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独有的“两高”“双抢”现象

五、联大独有的“两高”“双抢”现象

与西南联大的高成才率相对应的是它的高淘汰率（即“两高”）。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附《本科毕业生统计表》统计，1938～1945年联大共毕业本科生3730人，而八年中联大在校生达8000人，减掉期间从军学生1100余人，联大学生的毕业率仅有54.06％（当然也有因战乱造成的学生流失），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联大理工科的学生淘汰率多在l/3以上，有的系甚至达到3/4。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在学期成绩中，有1/2不及格者，勒令退学；如成绩有1/3不及格者，可留读一期，读后如仍有1/3不及格者，也得退学。如果专业主课不及格者就要转系；比如读经济系，而经济学概论不及格者，就没有资格再读经济系了。因此学生对考试特别重视，指定参考书不能不看，布置的习题不敢不做。听说考联大当时是30人取一个，入学就难，到毕业时，还要淘汰掉不少人。如此高的淘汰率是因为联大教师对学生学业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通过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促进了学生勤奋学习，而且培养了学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学术操守。

当年联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邓稼先，每当谈起自己的几位老师，敬佩之情便溢于言表：吴有训先生抱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七七事变后，带着刚刚分娩的妻子，南下长沙，转道昆明，受任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协助康普顿教授工作，以精湛的实验技术，透彻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康普顿效应。这是当时开始建立并发展成为20世纪重大科学的分支——量子力学的重要基石，此成果是吴先生早期的卓越贡献。他于1926年获得物理博士后回国，康普顿在1927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十分赞赏吴先生的精辟独到的见解和实验才干，他曾对杨振宁说吴先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

吴有训先生上课常常只带个提纲，但却阐述透彻，合乎逻辑，还辅以课堂演示。他要求学生首先打好基础，这也是清华的传统。普通物理学是物理学系的重要基础课，总是由吴先生自己来讲。在课堂上，他对于重要的基础概念，总是反复讲解，务求学生理解透彻。

吴有训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物理，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凡是到过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学者都不会忘记，在那里进行研究工作，要自行设计并动手制作仪器设备，那里造就出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康普顿把这个传统带给了吴先生，使他在芝加哥大学已掌握了好几种工艺技术，具有精湛的实验技能，这是他获得突出成就的基础之一。吴先生回国后，无论在清华还是在联大同样注重实验，积极扩建实验室。他自己作木工活，拔石英丝，安装实验设备。他要求物理学系的学生学化学须和化学系的学生做同样多的化学实验，还提倡学生选修制图、车工、钳工工艺、电工学、化学热力学等工学院的课程。他经常告诫学生要锻炼动手的本领，说：“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

吴有训先生对教学工作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他经常检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不自以为满足，唯恐有了差错而贻误后人。对讲课的内容，他也每次开课都修改充实，把新的信息传授给学生。他反对读死书，重分数，—次考试就影响前程，认为这样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与他重实验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曾用劳伦斯在芝加哥大学时成绩一般，可后来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对于现代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等例子来鼓励学生。

还有赵忠尧教授，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完成过一件当时属于物理学发展前沿的突破性的工作。英国的狄拉克当时提出新的原子理论，预言正电子的存在，后来被安德森在实验上证实了。1934年狄拉克得到诺贝尔物理奖，这是奖给他的原子理论的。1936年安德森得到诺贝尔物理奖，这是奖给证实原子论的实验的。安氏自己说，他证实正电子存在是得益于赵忠尧的工作（原来我们离诺贝尔奖曾经那么近）。而邓稼先在三四年级时听过王竹溪先生讲的热力学和电动力学，他极其认真地整理王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并细心收藏，视若珍宝。

据邓稼先的同学郭沂曾回忆：邓稼先学习很刻苦，除了专业成绩好。还很注意学习外语，为了学好英文，他还背过袖珍牛津字典。后来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老黄牛精神，早在大学时期就已表现出来。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留学深造。两年后，即1950年8月20日，他在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取得了物理学博士。这年他刚26岁。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便动身回到了祖国。他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学部当秘书，跟着吴有训副院长工作。不久，他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谁知没多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至于他的成就，他当时只字未提，后来报上发表了“两弹元勋”的介绍，人们才知道他这20多年来作出了这么重大的贡献。我们也才明白为什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六七年时间，而我们却只用了两年。^[41]

