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自主权

四、在学术上“谁也不怕谁”

正因为西南联大教师对学生非常负责，学生也感到需要教师，这就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请教，甚至敢于指出教师讲授内容的疏漏之处。当时学生到教师家里讨论问题或是求教，非常的随便。如学文学的学生经常会到闻一多、燕卜逊所住的小屋中谈天、喝茶、喝酒；学哲学的学生经常到冯文潜家中讨论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以及师生之间的情谊，让不少学生逐渐体会到书本中的无限乐趣，因此读书问学，蔚然成风。为数众多的学生以教师为榜样，立下了做学问的志向。

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学生刘兆吉，一路收集了2000多首民歌，经整理编成《西南采风录》一书，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大师欣然为之作序，使刘兆吉大受鼓舞，从此笔耕不辍。沈从文等教师利用编辑刊物或者与刊物编辑熟悉的关系，向各报刊推荐学生的习作，使一批学生在读书期间就得到了展露才华的机会。

教授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这类事，在西南联大也是很平常的，据世界知名的数理逻辑专家王浩回忆，他在大学二年级结束时已修完所有数理逻辑的课程，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知识基础，引起了老师的瞩目。一天，沈有鼎与王宪钧两位教授与王浩商量，大家共同去读希尔伯特与波奈斯合著的《数学基础》，“约好了每人报告一章，轮流负责”。虽然在王浩“报告了一章之后，两位老师就没有接下去”，^[29]但这一约定已充分表现出联大教师愿与学生平等讨论学问的风范。

从沈有鼎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李荣之间的一段学术故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联大学人的治学境界。李荣在刚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沈有鼎常常去李荣的宿舍，与李荣“讨论等韵问题”，而且这种讨论是“带点求教味道的”。^[30]沈有鼎作为联大的名教授，每次都主动到一个普通的学生宿舍里去讨论学术问题，这种“不耻下问”的行为，在只讲“师道尊严”的旧学校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学术的独立、自由是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西南联大的教师对此认识十分深刻，如果后辈学人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在学术上就能承接学术传统，同时还会有自己的建树，因此，我们看到，联大的教师是十分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意识的培养。

赵诏熊在给学生开西洋戏剧课时，要求学生必须定期写读书报告，或专门讨论一个剧本，或对几个剧本进行比较。开始不少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剧本评论家已有了很多论述，后生学子很难置喙，最好是读完了参考书或听完教师讲课后再动笔。赵诏熊却说：“孰先孰后关系不大……对别人的评论，正确的可以吸收，不同意的可以反驳。对参考书是如此，对教师的讲解也应该如此。”^[31]赵诏熊的话是在明确提示学生，不要被书本与教师的框框所束缚，而是要提出自己的见解。朱自清在讲“宋诗选”时，很赏识班上一个平时成绩优秀的学生，期末考试后，这个自以为答题不错的学生却得了低分。该学生询问朱自清原因时，朱自清说：“你答的全是我讲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所以给你低分。”^[32]朱自清显然是以反向思维的方式在激励这位学生应该独立思考。

在学生真正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时，联大教师通常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引导，以此鼓励学生乐此不疲。电机系的章名涛教授在考试时常常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目的是给学生以较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一次考试中，他出了一道题。这道题他曾反复讲过，并给过学生答案，所以，学生们基本上都是顺藤摸瓜，按照他所讲的答案来回答。只有学生恽肇强在有些地方答上了自己的不同观点。结果，章名涛不但没有扣该生的分，反而还给他加了分。^[33]

联大教师往往能够容忍学生提出与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同的见解。对此，王瑶曾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陈平原说，对学生不同见解的宽容，在西南联大“是很自然的没什么好说。当年朱自清、闻一多指导我们，也都这么做”。^[34]

再如金岳霖指导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时，两人因观点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该生担心教师会给他的论文一个不及格，没想到后来却得了相当高的分数。为此，该生感慨地说“他（金岳霖）能容忍并尊重不同的观点，能承认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各种合理因素。”^[35]

