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及报国途径

四、中兴业　须人杰

西南联大学人报国的途径，一是钻研学术，多出成果；二是为国育才，多出人才。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联大教师不畏艰苦，坚守岗位，甘于清贫，认真治学，埋头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他们明白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为抗战建国育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坚信“千秋耻，终当雪”，应为“驱除仇寇，复神京”的“中兴业”做好准备。他们懂得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所以勤奋敬业，努力探索，严格要求，倾其所学，不遗余力地培植后学，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学生为求知识，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在老师的影响下，联大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不为困难所屈服。许多学生的课本、讲义封面上赫然写着“读书救国”四个醒目的大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肩负的重任。陈岱孙在谈到联大学生为什么努力学习时说：“联大许多同学勤奋好学，大家都感到现在是抗战时期，他们没有扛枪去同敌人打仗，那就应该好好读书，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求得知识，培养自己，将来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36]这种教和学尽职尽责的态度和氛围，为人才辈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学者云集，许多学生慕大师之名投奔联大，在联大又慕名选课，这是当时的特点之一。闻一多是著名诗人、学者，其治学理念独到，“所见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因而选修他的课的人很多。他曾赴美留学，学的是美术，每课必口讲指画，感情充沛，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闻先生讲课善于联系实际，在讲杜甫的《石壕吏》时，以亲身见闻向学生讲述一个士兵因病被遗弃而自杀的惨状时，他失声痛哭。并愤怒质问：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惨？他还常常深沉地反复吟诵屈原《离骚》中的名句“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学生深受感动，每有不知不觉已潸然泪下者……因此，闻先生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有时教室外也围满了外系、外校的学生，其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凡听过闻先生课的人，大都感觉不管多么古奥的辞章、艰涩的文句，先生总要校核准确，旁征博引，使听课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仅字句注释精当，还要把你带到课文中的意境，和作者息息相通。郭沫若曾在《闻一多全集》的序中评价：“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是后无来者的。”^[37]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爱惜后学，严格要求，言传身授。他带领学生步行深入云南崇山峻岭间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口问手记，搜集资料。罗先生研究学术问题，总是先搜集掌握丰富资料（包括已有文献和实际调查得来），然后仔细研读、比较，从中找出规律，方可得出结论。他继承当年胡适先生在北大强调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精神，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所以他的著作总是实事求是，为不二之论。他一反保守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于人”的陈腐观念，决不藏私，而是“要把金针度于人”。他把自己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和心得总结为“读书八式”和“研究四要”传授给学生，学生们获益良多。

陈岱孙讲课深入浅出，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起源、动力，到效用、供求、价值等等，用极简练的语言把课程的核心讲透，吸引学生畅游其中。现在中国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以曾作为他的徒子徒孙而自豪。

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患贫血病，曾晕倒在去上课的路上。但他却从不缺课或迟到早退，给大学一年级新生讲中国通史，像说书人讲故事一样，由趣味引出知识，学生听得轻松愉快，老师讲得幽默生动，渊博深厚的功力尽显。(www.xing528.com)

联大外文系学生、著名翻译家李赋宁曾撰文深情回忆联大的几位老师在教学中对他的影响，“朱自清教授教国文，一方面严格要求古汉语基本功（断句、标点、解译词义等），另一方面也着重训练学生分析和赏析作品的能力。……陈福田教授编选的大一英文教科书里有几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莫姆的《一位中国哲学家》，埃默森的《论自力更生》等。刘崇鋐教授教的西洋通史课要求学生每周阅读指定的用英文写的西洋史参考书。我记得同学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奋心理去阅读耶鲁大学历史系名教授罗斯托弗泽夫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刘老师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对学术研究发生了兴趣。此外，我还旁听过闻一多教授讲授的唐诗课程。闻老师喜用英语的文学批评术语解释、评论唐诗，并喜把唐诗中的意境和拜伦、雪莱诗中的意境相比较，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吴宓教授严格要求人名、地名、书名和历史年代的准确，绝不允许马马虎虎的作风。另外，他还非常重视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不仅强调历史事实的准确，而且要求对文艺思潮和思想史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精确的表达。吴宓教授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认为文学是对人生的评论，文学具高度的严肃性，表现高度的真理。吴宓教授推崇古代希腊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这一切对我的世界观和学术观都有深远的影响”。^[38]

沈从文开《中国小说史》一课，涉及的许多资料是学生不容易找到的。他就自己拿夺金标毛笔，用筷子头大小的行书抄在宽一尺、长四尺的云南竹纸上，抄好后，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这无疑省去了学生查找资料的麻烦，但自己所付出的辛劳却是巨大的。在教写作课的时候，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不是评析文本的得失，便是从学生的习作谈开去，去阐述自己有关创作的观点，有的读后感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另外，在写读后感之外，他还会推荐一些与学生的作品写法相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期望学生去参悟写作之道。^[39]

与沈从文的敬业精神相比，朱自清尤有过之。王瑶在读研究生时，选修了朱自清的“文辞研究”课。因为那门课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课程，内容专业、枯燥一些，所以，只有王瑶一个人选修。对此，朱自清并未因为自己所上的课只有一个人选修而有丝毫的懈怠；讲课仍同大班上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讲解需要的材料，一条条抄写在黑板上，而且一次课都不缺。他要求王瑶写读书报告与组织考试，哪一项内容都不减少。另外，有一次，朱自清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可是，恰恰在当晚他身患痢疾，一个晚上拉肚子30多次，但他仍然连夜认真批改作文。第二天，他脸色蜡黄，连脸都顾不上洗便去上课了。^[40]

已被公认为学术泰斗的陈寅恪，对待上课也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上课的地方在文林街，而住处却在靛花巷，两地相距一里多，而且中间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坡。每次上课，他都用黑色包袱包着一大包讲课涉及的书籍，一直走到教室去。每次走进教室，他都是满头的汗，显得很疲累。当时年已50多岁的他，由于视力很差，又有腿疾，学生们几次提议去接他，都被他拒绝了。讲课时，他详细地将要引证的材料一字不落地写在黑板上，两个备用的黑板总是被他写得满满的，然后，他才坐下来闭着眼睛讲课。可见，他早已将所讲内容烂熟于胸，学生们多次建议帮他抄写史料，他都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