与邓稼先一样，当年物理系还有几个人学习非常突出，在联大校内很有名。如在1942年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的杨振宁、张守廉，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来联大读研究生兼做助教的黄昆，当时就有人称他们为“物理系三才子”。后来，他们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如杨振宁和李政道在高能物理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1956年，他俩在美国对“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见解，并得到实验证实，因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有林家翘和黄昆，林家翘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是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黄昆是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且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20世纪80年代初，具有世界性权威的“国际量子、分子研究会”经过投票表决，通过接受中国科学家唐敖庆教授为该会第29名成员，并聘请他担任该会主办的《国际量子化学杂志》顾问编辑，负责审阅或裁决关于群论、图论的量子化学方面的文章。国际量子、分子研究会的29名成员均为世界一流科学家，其中有7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唐敖庆是这个组织中唯一的中国化学家。难怪瑞典著名物理学家、国际，量子分子研究会主席，《国际量子化学》杂志主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罗夫丁来中国访问后，感慨地称唐敖庆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呢！中国理论化学的奠基人非唐敖庆莫属。唐敖庆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当年在联大化学系的锤炼分不开。抗战胜利后，唐敖庆被选派赴美留学，1950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同他的老师们一样，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他更忘不了，是因为曾昭抡教授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东行日记》征服了他。他为曾教授的学识文采倾倒，为文章描述的北大化学系师生到日本的考察生活所吸引，于是他慕名报考了北大，成了曾教授的学生。^[42]

联大化学系也是以“严格”著称的。从系主任杨石先的仪容就能看出他做事的一丝不苟。杨先生早年是足球运动健将，身材魁伟，器宇轩昂。他讲究仪容，总是衣冠整洁。他的西装背心的小口袋里揣着一只金壳怀表，表链上悬挂着他在国外学习时得的荣誉纪念物——一枚金钥匙，同时手腕上还带着一只手表。每次上课他很快便点完了名，学生迟到超过10分钟，就不准进入课堂，记为旷课。这些微细的地方都显示出杨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追求课堂效率。化学系的普通化学、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定性分析是重要的基础课，学生比之为“五关”。教这几门课的都是名教授，过不了这“五关”，就不能在化学系念下去。化学系一学年下来，至少有1/3的学生被淘汰。那时除了国文和中国通史外，几乎所有课程的教材都是英文的，一般采用美国流行的教本，虽然教师讲课多用汉语，但板书、考试、练习、报告和答卷全用英文。英文较差的同学，在一年级时就得在英文上下工夫。经过这样的训练，到大学毕业时，英文的读、写和听方面，基本能够运用自如。

联大生物系的学生都知道，李继侗老师考试给分很严，即使考得59.95分也不给及格，对他儿子也不例外，同学们都有些畏惧心理，但大家还是愿意听他讲课，因为每一堂课都有许多收获。他教学效果好，不仅仅是由于他讲究教学法，更重要的是他生物学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还注意结合本国、本地实际来教学。李继侗是第一个获得美国森林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24年，他年仅29岁，他的博士论文《森林覆被对土壤温度的影响》便突破了森林学研究长期沉闷的空气，填补了森林生态学空白，为祖国争得荣誉。当时美国耶鲁大学以专著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连他的导师写文章时也引用他的研究成果。1925年他载誉回国后，曾是南开大学生物系唯一的教授，几乎能够讲授生物系全部课程。(www.xing528.com)

在工学院方面，清华大学的影响最大。学生勤于学习，教师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某些基础课不及格的学生有时达1/3，学生的淘汰率很高。还有一些因发现自己的志趣不合而转系的。一年级下来，淘汰率不大。二年级是个刷人的关口，尤其是静动力学和材料力学，这两门课在工学院被认为是学工程的基础，若学不好，下面的功课很难读下去，所以这两门课小考频繁。一般的课只有一次大考，最多期中有一次小考，这两门课则是两周考一次，后来竟每周考一次（每周学时增为四至五个）。有些学生过不了这一关而被淘汰。修满了学分才能毕业，但必修课的学分是不能用其他选修课的学分代替的。体育就是一门不能替代的课。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体育课，这个关是马约翰教授把住的。

同时，工学院的教学也尽量做到联系实际，以土木工程系而论，可以说是联大各系中最“富足”的，其原因是：1937年暑假，清华大学土木系1938届、1939届学生在施嘉炀、吴柳生，覃修典等教授率领下携带全部测量仪器到山东济宁进行测量实习，因此北平沦陷时，测量仪器得以全部保存下来，并运到昆明。因而在西南联大土木系的测量实习中，可以做到每两人有一台经纬仪和—台水平仪；在大地测量和天文测量的实习中，有蔡司精密经纬仪、精密水平仪和标准铟钢尺可资使用，这在当时是令其他大学眼红不已的。工程材料实验室的设备也较多，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为当时各大学之冠。因此，该系的工程测量的实习，往往是城市、公路、飞机场等地的实地测量，水力学与水利部水力实验处合作设立水工试验研究所。道路工程与交通部公路处合作设立了道路材料试验室。抗战时期，昆明等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但联大电机系仍尽可能地加强与生产部门的联系。同学们在三年级暑期都安排了生产实习。机械系则在当时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建成了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以利于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大都有联大工学院培养的人参与其中，且成为骨干力量，这不是偶然的。