吴宏聪做学士学位论文时的导师是杨振声与沈从文，当他把提纲交给两位导师审阅时，杨振声所不同意的一些观点，沈从文则认为有可取之处。吴宏聪觉得两位导师意见不一，自己“夹在中间，很难下笔”，便请求另改论文题目。没想到杨振声却说：“没有必要，论文写出一点新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行，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思路写下去，自成一家之言。”吃了这颗定心丸，吴宏聪毫无拘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顺利地完成了论文。^[36]

一次演讲会上，由潘光旦讲优生学及家庭问题。他主张妇女在40岁以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后，再参加社会工作。这个观点刚提出，下面就一片哗然，不少女同学对此颇有异议。尽管这些女同学在发言时都言辞激烈，但潘光旦仍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微笑着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一点都不以为忤。^[37]

自由精神的滋长，学生自觉的独立思考意识都使其能够不受学术权威的羁绊，而执守学术独立、自由的信念。冯友兰为工学院大一学生讲授伦理学这一门必修课后，在学校的墙报上，出现了许多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有的甚至与冯的观点针锋相对。只要不互相攻击，大家便习以为常，师生之间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争鸣的风气，在联大可以说是见惯不惊，反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38]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课上，殷海光常常在自由发言中对学术界人士“评头论足”。—次，他曾这样评价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39]胡适当时已经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名义上是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而殷海光当时不过是联大的一个本科学生。在课堂上如此的放言无忌，可以想见联大学生锋芒之锐。

在“中国通史”课中，钱穆极力宣扬中华文化的“可敬可爱之处”。当时听课的何兆武在私下对钱穆的这一倾向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钱穆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就像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只是看到它美好的一面，对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并没有正视。“这是他的局限性”，^[40]当时的钱穆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而何兆武不过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却敢于对钱穆的思想倾向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无疑也是西南联大所提倡的独立思考意识在起作用。

理学院有一个姓熊的同学，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对于周培源所教的力学，他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因此，这位熊同学在下了力学课之后，常常跟周培源辩论。周培源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地与他辩论不休。由于这样的辩论经常进行，周、熊两人站在院子里辩论，一群人围观，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41]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还谈到，学生的学术自由还表现在教学过程中与教师共同研讨、质询甚至商榷的自由。“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42]

西南联大校友李赋宁回忆说：我在抗日战争前在北平清华大学求学两年，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深造，以及研究院毕业后回校教书，前后达9年时间。在这11年当中，我生活在清华和联大的浓厚的自由学术空气中，耳濡目染，受益于许多位教授和学者，不断扩大眼界，增长知识，逐渐形成了我的世界观，立志献身于教学和研究事业，不图名，不逐利，以读书为人生最大的乐趣。^[43]

学生的观点即使与授课教师相左，教师也多习以为常。联大师范学院的一个毕业生曾交给罗庸一份批判孔子的论文，观点与罗迥异，罗阅后怒容满面，“在原稿上逐条批驳，措辞严厉”，但当这个学生要求到罗庸所主持的师院中文系工作时，罗庸不计前嫌，一口应允。表现出一个大家的气度与胸襟。^[44]

联大师生关系如此密切，又是在尊重真理的前提下自由开展学术讨论，争鸣常常在师生间进行而未妨害他们的友谊。据许渊冲回忆，“汪曾祺当时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这在当时传为佳话。”^[45]闻、汪师生间的争论已涉及学者是否应该参与政治的问题，在当时是较为敏感的话题。但闻一多并不以汪曾祺是他的学生，而且又对他进行批评介意。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闻一多宽阔的胸襟，更可见到联大师生间已将民主、平等视为共同尊奉的基本准则。

在联大学生时隔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这种师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平等相处的关系仍记忆犹新。如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认为“自由”二字是他对西南联大最鲜明的回忆。冯友兰也说，师生之间真正地打成一片，是以前的三校所没有的。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一个特点是学术观点的繁荣与共生。作为联大学人公开的论坛，学术刊物是他们争鸣的重要园地。《战国策》和《战国》是联大学人创办的学术刊物，这是雷海宗、陈铨等“战国策”派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阵地，同时，“许多与‘战国策’派成员观点相左的学者也在《战国策》》和《战国》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如贺麟、沈从文、朱光潜、吴宓以及冯友兰等人，均有不同观点见诸于该类刊物。”^[46]

