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被炸纪实，敌机对联大校舍的两次轰炸

二、西南联大被炸纪实

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共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对象为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大，这造成了“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者”，“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的惨景。据曾昭抡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敌机狂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17]死亡与毁灭就在面前，使人们终日“惶惶无所归宿”。

据梅贻琦1940年12月《关于清华大学办事处被炸告校友书》称：“1940年10月13日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清华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巨弹，幸该房屋建筑尚坚固，仅玻璃屋顶有相当损坏。本校在办事处自建一防空洞，原为存储重要卷宗，筑在屋之后面荒园内，而屋后所落之弹，即紧逼此洞，逐全部震塌。经发掘后，物件受损不大，卷宗完好，惟有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以身殉职，实堪惋惜。此外全体同仁及眷属与联大全体师生，均各无恙。联大翌日照常上课，本校办事处即将整理，过去工作部分迁移乡间办理，其他部分，均恢复常态矣。……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18]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较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严重得多。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昆明报刊于8月15日以“摧残我最高学府，敌机炸西南联大，校舍图书仪器损失重大”为题，报道了联大遭轰炸的情况。文中称：“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有计划的轰炸，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前四日敌机轰炸市区或郊区时，其机群均同时出现，而昨日则分批而来，每批九架，相距时间约五分钟。第一批于十点十分自西南窜入，直抵大西门外联大校舍上空，投弹约三十余枚，即行逸去；第二批旋即从原路窜入，抵达市区东郊拓东路一带，盲目投弹约二十余枚，该处邻近之联大工学院侥幸安然无恙；继则第三批窜入，仍抵达联大校舍上空，又复投下大批爆炸弹，旋即逸去。炸后各部出动人员甚为努力，联大同学自郊外疏散者亦返抵该校，协同整理善后，当在校内发现受伤者还有二人……一为同济学生，一为该校校警……该校各部几无不遭炸弹波及。”具体损失情形，据校方统计，宿舍方面：新校舍男生宿舍、师院女生宿舍、南院女生宿舍、教职员宿舍均严重被毁，损失甚重。图书仪器：第七、第八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一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内有清华名贵图书甚多，悉成灰烬。其余，常委办公室、出纳组、事物组、训导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法律系政治系等办公室亦受震不能应用。又该校新舍篮球场与北院尚有未爆发之炸弹各二枚。

文中对图书馆的损毁报道有一点失实，因联大图书馆早有日常防备，空袭警报一响，图书馆人员就要携带贵重图书和读者一起到山沟里隐蔽。为躲避轰炸，除必要的参考书外，大部分图书都要存放在乡间。此次轰炸，致使书库北部中弹倒塌，阅览室的屋顶和门窗被震坏，并引起火灾。经奋力灭火和抢救，幸未造成大损失，图书被毁两三百册，但阅览室的杂志和报纸因水淹土压而全部报废，馆中设备也大部损坏。联大图书馆在遭到日军轰炸以后，经奋力抢救，仅一个月便修复开放，

当时正值暑假，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而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据当时《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19]

在这里，我们又禁不住慨叹，在梅贻琦这位看似文弱的知识分子身上，何以蕴藏着这般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支撑联大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而敌机空袭仅其一端而已。连蒋梦麟都不得不赞叹，“清华的梅校长的苦干精神，真是叫我佩服的，我愿意送他一个‘骆驼’的徽号，来形容他的任重耐劳的伟大！”^[20]此可谓知人之论。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梅贻琦才不畏艰难，踏踏实实，一件一件事认真去做，在惊涛骇浪中将联大这艘巨轮驶向了胜利的彼岸。联大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梅贻琦任劳任怨的踏实工作是分不开的。此处所说的“骆驼”精神，正是一种在艰难困苦中坚毅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也是对联大人刚毅坚卓精神的极为准确的概括。

