派克”墨水媲美，同样可用于“派克”钢笔，但价格低廉，因此是当时昆明的畅销国货；生物系的汤佩松和潘尚贞两位先生合作建立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酒精提炼及发酵工厂，生产的无水乙醇既解决了联大生物和化学试验的问题，还满足了其他学校和商业机构（如牙医）的实际需要，为当时因战乱导致缺货的昆明市场解了燃眉之急。
文科的教授不像理科的教授那样能够制作可以出卖的有形产品，那就只有卖文了。1943年间，吴晗的生活陷入困境，正好“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以1万元稿酬约请吴晗写一本8到10万字的《明太祖》。吴晗为了生活，接受了约稿，从1943年7月到9月，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书稿。
闻一多先生本来还在一个中学兼课，后来，中学当局怪他“讲民主，把学生教坏了”而辞退了他。幸而他有一手篆刻手艺，在联大同仁的鼓励之下，于1942年挂出“闻一多治印”的招牌，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以公开治印这种“手工业劳动”，博取升斗之资，补贴家用。浦江清教授用骈文写一小启，工楷誊录，装上玻璃镜框，悬挂在公开收件的地方：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斨轮老手，积习未忘；佔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聊定薄润于后。石章每字一千二百元，牙章每字三千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润资先惠，七日取件。[33]
具名发起者为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等九位。浦江清先生在后来的谈话中云：“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为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34]
闻一多对曾与他隔帘而居的华罗庚说：“我的父亲是个秀才，家学渊源，加上我早年学过艺术，因此学会了篆刻。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我竟然会为了吃饭而被迫挂出了公开治印的招牌。”他还悉心精刻了一枚印章赠给了这位患难之交，边款刻着这样几行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一直珍藏着这枚图章。
后来，闻一多又与文学院的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12位教授共同发起订立了《诗文书卷联合润例》。其内容如下：
文值 颂赞题序 五千元 传状祭文 八千元
寿文 一万元 碑铭墓志 一万元
诗值 喜寿颂祝 一千元 哀挽 八百元
题咏 三千元
（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https://www.xing528.com)
联值 喜寿颂祝 六百元 哀挽 四百元
题咏 一千元
（联以十二言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值 楹联 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 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 四尺八百元五尺一千元（加长另议）
榜书 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值亦加倍）
斗方扇面 每件五百元
寿屏 直隶每条一千五百元
篆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 一万元
篆刻值石章 每字一百元
牙章 每字二百元
（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年芳女士代转[35]
堂堂的大学教授，沦落到了或者充当手工业者、或者靠明码标价卖文来养家糊口。很多时候，即使靠卖手艺或卖文也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开支，无奈之下，只好典卖家里的东西。闻一多“拍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典卖家里的东西还不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就只有将知识分子视为命根子的书籍变卖了。联大这样的教授比比皆是。闻一多“忍痛卖掉了自己最心爱的藏书”，吴晗则卖掉了自己的16大箱子藏书，支撑难以为继的日子。法律系的费青教授则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收藏的德、英、法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北大的法律研究部付了3000元法币，购买了费青的书。[36]就连梅贻琦夫人也摆过地摊卖旧衣物，并与潘光旦夫人合伙自制点心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送去寄卖，这样的生活，用饥寒交迫、斯文扫地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生活于危难与穷困之中，这无疑会对他们安心治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困扰。但这样的生活对于以前一直在“象牙之塔”中，生活优裕，对国是民瘼没有太多认识的学人来说，也有着和平年代得不到的教益。那就是使他们对国难之深与民生疾苦有了前所未有的体察。这对激发他们与祖国的广大百姓一同担当苦难、以学术来救国的爱国热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闻一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在闻一多对国难与民生没有深切体察的时候，他在上《楚辞》课时，每每吟诵的句子是“唯能痛饮酒与熟读《离骚》者方为真名士也”，表现出的是一种名士做派。但是，当他经历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后，再上《楚辞》课时，就不再摆名士的派头，而是常常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37]这一意味深长的变化正是战争带来的苦难激发其担当国难之志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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