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学术,西南联大教师的自觉意识

二、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

原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对抗战时期大学以文化抗战曾有过非常形象的说法：“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其意在于大学要在“科学和一般学术上抗得过敌人”。贺麟在1938年即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一文，提出“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以军备薄弱的中国要战胜军力雄厚的世界一等强国日本，除了军事和经济的抗战外，“又能于精神的抗战，道德的抗战，文化学术的抗战各方面，我们都有以胜过日本的地方”，“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6]所以说，文化的强弱与民族的盛衰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通过文化创造和学术竞争以承担文化抗日和文化救国的使命，正是当时学人报国的主要思想和方式。

冯友兰就公开表明其在抗战期间撰写《贞元六书》的目的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7]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表明了西南联大教授通过文化传播、创造为民族文化“继绝学”，进而为民族的复兴“开太平“的文化使命感及在抗战时期积极开展学术文化活动的动因。

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把自己定位在以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来保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化的复兴带动民族的复兴，他们的爱国精神就更多地体现在知识救国、文化抗战上。正如郑天挺在自传中说：“在抗战时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8]这番话表明了西南联大教师以文化救国的心迹。

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在谈到他为何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9]

对于这一自觉意识，联大学子、著名学者王瑶曾在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表达，他说：“我们固然绝不能忽视救亡，但也绝不空谈救亡，我们相信没有和现实世界超然存在的甚么学术，唯有把学术和现实密切的联系起来才是有价值的学术，也才真正对救亡有所补助。”^[10]贺麟也认为：“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11]

对于学校应如何进行文化救亡。梅贻琦也早就提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2]这些自觉意识在西南联大时都变成了师生们的自觉行动。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教师们就不顾颠沛流离、条件艰苦，孜孜于民族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活动。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到：在南岳山中，钱穆本人为撰写《国史大纲》积极收集资料，冯友兰则在撰写《新理学》，并与钱穆多方讨论。入夜，与钱穆同居一室的闻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13]这幅素描生动地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西南联大教师以民族文化创造和传播为己任的精神风貌。

哲学本身是一门高度抽象、托意玄远之学，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金岳霖也对其寄寓了救亡之意。他说：“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14]金岳霖在这里所说的“情感的满足”，具体来说，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怀的那种家国情怀，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对金岳霖在哲学本体论重建上的“家国情怀”，冯友兰在一篇回忆性的文字中曾这么说：(www.xing528.com)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随着清华到湖南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也是对抗战有利的。“^[15]要使以重建本体论哲学为目的的《论道》“有中国味”，并希冀其“对抗战有利”，这显然是寄托了以哲学研究救国之意。

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伦理道德层面上明显浸润着传统优秀文化的色彩，他们主张“读经救国”，用传道授业来保持文化血脉，用学术活动来增强民族生存意志，政治与物质环境虽然恶劣，但他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学术的昌盛，他们以热烈的情感、执著的精神投入学术劳动中，从而创造了学术奇迹。

雷海宗可以说是一个将学术与救国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他的学生王敦书在《忆雷海宗师》一文中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老师：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先生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他是一个基本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史学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不仅确立了中国文化‘三周’说，并进一步提出‘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两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16]同样“将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的还有明史专家吴晗。在1940年以前，吴晗写考证文章甚多，但在1940年以后，在学术的“具体实践中，从自以为和政治无关的研究方法，变成主动联系政治，抨击时政的研究方法……”^[17]对此，他也有夫子自道。如在谈到他当时撰写《明太祖》一书的动机时曾说：“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18]

与雷海宗在治学方向上异曲同工的还有钱穆。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暂时失利，从而使人们相信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不朽，在当时变得非常必要。而这一任务的完成，要对中国历史做贯通性的研究、表述。对于这一点，钱穆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当知甲午一役，中国虽败，日本虽胜，然不得谓其事已属过去。甲午一役之胜败，仅为中日两邦开始斗争之第一幕，其事必有持续，而于持续中又必有变动，故决不当竟目日本为胜者，中国为败者……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潮之主流；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潮之漩澓，更有泡沫浪花，虽本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19]

因此，他自觉地转向通史的研究与撰述。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潜心写作《国史大纲》这一贯通性的著作。对于写作这一通史的目的，他是这样来表述的：“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20]钱穆先生还在这本写作于1938年的教科书的正文前面加了一段文字：“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其以史为镜、文化救国的良苦用心，一目了然。^[21]因为他非常同意罗庸所说的：“帝国主义者灭亡人家的国家，必先使其人民忘记自己的历史，以消灭其民族意识。所以，一个国家假使不幸而亡国，只要其民族未忘国史，则必有恢复的一天。”^[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