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教育”观指导下的课程设置

四、“通才教育”观指导下的课程设置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大学之中的佼佼者，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以利于人才的培养。

抗战开始后，虽然中国的大学在应时而变，但是，在变换之中，也受着不变的学术规律的支配。一方面联大课程的指导思想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依旧保留了战前三校课程的基本框架，联大课程对抗战前大学课程的结构性传承，可从许多方面来考察。这里仅以历史系的课程承接状况为例进行说明。

抗战前，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的范围内，先读西洋史，以西方史学观点的长处，来分析中国历史，才能在研究历史上达到一流水平。因此，他提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学科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课程设置思想。^[46]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课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在1936～1937年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程一览”中可看到，列出的必修课有：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第一年所选通史之外）、欧洲19世纪史、史学方法三门。其他课程有：日本通史、英国通史、俄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近代中日外交史、西洋现代史、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西洋史学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学术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地理沿革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宋史、明史、明代社会、清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研究、希腊史、罗马史、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俄国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蒙古史。^[47]对此，蒋廷黻很是欣慰，他自我评价说：“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48]

西南联大历史系基本上维持了清华历史系的课程框架。除保留了三门必修课外，还增加了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三门课程。选修课的数量虽大大增加了，但依然是贯彻中西历史并重的思路。这从断代史部分中国史9门、西洋史7门、专门史部分中国史7门、西洋史9门便可清楚地看到。^[49]联大历史系中外历史课程之丰富均衡，完全可以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

从西南联大的整个课程设置上看，通才教育思想得到全面贯彻，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第一是构筑文理渗透的课程平台。西南联大规定理工科学生必修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学概论等任选一门），文法科学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普通物理、普通生物、高等数学和科学概论等任选一门）。一年级、二年级的课程以全校“共同必修课”为主，包含语言、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几大类。此外，还开设学院共同必修课。三年级、四年级才以专业课为主。除此以外，大部分系的学生还需选修外系一些课程。以工学院为例，梅贻琦谈到：“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充分了解”。^[50]因此，除学校的共同必修课外，工学院还设置了微积分、微分方程、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经济学简要、工程画、画法几何（投影几何）、制模实习、锻铸实习、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机件学（机械原理、机动学）、机动计划、机械工程画等14门学院共同必修课。

第二是注重人文与科学教育的均衡统一。西南联大力图通过突出人文教育，以达到人文与科学教育的均衡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联大各院系共同必修课中，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全校共同必修课中除科学概论外，大一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伦理学、哲学概论、社会学概论均属人文或社会学科。西南联大还规定理工各科学生还必须选修两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课程。理工科的教师也十分重视其学生的人文教育。如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不选人文学科课程的学生往往不在其选课单上签字认可。数学系杨武之教授在儿子杨振宁初二时就专门请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教其读《孟子》。以此可见当时理工科教授对人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西南联大学人深知，人文社科之学与自然之学的融通也是提升治学境界的必由之途。对此，联大校友、著名历史学家李埏曾说：“这些课给学生以宏观的通识，奠定学生广阔的基础。有了这种宏观通识和广阔基础，学生乃能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寻求自己努力的方向和中心，从而计划选习哪些课程。”^[51]

第三是突出中西兼容的特点。这从全校学生共同必修课的结构与各个系的课程体系中都可看出。从全校学生必修的课程来看，除了党化教育的课程与体育、军事训练外，全校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为：“大一国文”、“大一英语”、“中国通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中西并重的课程构架。^[52]“大一国文”的教学是以联大自编的《大一国文》读本为教材进行的，选入的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各类文章与诗词，现代的代表性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进行了一个提纲挈领的展示。在讲授这门课的时候，教师们通常只是以指定篇目作为一个“蓝本”，而将其发散到介绍、评价历史上其他重要的作家、作品，只是在涉及教材中对应篇目的时候才重点讲解，采取的是“撒大网似的讲法”。

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爱国意识，中国通史是一门必上的课程。不论是钱穆与雷海宗以朝代的更替为线索的讲授方法，还是吴晗分若干专题进行讲授的方法，都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一次“大巡礼”。这能够使学生贯通性地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其他课程所无法取代的作用。