如在哲学系，两种不同的治学取向并行不悖，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学者群体“着重研究中国、西洋和印度的古典哲学，也就是研究哲学史”；而以清华教授为主体的学者群体却“着重研究哲学问题”，“不问这些问题过去是怎样产生、怎样解决的”。^[47](www.xing528.com)

在历史系，同样是为了激励中国民众起来奋发抗战的研究目的，教授们却选择不同的研究路径。钱穆“走的是回归传统的路子”，力图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文化精神的开掘中去寻求中国文化再生的力量；而雷海宗“则从西方的哲学思想中寻找激励人心的力量”，以西方的文化形态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与世界历史，帮助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48]陈寅恪则对他们两人的观点淡然处之，在坚实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唐代史研究的种族与文化的观点。^[49]

西南联大学人不仅在研究路径上各逞其异，而且在学术观点上也杂然纷陈，几乎在每一个系中，都有种种自成一体的学说。

在哲学系，金岳霖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兰先生有“新理学”，贺麟先生则有“新心学”，洪谦先生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治学路数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必然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争奇斗艳”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在联大，学术上的讨论、争辩是广泛存在的。

联大教师在治学路径、学术观点上的杂然纷陈还反映在课堂教学中。于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就引出了课堂教学中的“八仙过海”。

在联大学术自由之风的影响下，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十分自由。保守的观点和激进的观点都可以讲，取舍的标准是学术而不是政治。刘祚昌说：“教师讲课根本没有什么教学大纲，讲课的内容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一般的教师都讲自己研究所得，都任意发挥各人的专长，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50]汪曾祺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51]何兆武说：“联大老师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52]

在联大，经常是同一门课，由不同的教授讲授，如中国通史，先后有雷海宗、钱穆、吴晗3位教授开，内容、重点、观点大相径庭。中文系的《庄子》一课，闻一多、刘文典和唐兰3人开，讲法自然各有千秋。《楚辞》一课，先后有闻一多、游国恩、罗庸3人开，当然也是各具特色。同是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两人讲得风格各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听不同教师讲同一门课，令学生大受启发，既开了眼界，又学会了认识分析问题的不同方法，学生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可以去听每位教授的课，以便相互比较。

生物系的“普通植物学”由吴韫珍、李继侗和和张景钺3位教授各就所长分工讲授：吴韫珍讲植物分类、李继侗讲植物生理、张景钺讲植物生态。^[53]

化学系的“高等有机化学”由曾昭抡、钱思亮、朱汝华、杨石先4位名教授分头主讲，各自讲授自己擅长的专题。每人一个学期，两年开一轮。^[54]

另外，在同一门课中，由不同的教授各讲自己擅长的部分，互补相生，形成完整的一门课，令人拍手叫绝。如1938－1939年度的“大一国文”，分别由8位名教授主讲，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此课被当时在读的学生许渊冲称之为：“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55]“欧洲文学名著选读”是从北大外文系继承的课程，也是由联大外文系的9位教授分别讲授11部名著。同一门课由多位教师分段开，这一方面发挥了教师的长处，另一方面使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在这样一种教学环境中，学生因其有选择教师的自由，促使教师不敢懈怠，不断努力，而学生亦在教师钻研精神的带动下，受到熏陶，自励奋发。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联大学生都感到非常充实和满足，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匮乏，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享受着精神的盛宴。联大学生诗人郑敏的《西南联大颂》由衷地抒写了对母校的情怀：“终于像种子，在成熟时必须脱离母体，我们被轻轻弹入四周的泥土。当每一个嫩芽在黑暗中挣扎着生长，你是那惟一放射在我们记忆里的太阳！”

在西南联大，每个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特长开出门类繁多、各具特色的选修课。

梁嘉彬在谈到陈寅恪的授课特点时曾说：“其所授各课，皆注重创见发明，而避免抄袭他人成说。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56]

闻一多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的诗歌时，将之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来讲，令人耳目一新。^[57]

罗庸讲“杜诗”，不讲考证性的东西，只是在吟诵与分析诗句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声音、眼神、手势、精练的语言，让学生返回诗人作诗的时空场景中，体会诗人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诗人所构造的意境，在此基础上，引申开去，谈论诗的深度与广度从何处来，与诗人的使命等一般的、更为基础的问题。^[58]

