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三知其不可为而拉曼效应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942年恰逢中国物理学会诞生10周年，也是牛顿诞生300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联大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对与会者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他说，如果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从牛顿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不过300年，我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300年与5000年相比，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勤奋的，我们一定有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在科学技术上赶上西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一定要努力！300年前牛顿诞生时，中国正是明朝末年，两年后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300年。我们和西方的科技就差这300年，这300年我们一定要追回来，也一定能追回来！这就是联大人的文化自觉。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他写作《贞元六书》的感受时写到，“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23]战争非但没有让他们停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脚步，反而使他们更增加了一种紧迫感，因而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华罗庚在回忆他与闻一多埋头学问的日子时说：“在陈家营，闻先生一家八口和我们一家六口隔帘而居期间，我伏首搞数学，他埋头搞‘槃瓠’……在他埋头‘槃瓠’期间，无论春寒料峭，还是夏日炎炎，他总是专心工作，晚上在一小油灯下一直干到更深，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24]

吴韫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教学、研究仍一如往日。他曾多次率领助教和学生进行云南植物之调查和标本之采集，跋涉于千山万水，足迹遍及云南。他的同事李继侗教授在回忆吴氏这一时期的工作态度时说：“犹忆在云南点苍、鸡足采集时，白昼跋涉终日，寒夜伴侣早眠，先生独燃烛描绘日间所得之标本至午夜，山风砭骨，先生似不觉也。”^[25]

不论是闻一多在斗室中终日“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还是吴韫珍在野外考察、绘制标本直至午夜，都是一种忘我之境。与曾昭抡相交颇深的费孝通曾这样描述沉浸在工作中的曾昭抡：他对化学着迷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由于其过度专注于自己的化学研究，而不修边幅。在联大，他时常穿着“空前绝后”的鞋子是出了名的。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下雨的时候，他只顾思考问题，拿着伞却常常忘了打开，沐雨而行，吃饭时误将铲煤灰的铲子用来盛饭自己也浑然不觉。这些岂能仅仅列入怪癖的范畴？^[26]

吴大猷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一文中曾对物理系的实验条件作过如下说明：“物理系的参考图书及实验设备，实可谓‘零’。教学实验仪器，则至为简陋，勉强应付，盖昆明与外交通的滇越铁路于1940年日本入侵即已断绝，即有钱亦无从购置仪器。”^[27]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要想方设法改善它，以维持研究、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吴大猷为了开展光谱的实验研究与教学工作，“把三棱柱放在木制架上拼成一个最原始形状的分光仪。试着做些‘拉曼效应’的工作。”对此，吴大猷曾半带自嘲半带自豪地说：“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拿三棱柱放在木制架上做成的分光仪了。”^[28]

为了能够做测量宇宙射线的研究，张文裕带领张家骅、郭沂曾、黄永泰等几个助教，建立了一个专门测量宇宙射线的实验室。实验用的盖——弥计数器是在张文裕的指导下，由工人师傅在车床上车出来的，整个设备也是自己动手装配起来的。这种不畏艰难困苦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吴大猷将其表述为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29]

联大化学实验室的条件也非常差。“做有机实验，用做饭的炭炉子加热。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用两个小铁皮槽，一个放在实验桌的架子上，一个放在桌上。打上一槽水，不断地将水往上槽舀，保持冷凝水长流畅通。分析化学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蒸馏水，学生只好把井水煮沸过滤代替蒸馏水。”^[30]这样的化学实验条件，用“至为简陋”来概括，应当也不为过。

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学系合组成的，气象教学方面只有李宪之教授一人，他一肩独挑全部气象学必修课程。后来另一位气象学家赵九章先生从德国学成归国，任该系教授，总算打破了李教授一人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李、赵两位均为出身于物理系的青年才俊，且都先后取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气象系没有水银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气象观测实习全靠目力和“手感”。云和天气现象、能见度用目力观察。风速，则看树梢的摇动。风小时，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感到凉的位置所指的方向便是风向。风稍大时，将土屑抛向空中，从其移动的方向来确定风向。学生在毕业前到昆明五华山气象台实习的时候，才真正摸到了气象仪器，体验了气象台的生活。李宪之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中国西南高层气流”。他在提交研究计划的说明中指出，这一研究在实用上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西南在国际陆空交通上，在国防、农业、经济上，都很重要。而气象与此诸点均有密切关系，其对研究的实用性论证，正反映了他在治学上的救亡指向。

航空系教授孟昭英针对抗战的需要，集中进行各种真空管、短波无线电设计、短波军用无线电机、秘密军用无线电话、长波定向、航空用无线电定向器的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就诞生于孟昭英率领的研究团队中。^[31](www.xing528.com)