《大一英文》读本教材以短篇的欧美现代散文作品为主，篇目包括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艾伦坡的《一个凶手的自白》、欧文的《孤儿寡母》等。^[53]虽然设置“大一英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全校一年级学生英语读、写、听能力，但在英文文本的教学中，也必然会涉及那些文本背后的现代西方文化背景，这对奠定学生的西方文化根底是有积极作用的。

若从各个院系的基本课程构架来看，也具有中西并重的特点。这一课程构架的特点，还是以历史系最为典型。具体来说，历史系必修课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6门。至于选修课，其课程体系的构成依然是贯彻中西历史并重的思路。如在其选修课的断代史部分，中国史部类的课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辽金元史、宋史、元史、明清史等9门，西洋史部类的课有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欧洲19世纪史、西洋现代俄国近代史、英国近代史等7门，从数量上来说是中西均等，为了保证学生不致在选课上有或中或西的偏倚，历史系还特别规定，断代史部分在选修时，“必选中国史2门，西洋史1～2门”。其中西并重的倾向是一目了然的。^[54]

除了以上那些必修的通识课程，以及各系院设计的课程体系能够为学生提供中西兼备的文化养分之外，其他一些能够展示中西文化的课程对学生也是大有裨益的。

如“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这一课程，由西南联大外文系的9位教授讲授11部名著。分别是：钱钟书讲《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吴宓讲柏拉图的《对话集》；莫泮芹讲《圣经》；吴可读讲但丁的《神曲》；陈福田讲薄伽丘的《十日谈》；燕卜荪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陈条铨讲歌德的《浮士德》；闻家驷讲卢梭的《忏悔录》；叶公超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因单独开有“莎士比亚”课，所以不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55]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代表作的讲解和阅读，使学生对西方最著名的作家和最有影响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西方文学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在“选读”课中，要求学生除听讲、做笔记外，还要细心地阅读原著，并写出读书心得。查良铮（穆旦）、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赵瑞蕻、许渊冲等联大学子之所以后来能在西方语言、文学研究中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与这门课为他们打下的功底是分不开的。

据许渊冲回忆，“大二英文”由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主讲，用的教材是美国的《大学英文散文读本》，读本中选了纽曼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杜威的《论思想》和有关罗素教育思想的作品，以及短篇小说的若干代表作，如英国的斯蒂文森与美国的欧·亨利的小说。^[56]“大二英文”选取西方国家流行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讲解，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

第四是推行选修课制度和旁听制度。西南联大实行的是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的选课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对学生形成贯通性知识基础，作用最为明显。

西南联大一年级的全校共同必修课多由校部统一安排，国文、英语、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哲学概论、逻辑学、伦理学等7门基础课，基本上是所有科系学生的必修科目，学校还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应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地质等自然科学中选学一门；理工学院的学生应在社会、人文科学课程中选学一门。在二年级，学生可根据不同情况选学本院系专业基础课或基础技术课3～5门。从三年级起，学生除了按规定范围必修本院系几门主要专业课外，其余全是选修课。(www.xing528.com)

选修课归纳起来共有四个特点：一是数量多、范围广，学生的选择余地大。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一共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其中选修课占一半以上。以历史系为例，1938～1939年度开出的选修课就多达21门，有9位教授同时各开两门选修课。从课程的门类及所占学分比例看，联大的课程是比较注意课程的广博性与文理渗透的，国文、英文并重，中外历史同习，人文自然共融，确实体现了中西会通、文理会通的特点。这些选修课大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并有助于其专业的后续发展，对学生综合能力、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大有帮助。

二是质量高、观点新，科目“百花齐放”，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学科的最高水平。联大的选修课绝大多数都是教授开设的，一般又都会是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应该是优质课程。每当新学期开始，教务处开出的课程单都会满满地贴上好几面墙，墙边挤满了拿着笔记本的学生，他们边看、边记、边商量，好几天都围在课程表的张贴栏前，为选修何种课程左思右想。

三是所占的学分较重，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影响很大。按照当时的《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这两种课程的学分比数，各学院略有不同，大致为必修课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基本上都是选修课的比重要大于必修课。^[57]

四是没有院系的限制，学生可以在本院、系选课上，也可以到外院、系选课上，只要参加考试，成绩送交教务处登记，一样可以取得学分。学校还规定，在修满学分之外，如果还有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可以随意旁听各院系的任何课程。对所有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联大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予以保证，学生要想不努力就轻松获得毕业文凭是不可能的。当时甚至有教授提出，四年未修满学分者，只能称“毕年”，而不能称为“毕业”。

