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推行的通才教育理念在今天所具有的价值

五、思考与启示——“金字塔理论”

大学（这里主要是指大学本科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还是以培养专才为目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高等学校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为目的，使得曾经在西南联大成功实践的通才教育模式几近消亡。

直到今天，理论界仍有一些人坚持大学教育就是专才教育，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为了掌握一项专业或一门技术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因而大多数人没有精力再去了解其他学科的内容。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职，因此，必须掌握一门专业，或其他的相关实用知识。大学教育应当适应这种需要。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那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不能成为大学的一般要求。

我们应该看到，过去在专才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教出来的学生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教育计划过于统一，老师和学生选择的自由度都很小，课程的内容也比较狭窄，毕业后容易造成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好转，不少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和尝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近年四川大学推行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多样化、自主性的改革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然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急功近利的培养目标使专才教育思想又日占上风，许多大学不顾实际情况，争先恐后地办起各种“应景”似的热门专业，教学的内容和求学者的目的基本上是一种功利或职业的考虑，难以培养出有较强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

专才教育还有一个不良后果，即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学习方式。杨振宁在前些年回国时的一次讲演中就谈到：“美国许多大学都定期举办各种内容、各个领域研究工作进展状况的讲演，很多中国留学生却不去听，认为与自己研究的学科风马牛不相及，没必要听。”^[66]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往往学得比较“死”，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杨振宁对这种现象很担忧，他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科技中，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结出的奇花异果，产生的成就已经说明，对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吸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这种传统的学习态度，是自我封闭、自我窒息的，是非常不可取的。”^[67]

总之，专才教育容易导致受教育者学习课程内容的极度窄化，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看似突出某一专业，事实上其所学与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基本上是脱节，形成培养人才与需求人才之间的差距。加强通识教育不仅是在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而且是为了满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终极目标的需要。

随着知识爆炸所产生的学科分化、细化及学科交叉化，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调整带来了职业类别的细化，学科的专门化和教育的专业化的确是在所难免。然而，尽管专业教育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当作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工具，教育就是要促进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使人最终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正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和本体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通才教育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教育目的而产生，绝非专业教育的附庸。从根本上来讲，通才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将整体素质的培养与符合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参照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

首先，“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主张专才教育的观点并不是全盘皆错，只是比较片面。通才教育也不等于完全排斥专才教育，只是将其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来考虑，强调的是在综合能力基础之上的专才教育，须先“通”后“专”，避免单纯灌输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我姑且将此称为“金字塔理论”，即只有在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起高大宏伟的经世之作。一个人要想在专业上有大的建树，他的知识结构也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原本就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它所培养的人才，无论就总体而言，还是就个体而论，都应当具备适应社会不同需要的能力，以期达成多样的人生价值目标。随着当今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不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人们上大学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化，受教育者越来越注重大学教育对能力、方法、经历、视野以及与优秀群体共同生活等方面的意义，通才教育显然更能适应这种变化。

其次，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尽管学科的划分越来越专，分工越来越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学得越专越好，专业分得越细越好，否则学生的专业稍微不对口，到实际工作中就没有用武之地。未来社会更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越是高科技的时代，不同的知识门类，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就越普遍，越紧密。学科综合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方面表现为学科内涵的丰富、人的整体性认识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对职业能力的多样性需求。因此要想适应社会的需求，或今后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在大学期间打下多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广泛基础。那种狭隘的、单纯的所谓“专才教育”早已不能适应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的纷繁世界，若要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唯有实行“通才教育”才能完成当代大学的这一历史使命。西南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恰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和借鉴。

再者，在通才教育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要求都会被整合，而人文科学在其间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人文科学教育所散发出的人文精神能将方法、知识和自我选择等所有能力综合而成一个整体。在通才教育中这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我们看到，在哈佛大学的“基础课程”十个领域里面，有七个领域属于人文学科的范围，另一门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仅占十分之二。当年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为培养理科学生的人文精神，鼓励学生多选外系尤其是文科系的课程就是一例，由此足见教育者的良苦用心。

加强通才教育着重要解决人文教育薄弱的问题，把人文教育作为目前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点。目前诸多学校的所谓“通才教育”不过是若干学科知识的“拼盘”或大杂烩，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重点。从我国大学教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看，加强通才教育应着力解决的是人文精神淡薄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拓展。大学迫切需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培植和强化大学的人文精神，通过突出和加强人文教育使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使学生通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明确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与意义，形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与信念。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也指出：“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68]

此外，通才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培养。西南联大以这样的观念为指导，即使在烽火连天的严酷环境下，在长途艰苦跋涉、学校迁移的过程中，联大也将其作为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对学生进行要求。大学课程或理论学习，只是大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无论是自身的修炼，或是服务于社会，都与参与社会实践性活动密不可分，这种实践性活动，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更是完成大学理论学习的基础。只有通过大量参与社会实践性活动，实现自身修养与社会需求的最好结合，才能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以培养通识人才为出发点，重视实践性能力培养，这是当初西南联大能培养出众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重要原因。

总之，大学既非职业培训场所，也非专门的科研机构，不同教育形态之间的功能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学教育是要给受教育者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犹如为一粒种子提供适宜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目的是将其培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全人格的、有一定专长的全面发展的人。诚如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言：“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已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69]惟其如此，大学教育才能对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更能领会当年西南联大所推行的通才教育理念在今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了。

【注释】

[1]严复：《原强》，原载《天津日报》，1895年3月。

[2]崔国良主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3]《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27页。

[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19页。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29～34页。

[7]赵赓扬：《琐事忆梅师》，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4、第175页。

[8]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9]《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002年，第32期，第47页。

[10]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221、第222页。

[1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1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13]张伯苓：《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记录》，见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14]潘乃穆，张海焘：《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570～576页。

[1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第16页。

[16]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

[17]朱自清：《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1卷，第3期，第25～28页。

[18]崔国良主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19]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20]崔国良主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6页。

[21]潘乃穆，张海焘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506页。

[2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页、第142页。

[23]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2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25]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26]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27]张杰等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28]《解析陈寅恪》，第385页。(www.xing528.com)

[29]《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3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31]许渊冲：《诗书人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32]王敦书：《忆雷海宗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33]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34]鲲西：《追忆西南联大》，文汇报，2002年9月18日。

[35]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9、第740页。

[3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37]冯至：《论歌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38]曾昭抡文集编撰委员会：《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39]王敦书：《忆雷海宗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40]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41]钱理群主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42]余斌：《文人与学府》，《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之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62～164页。

[43]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0、第741页。

[44]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45]《闻一多1943年11月25日致臧克家的信》，《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

[4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4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8～342页。

[4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5页。

[4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153页。

[5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5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页。

[5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53]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4～53页。

[5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151页。

[55]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56]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92、第93页。

[57]《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第75页。

[58]徐葆耕：《清华学术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59]《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60]张世英：《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61]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5页。

[62]《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第78页。

[63]《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78页。

[64]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杨振宁讲演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6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66]《杨振宁讲演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67]《杨振宁讲演集》，第169页。

[68]金耀基：《大学之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页。

[6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