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张青莲回国,知识是唯一的救星

一、知识是唯一的救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面对这一危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坐视不管。作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家国沦丧之痛与拯危救亡的意识就更为强烈。因此，他们或选择投笔从戎，或把自己的知识学问与祖国的救亡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以学术的方式来救国。在这两种选择之中，联大学人虽然对投笔从戎的行为也很赞赏，但大多还是选择了后者。这其中可能也有觉得上前线扛枪非学人所长的考虑，但更根本的是，联大的学者深知，学者以学术为业来救国，有着别的救国方式不能替代的、特殊的神圣意义。

那时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南联大教师中绝大多数人都曾留学欧美，都接受过高度强化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经典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承担的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没有被“全盘西化”。一旦学业有成，便如远方的游子听到母亲的呼唤一样，归心似箭，大多拒绝优厚条件的挽留，毅然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并且多数都到大学担任教师。七七事变后，当时正在国外求学或讲学的一些学者不惜中止自己的研究和学业，牺牲个人在国外的学术发展和优厚待遇，纷纷赶回国，以期以自己的才学报效祖国。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华罗庚，已在两年间发表了十多篇科研论文，引起了世界数学界的关注，并极得其导师、具有“世界数学盟主”之誉的哈代大师的器重。华罗庚认为，中国当时缺乏的不是一流的将军和士兵，而是科学，救国必须靠科学。他决心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因而不顾师友的挽留，毅然于1938年回到祖国。^[1]黄子卿抗战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三相点（精测水三相点温度）的研究，获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及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想留下他，并劝说他：“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条件？”而黄子卿答道：“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2]也毅然回国。像华罗庚、黄子卿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1937年，德国汉堡大学博士陈省身回国参加抗战，后任教于西南联大数学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范绪筠回国后到西南联大物理系任教；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张青莲回国后，先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教；1938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王竹溪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回国任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同在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物理博士张文裕告别导师卢瑟福，回到西南联大物理系执教；还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余瑞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严仁荫等。当国家民族需要时，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放弃了本可获得的学位，回国效力。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另一方面则是神圣的文化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引发的民族危机，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以知识救国、以文化复兴民族的文化使命感。

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的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万千倍。杜渐而防微，舍我辈其谁堪任之。”^[3]闻一多不仅看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可能带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被他国奴役的危险，还看到了文化上可能被他国征服的危机。在洞见了这一点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作为学者的使命与价值：依靠学人点滴的努力，防止日本在文化上征服中国。从他的“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万千倍”一语来看，他对学者的这一使命与价值看得是甚为重大、神圣的。

贺麟则引述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知识是唯一的救星。……唯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把知识文化强调到了至高的地位，它是个人及民族免于苟且而取得长久生命的根本所在。^[4]贺麟还说：“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个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5]贺麟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是：抗战的胜利需要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的传承、再造，而这一工作是需要学者通过其学术工作来担负的。(www.xing528.com)

闻、贺二氏虽然在论述角度上有所不同，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思想：学者通过学术研究实现文化与学术的传承、创造，对抗战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联大学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们才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全部倾注在学术工作上，以期能以学术的方式为抗日作贡献。

从社会文化学意义上讲，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意味着具备“超然”与“介入”的品性。“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疏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自己的独立领域，以非功利的心态潜心学术；“介入”，即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从纯学术领域暂时抽身，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超越个人的社会立场主动介入社会。

对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而言，传统士大夫的人世情怀和担当精神是凝结在他们血脉中的基因。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留学背景，接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教育，接受过民主、自由观念的浸染，且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于现存秩序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于是在救国于危亡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不再只从窗内看外面的世界，而是走向了社会，毅然加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的行列中。

当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随后又进行文化侵略，西南联大学者不能从战争本身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要以自己的所学作为反抗侵略的工具。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国社会现状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探讨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症结，特别是在抗战中暴露出的政治、文化等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文人试图从观念——抽象的“美”的观念上探索，力图改造国民人性中的丑恶面；以林同济、雷海宗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从宏观的大历史观念出发，以“尚武”等观念来支持战争精神，将战争看做能够达到民族文化更新和改造的手段；以贺麟为代表的部分儒家文化派学者认为，要科学客观地对待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构建切合时代发展的“新儒学”以改良社会文化；以钱穆为代表的部分传统文化派学者则认为，目前的局面恰恰是中国丟弃了传统文化精神而导致的恶果，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复兴传统文化，等等。他们的大量作品，奠定了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以及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增强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为神圣的抗战大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