实际上，日机对联大的轰炸应该说早在长沙时就已经开始了。前文提到，清华大学在抗战爆发前便已在长沙等地建有部分校舍，三校联合时才决定先到长沙。后由于原清华特种研究所房舍不足使用，旋即购地扩充校舍，建筑了甲乙丙丁戊己六幢新房，先后于1938年春初完成。新建之长沙临大校舍尚未住用，临大又奉命西迁昆明，想不到此处校舍却横遭日寇飞机轰炸。第一次遭到轰炸是1938年4月11日下午3时，来袭敌机3队，共投下重磅炸弹20余枚。“共计损失价值估计十万元左右”。长沙临大新校舍于1940年秋、1941春，又先后遭到日寇飞机第二次、第三次轰炸。梅贻琦在《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一文中记述：“敌机复于1940年9月3日及1941年3月3日，两次对此空屋，大举投弹，巍巍建筑，屹立如故（此前，清华已修复了第一次被炸坏之新校舍——笔者注），仅东楼墙角略受损及少数门窗房间破坏，旋即酌予修复。敌人之摧残我教育，只不过其一端，而我长沙校舍倘非借岳麓山为之屏障，则其所受之摧残，恐必不只于此。”故而联大人都应该庆幸当初迁到云南的英明决定，倘若留在长沙，后果将不堪设想。

之后，联大于1938年4月将重要珍版图书417箱运至重庆北碚，托存在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这些图书计有：西文193箱；中文224箱；中文杂志53种。但这批珍贵图书也未幸免于难，据中央工业试验所之顾毓泉于1940年7月7日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称：6月24日有三批敌机经过北碚上空。第二批敌机经过时约在下午三时左右，投下炸弹与烧夷弹多枚，被炸面积甚大……长约十二里阔约五里，北碚镇上房屋被炸最惨，几去三分之一。”“贵校存书处所中烧夷弹数枚，顿时冒烟起火。……及至警报解除火已蔓延全部……救出贵校所存珍版中国书籍约一千余本，损失之大，惋惜无已。”同年8月29日顾毓泉先生又函告梅校长：“查敝所房屋于6月24日中弹焚毁后，7月初即雇临时工人8名，清除毁后废墟……抢救出遇险之图书，于7月间己加曝晒，因用水灭火关系，书籍受淋过重，曝晒为时甚多，本月有敝所职员两人，会同雇用之师范学生两名加以整理，为时己达匝月，始将中西文图书五千册理楚一清，其目录亦经编就，图书之不能自成一册或书面毁损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者为数甚多，现将用箱包三十余包妥装，以便贵校日后派专人整理时，或有用处。”据了解，当年书面被毁损之珍版图书，现在仍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些焦痕累累之图书，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摧残我教育之物证。^[21](www.xing528.com)

在对昆明的轰炸中，市民不时有数十、数百人伤亡，联大师生含眷属由空袭直接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大约是20人左右。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的《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引述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字，自1938～1941年，昆明由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044人，伤者数为1414人。比较一下，联大的伤亡数应该是很小的。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以下两点：一是联大校舍位于城郊，教师们也多住在郊外，疏散远较市区方便；二是联大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跑得快，在较短时间内能迅速疏散。

日军轰炸后方的目的是企图摧毁后方人民的抗敌意志，而事实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其罪恶目的，反而把后方人民同仇敌忾的士气激发出来，把原来各自为谋涣散的民心拉紧了。朱自清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哪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敌人是咱们大家的，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谁都觉得这一回抗战是为了咱们自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22]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的心拉在一起，一己的得失计较消融在对群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关怀上，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亲密了。过去阻隔在老师和学生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被拆除了，老师不再是隔着一段距离的那个“为人师表，高高在上”的形象了，老师和学生一样地都面临着生命威胁，一样地都在生死存亡中挣扎。陈岱孙晚年谈到当时的师生的关系时说：“老师与学生亲密一致。这与抗战有关，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也是好学风。”^[23]师生一起跑警报确实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冯友兰教授在1941年8月14日联大被炸以后，在教授会上对当时师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反省，认为：一、一般人对于抗战的警觉、热烈似乎不及从前，往好处说，是镇静，往坏处说，是疲玩，如毕业生选择职业所取的标准是看待遇的优厚，所以宁愿去银行等金融财政机关，而愿去军事机关服务者，不如以前踊跃；二、学生的读书风气不如以前浓厚，图书馆将开门时，许多人排队占座位的现象不见了，其原因是学生“跑警报”占用时间多了，外出兼差的多了；三、教授中间原来见面时总在讨论抗战的消息和国际局势，现在讨论的多是米价的高低，油盐的贵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否果因对于生活底注意，而减少对于国家民族的热诚，以及工作的效率，这是我们所应当反省的。这次敌机轰炸予我们一种警策，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作一反省。”^[24]艰危之中犹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联大教授用来要求自己、要求学生的精神品格。