选修制度的推行只是为学生奠定通识基础提供了制度的可能性，但如果学生没有自觉的横跨文、理选修课程的意识的话，这一制度的作用也会降低。值得庆幸的是，受联大教授们的影响，在学生中间，文、理兼修的学习取向蔚然成风。我们可以从下面几则史料中看到他们贯通文理的自觉意识。

朱光亚在联大物理系读书时，物理系的淘汰率很高，专业学习非常紧张。但他依然选了朱自清的课，并且从不缺席；^[58]闻一多讲授“古代神话”，罗庸讲“杜诗”时，大教室里里外外有很多人站着听。在那些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来自联大工学院的学生。他们每次都是从拓东路校区出发，穿越整个昆明城，来到校本部听课。如果联大学生追求文、理知识的贯通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的话，工学院的学生怎么会选择走这么远的路来听与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干的两门人文类的课程呢？

刘兆吉在谈到联大学生的选课倾向时曾说：“理工学院的学生，可以选文学院的课，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通史，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朱自清的《陶渊明诗》课就有理工、法学院的学生来选修，文学院的学生也有选理学院的生物学、优生学和心理学的。工学院和理学院学生相互选课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59]

由于联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奠定了通识基础，不少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呈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贯通的特征。张世英在学术上的成功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张世英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他虽然读的是哲学系，却在理学院去选修了“微积分”。后来，他将两者的知识基础进行结合、贯通，准确、完整地理解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量论”，进而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60]

自由选修课程虽然有诸多好处，但毕竟受人数、学分等的限制，往往使想在学术上广采博通的学生不能畅快其志，于是，旁听制度便应运而生，按照联大的规定，旁听课程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但实际的执行却并不严格。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在不交费的情况下旁听任何课程，就连校外的青年都可随意旁听。^[61]

由于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极为重视文理科知识间的相互渗透，同时还注重“知类通达”的训练，就为学生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所以后来产生出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善于独立思考的一流人才就不足为奇了。

在联大还有一个特点是：名教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必修基础课一般都配备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而自觉去学习，从而打下博学的基础。虽没有明文规定，但这似乎是联大的一个“习惯法”，每个院系都是按这样的规则来操作的。对此，受其泽惠颇多的联大学子常常津津乐道。李埏说：“西南联大对这些基础课程，总是延聘学问最渊博、教学经验最丰富、最为学生景仰的知名教授去讲授。”^[62]大的基础课大都是由系主任或名教授担任的，联大许多教授上课时常夹用英语讲课，指定的参考书也很多是英文原版书，有的教授甚至要求写读书报告、答卷也要用英文，逼得大家不得不学好外语。

联大教授之所以要上基础课，原因有两个：一是西南联大的学人认识到：“这些必修课范围广、内容多、系统性强，非学识渊博、经验宏富的老教授是难于驾驭，并给学生以最大教益的。”^[63]有了这样的认识，各院系领导在安排授课教师时，自然会尽可能委派最有资格担任相关课程授课任务的教授去。二是联大学术大师云集，在每一个学科、专业，都有若干一流人物聚集在一起，这为基础课教师的选任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人力资源，也使得每一门课都由知名教授执教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从以下课程的任课教师名单中略见一斑：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等讲授《大学语文》；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讲授《哲学概论》；钱穆、吴晗、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张奚若、钱端升讲授《政治学概论》；芮沐讲授《民法概论》；李继侗讲授《普通植物学》；王力讲授《语言学概论》；杨石先讲授《普通化学》；周培源讲授《普通物理学》；江泽涵讲授《高等数学》；陈岱孙讲授《经济学概论》等等。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64]

因此，无论是中西、文理并重的课程设置，还是自由选修与旁听制度的推行，这些对于联大学子自由地游弋于中西学海之中与自如地游走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贯通性研究，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

在“通才教育”办学理念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中，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在西南联大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联大的学生不但接受了通才教育的思想，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效法，在联大的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如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邓稼先、朱光亚等科学家，他们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也并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但正是凭借着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及对科学的执著探求，才能在工作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终在这个尖端的科学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应崇福由衷地感叹道：“在联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会了怎么思考问题。”这种能力的养成，对学生的学术成长来说是至为关键的。

正如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前言中所说：“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