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警报对昆明造成的影响

一、跑警报——战时风景

从西南联大到昆明后的第二学期开始，师生们便处于时时有可能遭受日军空袭的危险之中。最初，日本人对昆明的空袭只是为了对大后方进行骚扰，从精神上对大后方的民众进行威慑，轰炸昆明的次数尚少。在日本人占领越南、缅甸后，云南便成为抗日的前沿，日本飞机就开始了对昆明的更为频繁而疯狂的轰炸。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尤以1940～1941年为最。在这期间，空袭确为影响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重要因素。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疏，以至于消歇。

最初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名义上组编了高射炮团，实则仅有高射机枪而已。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敌机在低空飞行以外，难以对高空投弹的敌机形成有效打击。在1941年12月18日飞虎队来昆明担任云南境内的对空作战任务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日本飞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以说是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一有警报，国民党空军自己先把飞机飞走保护起来。昆明根本谈不上什么空防，西南联大也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只有跑到室外找个地方躲起来。

那时躲避日机轰炸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成为战时的流行语。刚开始跑警报时，警报一响，日机一来，全校师生闻声纷纷向郊外跑，郊外不是日机轰炸的目标，因而比较安全。在壕沟里可看到日机在天空盘旋和丢下的炸弹，并听到阵阵爆炸声，那架势确实够吓人的。倘若要说空袭对联大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跑警报要比遭受轰炸更为巨大，因为跑警报持续的时间更久，波及面更广。

实际的情况是，“警报比轰炸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炸大。与其说怕轰炸，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炸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有干等着。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1]初期因对敌机轰炸规律尚不清楚，跑警报也没有经验，心里没有把握，自然容易慌乱，别人紧张自己也跟着紧张，此时笼罩群体的气氛是惊慌和逃命要紧。

当时警报有三种。一是预行警报，意为敌机刚刚起飞，其表示方式为在五华山上悬挂3个很大的红色气球（一说为在市区醒目的地方挂一个大红灯笼，解除预行警报时挂两个大红灯笼）；二是空袭警报，意为敌机飞入云南省境内，方式为拉一短一长的汽笛；三是紧急警报，意为敌机已经飞入昆明境内，表示方式为拉连续短促的汽笛。警报在那个年头成了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常识。

后来，人们对敌机出没的大致规律和破坏的程度可能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跑警报也更有经验了，此时便不像初期那么惊慌失措了。跑出经验以后，每当有预行警报，市民们就开始向郊外移动。而联大的师生此时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才动身。1941年1月9日，梅贻琦日记中记述道：“上午9点有预行警报，到办事处后，见办事员有先自离去者，严予告诫。”^[2]原因是联大的两处校舍都在城郊，跑警报比较方便，用不着那么早就丢下工作跑出去。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就愿意继续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回忆道：“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3]

“跑警报”而能从容应对的，梅贻琦应该算一个。据学生们回忆，梅贻琦平时总是拄一把伞，安步当车，遇到跑警报时，他不是跟着人们拥挤在一起跑，而是疏导人群，很有绅士风度。他的夫人韩咏华也说：“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4]

一般都是上午开始“跑警报”，下午三四点钟才回来，各人带点干粮当作午饭。有的同学还带着书，在郊外自习功课。白天“跑警报”，耽搁的课，老师便在晚上给学生补。当然也有的教师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干脆就在野外给学生上课。如社会学系教授陈达跑警报时把课堂搬到避空袭的场所，在小山树林间讲授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

联大师生是善于苦中作乐的，即使是当时心里十分恐慌，他们也总是找另一种方式来寻求解脱，以减低生活的苦涩艰难。陈寅恪就曾作一联形容跑警报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可谓既幽默又贴切。“每逢晴天，我们望见市区高处悬起的警报球，即收拾杂物准备落荒而走。有时到山冈矮松林内席地而坐，看太阳经天，听野鸟歌唱，待落日衔山时再返城内。”^[5]这“即便不说是一种享受，也决不能说是受罪”。昆明比起重庆来又是另一番情景，重庆作为陪都，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警报远较昆明频繁。一大群人呆在又热又闷又潮，点着灯的山洞里，一点舒服也谈不上的。昆明警报虽多，真正轰炸的次数并不多。警报来了，大家跑到郊外，轰炸时钻进深不及三四尺的壕沟，大部分时间享受野外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www.xing528.com)