唐兰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的时候，“完全是即兴的讲，就像平常聊天，所以听课的人倍觉亲切”。^[59]

西南联大在教学上还根据学科、学生特点等情况，形成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如华罗庚讲授《数论》和《近世代数》两门课时，不对学生进行考试，而是要求学生做一批他所指定的习题，根据做题的质量给出学习成绩，以此鼓励学生主动地学习。数学系还通过举办“形式几何讨论班”、“分析讨论班”等进行研究性质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闻一多将诗歌创作的想象力与训诂考证的实证方法相结合讲授《诗经》和《楚辞》，沈从文教文体写作课，从不命题，让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注意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他曾对学生讲道，冬天的草不一定是枯草，十月小阳春的天气下，长的就是绿草。学生的作业他都仔细修改，有时批改的字数达三四百字之多。^[60]物理教学非常重视实验，在原有实验仪器大部丧失的情况下，专门推定吴有训赴香港购买，恢复了普通物理实验课，每周一次，保证了教学质量。杨振宁教授多年后回忆自己取得的成就时，还特别强调，理论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无论如何抽象，其价值观念还要从实验中来。

随着科研的进程，联大学人的课堂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这一特点在陈寅恪的教学中尤为突出。他在西南联大上“隋唐史”课时曾放出豪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61]如此彻底的教学内容更新，真是令人叫绝。闻一多虽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做，但他开的有关屈原的课，也做到了每次重开都有新的内容在里面。

自由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南联大独特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每一个人的独立性都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教学、科研和学习，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发展。

西南联大学生也同教师一样，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首先表现为学习的自由，即转系、选习课程、选择教师的自由和怎样学习的自由。从转系来看，联大到二年级仍允许学生自由转系，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学生到了三年级仍可转系，转系生所修过的共同必修课与所转专业相关的学分仍然有效。联大的《教务通则》中规定：“学生中途欲转入他系者，须于学年始业前选课期间陈明理由，经所欲转入之学系主任及教务长核准，方为有效。”^[62]从规定中可见，只要学生符合转系的条件，转系是非常自由的，而且是可以文理科互转。在这样宽松的政策下，联大的学生转系相当普遍，很多学生考进来之后，才知道自己最喜欢、最适合什么专业，于是赶紧调整方向，不至于贻误终生。

联大很多后来成为学界精英的人物，都是转系学生。如张世英从经济系转入哲学系，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钟开莱、王宪钟、严志达从物理系转入数学系，三者均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朱德熙从物理系转入中文系，成为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学生不仅可以转系，而且在教学管理上也很灵活，休学的学生如事先获得系主任或教务长的准许，在休学期间可以在附近高等学校听课获得学分。其他高校学生如愿来西南联大借读的同样接受，但需参加转学考试。经过统考，被他校录取，但自愿转到联大入学者，经审查批准可以作为试读生，学后成绩优秀即转为正式生。如李政道、朱光亚就是分别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转来联大的。由此我们再进一步理解联大“通才教育”的“通”，除了是中西、古今、文理之间的贯通之外，还包含有通达、自由、广泛之义。这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所难以企及的，也是令当代大学生们十分羡慕的。

另外联大实行的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赋予了学生更大的学习自由。这种教学管理制度可以任意选课，既可以选本系的，也可以跨系、跨院选修。西南联大还沿袭了北大的传统，存在大量学生不选课而去旁听的情况。如钱穆的中国通史课选课者数十人，而旁听者多达上百人，以致座无虚席，门前窗外皆满。这就给学生学什么以较大的自由。而且，选课后学生还可改选、退选。据何兆武说，他在大学期间，“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63]何兆武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旁听的却是外文系、中文系、哲学系、政治系的课。旁听范围跨度是很大的。这种旁听的极度自由使得学生在知识上的自由贯通成为可能。

由于教师有教学自主权，学生有学习自主权，教学方法贯彻了学术自由精神，这形成了西南联大学术至上的学风。在课外，不论是在师生之间，还是在同学之间，学术上的相互砥砺、激发均广泛而频繁地存在着。在这样的一个醉心于吸取新知、热情论学的大熔炉中，学生的学术成长当是不期而至的事。很多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起联大的生活时，无不感慨地认为联大是他们思想和志向形成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