潘光旦作为联大教务长，则更多的是从教育者的角度看问题，竟发现“跑警报”对受教育者的身心修养亦不无益处。这种疏散虽然对学习系统的书本知识有一定的冲击，但却使学生有了一个从课堂、书本的藩篱中解脱出来的宝贵机会，得以长时间地亲近、品味、欣赏自然。在不断地晤对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万物的明灭生息往往能够让学生获得在书本当中不可获得的启悟，对此，潘光旦是这样认为的：

“抗战军兴，大学所在地之都市时遭敌人之空袭，于是全校师生不得不作临时远足之计，或走森林，或隐空涧，或趋岩穴，或登丘垄，谓之“疏散”。窃尝思之，疏散之发，自修养之立场言之，乃竟有若干不期然而然之收获。之时间，少则数小时，多则大半日，是学子之时间解放也，疏散亦为距离之重新支配与空间解放，更不待论；而疏散之际，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然一旦抗战结束，空袭无虞，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为青年之身心修养计，亦将有一积极与自觉之疏散办法否乎？是则我所亟欲知者。”^[25]想不到跑警报还有其促进思想、意志成熟的“潜功能”（这个概念借自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指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或文化事项，在行动者主观意欲达到的目标之外，具有他未曾自觉而潜在地达到了的若干后果）。潘光旦先生对教育有特出的见解，在他代梅贻琦起草的《大学—解》里，谈到当前大学教育的问题时，认为大学生生活中最感缺乏的是个人的修养。由于青年学程太多，闲暇太少，没有时间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欣赏、体会自然万物，没有充分的自修时间来咀嚼融化知识；由于缺乏自我独立思考的空间，事事附从社会化、集体化的要求，不能充分制裁一己的情绪，磨砺一己的意志，达到自我修养目的。而当前的“疏散”，竟不期然而然地具有加强青年自我修养的功效。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在谈到剑桥教育的时候也有过精彩的发挥。他说：“依我想，剑桥的‘心’教也许才是真正的精华：‘心’教是每个人对景物的孤寂中的晤对，是每个人对永恒刹那间的捕捉。剑桥的伟大之子，不论是大诗人或大科学家，对宇宙人生都有那种晤对与捕捉。剑桥的教育家似乎特别重视一景一物的营造，在他们看来，教室、实验室固是教育的场所，但一石之摆置，一花的铺展，也都与‘悟道’有关。在根本上，剑桥人相信人的真正成长必须来自自我的心灵的跃越。……剑桥不把三年的课程填得满满的，一年三学期，每学期只有九个星期，它是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去涵泳，去自我寻觅。”^[26]

潘光旦说空袭疏散引起人们跳出日常琐事，思虑跃升玄远之境的观点并非他一人的经验。吴宓由于感情生活丰富而坎坷，多悲苦之心而轻视死生，在跑警报时往往能够“意殊坦适”。如吴宓在其1940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11：00警报至，至旧地山上花坑中避之。食面饼，读《楞严经》。”1940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9：00警报至，独行至旧地山上花坑中坐避。是日炸马街子、温泉等处。食面饼。作《梦觉》诗之（二）、（三）、（四）。”^[27]这种泰然自若倒真有点可敬可爱。又如1940年10月13日联大和云大等地遭到轰炸的那一天，吴宓就借机在城外旅游，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寓所未遭炸中，便感慨“匪特性命得全，而且归来检点书物，丝毫无损……能不谓天福我独厚耶？其枕上成诗一首，记当日之事，诗中云：“重谢天恩今日免，同遭横祸几人归。”^[28]当天晚上，吴宓竟准备照常去上他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课，但因为“仅到许渊冲等二生”，便没上成。15日，他上“文学与人生理想”一课，虽“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身……”^[29]

人们从实际的生活情境里历练得来的情感和认识，远胜于空洞地在讲堂上所灌输的教条。我们不妨把日军空袭带来的一切生活的变化看作一个天然的巨大讲堂，联大师生在此共同学习到的情感和认识是相当丰富的，诸如民族情感的强化、个人意志的磨砺、师生感情的融洽等等。总之，跑警报确是1940～1941年间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跑警报在打乱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心态以及人际关系的若干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时大学文化的一种独特性。文化有塑造人的力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创造文化更为根本些。人的种种遭遇，人的喜怒哀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应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宣战，中美成为盟国，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昆明，跑警报才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1943年间，陈纳德的“飞虎队”已常驻昆明。经过几次空战后，日机遭受重创，从此不敢再来昆明骚扰。联大师生们总算可以重回安静的课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