在跑警报特殊的气氛下，促成了不少男女恋爱的机缘。费孝通说：“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特别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6]汪曾祺写道：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7]

联大的师生大多数还是会觉得跑警报太浪费时间，消磨这段时光的最好方式一是聊天，二是看书。吴宓在日记中提到他在跑警报的过程中，在野外读的书有《维摩诘经》、《涅槃经》、《佛教史》等。不过跑警报最方便最自然的方式还是闲聊。跑警报时间长了，个人都有比较固定的地点，所遇往往是熟人，跑警报也就成了大家聚谈的好机会。费孝通写道：“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有时我还带本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究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了。”^[8]

跑警报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根据空袭的紧张与松弛程度，联大多次调整上课及办公时间，大致是上午7～10时、下午3～6时上课办公，力争减少空袭带来的损失，其效果是良好的。因为昆明的警报一般是上午10点钟左右来，午后解除。清早或晚上来警报的次数很少。

跑警报的确对师生们的教学和生活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以联大学生而论，约等于一个半学期的上课时间。^[9]1939年入学的联大经济系学生叶方恬在文章中说：“上课的时间是缩短了，重要的图书和仪器疏散了。极度疲乏的时候念书效率的锐减也是意料中的事情。”^[10]

另外还有一些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跑警报时，大都要把一点值钱或自己珍重的东西带在身边。是所谓“警报袋”或“疏散袋”。据汪曾祺记述：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金岳霖先生抗战时写完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有一次空袭警报时，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就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回去，把书稿忘在那里。等到记起来时再回去找，已经找不见了。后来，他只好把几十万字的书又重写了一遍。《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不慎丢失，他当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11]据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李树青回忆：“有一次我们逃警报去郊外过了大半天，下午返回北门街寓所时，看到门锁已被扭断，进去后发现几个房间在警报期间被窃贼破门偷窃，最可惜的是我抄写得整整齐齐，放在新购置的手提黑皮包内准备出版的二十几万字的稿件《中国土地问题调查报告》，也被偷去。殊为可惜。”^[12]

许多教授为避空袭，举家疏散到乡下，物质条件更加恶劣，也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每次进城出城往返费时费力。据冯友兰回忆，当时疏散在乡下有两个中心，东郊是龙泉镇（距城大约十七八里地），西郊是大普吉，这两个地方住的联大教授很多，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中心。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40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栓，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13]这匹马也成了联大的一景，同学们只要在校园里看见这匹黄鬃马，便知道周先生来了。还有沈从文等教授也是租马来上班的。吴大猷住在昆明北门外5公里外的岗头村，他说：“从岗头村步行到学校，要一小时，我住在岗头村早上五点多钟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学校。有时刚刚走到学校上课，便逢着警报；立刻又要赶回岗头村。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20里，不几天便要打掌。”^[14]此外还有骑自行车、坐马车进城去上课的，如数学系教授姜立夫，因体弱多病，又住得较远，不得不坐马车去学校。那种所谓的马车并非轿式的，只是一匹骡马拉着有两行木条板座位的木排子车，可容五六人乘搭，风吹日晒雨淋，并不舒服。姜先生却不辞辛苦，长期坐这种马车入城教学。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文中谈到1939年为了避免空袭的危险，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无可奈何之中，勉强找了一个点菜油灯的理由，说是电灯比不上菜油灯有诗意，聊以自慰。——“无非因为我享受不着电灯。葡萄并不酸，但是，吃不着的葡萄就被认为酸了。”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每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15]

1941年底以后，空袭渐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不少疏散在乡下的教授陆续搬回城里，但此时昆明物价上涨，房租也上涨不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有一些教授仍留在乡下居住。

当然，空袭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们不得不经常面对死亡。一次上课时，敌机来袭，教授们只好就近隐蔽。师院的陈友松在前，华罗庚教授行走不便，拄手杖在后。突然，一颗炸弹掉下来，飞扬而起的泥土把华罗庚教授埋住了半身。陈友松教授见状，忙和其他教师们一起，不顾空袭危险将华罗庚教授救起，并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据杨振宁回忆：“1940年9月30日我家所租住房直接中弹，使微薄家财大部被毁，幸而全家躲入防空洞而未受伤。几天后我带着铲子回家，为能挖到几本书而惊喜。”^[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