此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联大还以清华为骨干，设立了五个特种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由汤佩松、刘崇乐、戴芳澜主持；航空研究所所长为庄前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为任之恭；金属学研究所所长为吴有训；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为陈达。这些研究所与政府有关部门或中央研究院都有合作。“这五项研究事业，均系针对着国家迫切需要而设。”^[32]“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这些特种研究所中，航空、无线电、金属三个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的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航空研究所在昆明建成了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五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都交给清华航空研究所实验。此外，航空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滑翔机和直升机、结构材料的研制等工作。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受托的设计和制造滑翔机任务，其中一架被命名“清华号”。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很多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军事需要，该所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紧密合作，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之用。该所也进行为军政部培训军官、设计及制造通信机器等工作。设在呈贡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则直接受社会部资助，担负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能，进行人口和农业普查。农业研究所包括病害、虫害与植物生理三个组，分别开展研究与教学。抗战结束后，农业研究所发展成为农学院。

西南联大师生在教学、科研的同时，也深入当地进行一些实地调查，一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另一方面在调查当地的物质资源和风土人情后，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南开创建的边疆人文研究室。这是为云南修筑石佛铁路开展沿线社会、经济、地理及民族调查而建立的研究机构。在黄钰生、冯文潜的筹划和陶云逵的具体领导下，研究室人员深入人迹罕至的云南边远地区，走进哈尼、彝、苗、傣等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克服高寒、瘴疠、语言等不利条件和土匪随时骚扰的威胁，艰难地从事调查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边疆人文研究室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其学术刊物《边疆人文》的创办人、著名人类学家陶云逵，带病坚持野外采集和边疆实地考察，终因工作劳累、贫病交加，年届不惑即英年早逝。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在云南进行的各种科研调查活动，是在教育、文化西移的历史场景中，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于内忧外患之际，坚定不移从事科学研究，以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为民族文化延续而不懈努力的真实反映。“同仁等因念抗战期间，抗敌将士，浴血前方，分属国民，何能逃避其赴难的天职，故几年来竭尽绵薄，勉力挣扎”。^[33]总之，联大的学者不论是在研究中选择直接服务于抗日救国的课题进行研究，还是在“无裨实用”的学科中尽量寄寓救亡之意，都是其以学术救国思想的直接体现。对知识、学术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终使他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成果。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残腿，从1938～1945年短短7年间，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10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二十几篇论文；工学院结构学权威蔡方荫为写出中国自己的结构学教材，日间忙于课业及教务，连续16个月坚持从晚上八时写作到翌晨三时左右，终于完成了第一部中文版的《普通结构学》巨著；冯友兰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开始撰写《贞元六书》，至完成共计六年，几乎一年一本书，成为联大的高产学者；朱自清在联大八年，撰写了10部著作（其中三部与人合作），还开课10门。“即使在假期中，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精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时。”^[34]据物理系统计：“1939～1946年六期的《中国物理学报》共发表文章38篇，其中西南联大（包括清华研究所）师生的文章占26篇。此外，从《中国物理学报》的引文中看到，西南联大教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尚有16篇。”^[35]航空研究所共计出版专著7部，编译航空方面书籍8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108篇。

在这一艰难时期，其他联大教师也完成了多部（篇）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北朝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赵访熊的《高等微积分》；许宝禄的《数理统计论文》陈省身的《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物理系王竹溪和生物系汤佩松教授的《离活体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论述》；周培源的《湍流论》；刘仙洲的《机械原理》等。据有人统计：8年来，西南联大出版编印各类教材、参考书、著作共150部，其中被采用为部定教材的有25部。1941～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举办了五届学术评奖活动，共有93项学术成果获奖。其中西南联大就有32项，占获奖成果的11％，其中一等奖为7项，占一等奖总数的46％。

此外，在文学领域，闻一多、冯至、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穆旦、汪曾祺等饱经流离之苦的诗人和作家们也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许多标志各人文学创作新起点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道色彩斑斓的风景，他们的创作思想和风格至今仍然影响着文坛。

同时，一些实地调查研究也取得了极具科学价值的成果。如川康考察团对大凉山地区进行的综合调查，云南地质构造和山脉形成的调查，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昆明近郊磷矿储量的调查，云南水力资源调查，云南农田的病虫害调查，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的调查，云南公路调查，滇池沿边地区的三县一市人口调查，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调查，楚雄彝族语言、诗歌调查，大理白族语言、文学调查，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云南石屏至佛海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族、语言、地理调查等等。这些调查是云南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自然、经济资源所做的调查，它们形成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论文和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