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基本价值观

二、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基本价值观

在西南联大，学术独立、自由的传统不仅在联大学人中得以发扬光大，而且已化为联大学子精神血脉中的重要养分。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

按照常理，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抗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皆学有专长，意有专趣。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10]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会形成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谢泳先生认为：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西南联大人才济济的教授都是由上世纪30年代前完成中西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1900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这个年龄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11]

如此众多的学术大师聚集联大，必然带来众多的观点学说和学术流派。要使联大真正成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梅贻琦认为还需要一个必备要件，即“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梅贻琦援引了宋代教育家胡瑗的一段话，“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对此，他进一步阐述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12]

在梅贻琦看来，通识教育中或许有一些内容于当时的现实是无用之学，但它却是成就新民之大业的大学教育所必需的，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正依赖于此。学者的思维要敢于突破藩篱，不循规蹈矩，才有可能树立远大的学术志向，完成学术研究的使命。

梅贻琦的学术自由思想，虽源自蔡元培首倡的思想自由，但却有所发展，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原则是从西方借用过来的，主要用于说明在大学里各种对立的、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进行讲授。而梅贻琦的学术自由概念，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具有百家争鸣的含义，而且还具有如何处理好学术与现实的关系的丰富内涵。

基于这样的认识，梅贻琦始终将学术自由视为治校治学的一条根本法则，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3]这一段日记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其一，他对政治抱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其二，他认为学术自由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时的办学精髓，将来的清华也必须坚持学术自由，否则，清华就很难算得上是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其三，表达了他今后仍要以坚持学术自由为其使命的信念。梅贻琦的这些观点得到了联大师生们的广泛认同和响应，以致成了联大人的一种共识。(www.xing528.com)

西南联大广大学人的生命中都熔铸着学术独立的精神，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在1941年写过一篇名为《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中，较为集中地论述过学术自由的问题，文章写到：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4]

冯友兰也曾写过一篇名为《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给予他们研究的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在学术独立精神的指引下，“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视学术创造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忧患世事的人间情怀，自由洒脱、达观智性的文化气质，”在言谈举止之间一个个都体现出不拘小节、特立独行的人格。^[15]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这些人保持和延续的。用冯友兰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句话来概括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意识”是十分贴切的。

在梅贻琦的大力倡导和全体师生的努力践行下，学术自由已不仅仅是联大师生的个人权利，而是联大的一种价值标准，“在联大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是教育的主要方法，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16]学术交流，派无疆封，教师门户开放，学生学习自由，于是联大内不同院系，不论师生，争鸣有加而和气无减。联大人共同营造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生态环境，以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7]的堪称完美的学术图景。在如此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在如此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上，生长出多么繁茂的思想理论之树，盛开出多么灿烂的科学文化之花，都是可以期待的。

崇尚自由、民主、科学之风，加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救国的信念，必然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理科方面取得了许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就：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陈省身的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和拓扑学研究，吴有训的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研究，吴大猷的多元分子震动光谱和结构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漩运动研究，赵忠尧的中子引起的人工放射性同位数研究，曾昭抡的关于原子半径与沸点关系、密度关系及与临界温度的系列研究，周培源的湍流理论研究，杨钟健的禄丰恐龙研究，王竹溪的热学问题研究，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研究等等。文科方面则产生出一批经典之作：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诗选与校笺》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潘光旦的《优生概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陈达的《人口问题》，费孝通的《禄村农田》等等。

其间也有一部分自然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成果，尽管处在战争的环境中，师生们也没有将主要的精力用于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去出谋划策，而是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用生命的智慧去追求真理的结晶，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成果才具有了传世的价值，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而积淀下来。这充分体现出学术研究不能为一时一势的形势所左右，不能计日而待功，而应超越几分现实。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与梅贻琦等人从不同的层面阐释学术自由，从理论上丰富了其内容不无关系，经过他们的调适、导向，使其成为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群体共同的价值认可。冯友兰所撰写的“贞元六书”，以及所提出的“四境界说”，就是以学术成果的方式验证了学术自由的理念，是这一理念在联大学术研究中的典型样板，是西方思想自由原则和中国民族主义精神成功嫁接的事例。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盛况还与抗战的特殊背景及昆明相对偏僻的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昆明，国民党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松弛，同时，开明的地方统治者龙云还看到西南联大对当地的文化建设和未来发展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所以为西南联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从一个侧面也保证了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

科学与文化的创新是大学的生命，在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的思想引领下，西南联大师生遵循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坚持学术的独立探索，他们将科学创新精神与完美人格的塑造结合在一起，是西南联大文化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遗产，因此西南联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几乎不可逾越的典范，同时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