这种谨严的治学态度已经形成了西南联大的科学精神，凡是有违这一精神的行为都为西南联大所不容。严格的要求，不仅使学生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而为将来的科研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中培育了谨严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规划了他们将来治事做人的轨道。西南联大的学生能够在1949年以后成就大业，以致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占据重要的一席，显然与在西南联大时期受到谨严精神的熏陶有着直接关系。李政道认为：“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学物理过程中的大关键，因为有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哥大学之后，便可立刻参加研究院的工作。”^[43]扎实的根基，应该包括了谨严的治学精神。李政道的话具有代表性，杨振宁等凡是后来取得成就的西南联大毕业生，都有同样的感受。

深厚的爱国情感与振兴中华之志气，使得广大师生团结一心，教授治学严谨，学生勤奋刻苦。不论是在教室、图书馆、科研室，还是宿舍、操场、校园小径，不论白天还是深夜，都有师生们潜心钻研、谈经论道的身影，甚至在校外的茶馆，也回荡着他们热烈地讨论学问的声音。

那时各门课基本无固定的课本，主要是靠听讲时记笔记和课外自己去寻找和阅读指定的参考书及有关资料，所以教师指导下的自学占很重要的地位。联大学生普遍学习都很勤奋，学习时间抓得很紧，不少人晚上学习到很晚才睡。他们吃着“八宝饭”（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名）。住着茅草房，却到图书馆排队抢座位、抢参考书（即“双抢”），“教室里有人隔夜就占有位子的”^[44]或者“泡茶馆”读书、演算习题。“联大养成这种读书风气、求学精神，固然是因为学校功课逼得紧，多半亦因为同学们自觉地认识到，在那艰难困苦的时代，读书的机会来得不易……同时激于敌人不断地疯狂大屠杀，我们肩膀上总好像担着一副沉重的担子，想着如何才能对得起无数死难的同胞，想着如何才能替国家社会做点事，使自己的国家不再受人欺侮”。^[45]

当年的联大教授，后成为美国学者的伍启元先生分析说：“如果我们把联大所训练的学生移到美国来，继续研究工作，则他们的成就，将远超过美国的一般水平。在这方面，我们只举三个例：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可以举由吴大猷教授亲自训练出来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同学；而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可以提出由清华大学历史系训练的何炳棣同学。前两位是人所共知的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笔者个人从人文科学的立场，更坚认何的成就不在他们两人之下。何的主要贡献，是在用人口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46]

在《吴宓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夕，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47]可见何炳棣在上大学时就曾得到诸位大师的指点栽培。

我们不妨来看看杨振宁先生是怎样评价西南联大对他的培养的，“在1942年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士学位后，我即成为该校研究生。我的论文是统计力学方面的，导师是王竹溪教授……王先生将我引入物理学这一领域，自此以后它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领域。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此我受到极好的本科教育和同样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很差，然而西南联大的群体，即教师、学生和行政领导，以良好的风气和非常认真的教学态度弥补了这一缺陷。图书馆的书不多，期刊通常要迟到两年。但是我在那个图书馆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的教室在冬天由于透风而寒冷，实验室所需设备不足，但讲课都很系统，老师作了很好的准备，所讲内容很有深度。我至今仍保存着那时王先生所教量子力学的笔记，它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资料。……我对于物理学的爱好和判断大部分是在联大的6年（1938—1944）期间形成的。每个创造性活动中，一个人的爱好、能力、气质和机会决定了一个人的风格以及由之而来的成就。”^[48]

杨振宁先生对当年的教风、学风尤其难忘，觉得对他影响至深，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到：“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显然，杨振宁先生的成功是与联大的教风、学风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杨振宁先生的成功也是西南联大教育的成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为人生之一大快事。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就是这样在跑避空袭、衣食堪忧的恶劣环境中仍如此看重学术、培植后学，他们是“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的力行者。古语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西南联大诸师的心血没有白费，联大学子们深受教益，达到了“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礼记·学记》）的境界，因而成才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