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阵容鼎盛的师资力量

三、大师云集——阵容鼎盛的师资力量

通才教育是文化会通观在教育上的体现。由于西南联大推行了通才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需要有一批具有文化会通观念与学识的教师来身体力行。西南联大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济济人才，许多教授本身就是文理兼修、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通才大师，其阵容之鼎盛，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教授们治学科研的功力皆源于广博深厚的学养，及持之以恒的探究精神。在西南联大，像这样博学多才的教授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就连聘请的外籍教师也不例外。这是西南联大通才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师资保障。

中国学人产生中西文化会通观，是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才开始出现的。这些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有着较深的中国文化底蕴，留学的过程中，又较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西方文化知识与研究方法，特殊的经历为他们比较、分析、把握、运用中西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西南联大教授普遍具有中西会通的意识和能力。

一代大师陈寅恪在1932年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4]他主张学术研究中既要以中国学术为本位，又要吸收外国学术的营养，进而将二者融会贯通。在西南联大的通才大师中，陈寅恪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素有极深的国学功底，又在国外留学十几年，通晓英、法、俄、意、日等国语言文字，以及中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治学范围包括史学、文学、文字学、史学史、文学史、训诂学、宗教学、校勘学等，涉猎极广。陈寅恪与联大的另两位教授吴宓、汤用彤当年留学美国时被称为“读书种子”、“哈佛三杰”，连博学的吴宓对陈寅恪也推崇备至，他曾感慨地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所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25]

由于陈寅恪具备了这样的学术根基，所以，很自然地在他的学术工作中便将中西之学融为一体。他虽是一位以研究中国史为主的学者，代表作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但他所有的论著却是在广征博引、大量使用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撰述而成的。对于陈寅恪的治学特点，台湾的汪荣祖称其为：“直接接触到西洋语文考证学派、实证主义史学，合中西考证于一炉而融会贯通。”^[26]大陆学者李岩更是给予极高的赞誉：“陈氏早年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熏染，又幼承家学，使其学问淹贯古今中外，但他并不拘守成例，而是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而又有创新的治学风格和求实的治学精神。”^[27]由此可见，在陈寅恪的治学实践中，中西融会的特点是多么的突出。不仅如此，陈寅恪还精通中国传统医学，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胡臭与狐臭》就是融会医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写成的妙品。^[28]

与陈寅恪类似，汤用彤也是一位在治学上融会中西的大师。邓艾民在《汤用彤先生散忆》中曾对汤氏的治学特色做过一语中的的点评：“他运用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以治中国哲学，融会贯通，不露痕迹。”^[29]

除了从治学路径上可以窥见联大教授中西融会的治学特点外，在教学实践中，也可间接地看到他们不同凡响的学术风貌。

联大的不少教授所开设的课程都有横跨中西文化的特点。如吴宓在清华时期即为外文系设定了“了解西方文明之精神、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培养目标。在西南联大的教学中，他仍然主张“外文系的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30]因而在《中西诗之比较研究》，《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中进行中西对照比较的教学。在《文学与人生》中，他就将刘邦、项羽、虞姬与恺撒、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做比较，拿《红楼梦》与《名利场》相互对照。^[31]同时，他还开设有“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人文主义研究”、“《红楼梦》研究”、“柏拉图对话”等。

雷海宗明确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32]他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秦汉史、西洋（欧洲）中古史、西洋近古史（16～18世纪）、罗马帝国制度史、西洋文化史、西洋史学史等。

闻一多则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应熟悉外文，应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有了这样明晰的认识，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有意识地在观念上、知识结构上朝着中西融会的方向迈进。对于这一点，毕业于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有过如此描述：“西南联大许多老师、教授们都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他们既对祖国古籍、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有亲切的了解和长期深湛的修养，可以说有着一种执著的爱；又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很熟悉，进行过这样那样的研究，并且他们都精通一两种外国语，能讲能写，甚至懂多种外语。”^[33]联大学人鲲西在回忆社会学系的师友时也说：“研究西洋社会的学者并不是只看西书，他们都有极高的中国文化修养。”^[34]对联大的教授群体，赵瑞蕻与鲲西用的是概括性描述，而何兆武则用具体的实例说明：“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国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35](www.xing528.com)

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师从陈独秀、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他掌握了用西方哲学来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在教学中，他时常以中西哲学概念相互对照，触类旁通，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与融通中西文化；历史系教授邵循正谙熟多种语言，在教学和科研中“能直接把蒙文、波斯文资料与汉文资料以及各国学者研究成果比照参证，互纠讹误，融会贯通，提出新的见解”；^[36]冯至在西南联大讲浮士德，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书中“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37]其他如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典翻译文学时更是纵橫中外、恣意汪洋，令学生赞叹不已。

联大的许多教授不但在治学上达到了中西融会的境界，而且还登临了文理会通之巅。除梅贻琦、潘光旦、陈寅恪外，其他的也不乏其人，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是兼通哲学的物理学家；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对历史颇感兴趣，在军事学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抗战时期发表了87篇军事评论与时局杂文，“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政局、战局的分析都可与任何专家媲美”。^[38]

雷海宗“精通多种外语，不仅兼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和科技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39]

郑桐荪虽然是数学系的教授，但“博闻强记，于文史诗词无所不窥。……对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乃至名胜古迹，遗闻逸事，每喜与人谈说，创见颇多”。“晚年著《禹贡地理新释》，有独到见解。亦喜搜索北京掌故，著《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对北京城墙的历代沿革提出自己的看法。”^[40]一个理科学者，对于文史、地理之学，还有着如此的兴趣与深厚的修养，这是非常难得的。

像这样的学者在联大还有不少。黄子卿是化学系的名教授，却工书法，并喜欢写旧体诗词，常与游国恩等讨论写诗的问题；华罗庚是当时数学界年轻的领军人物，却能写出相当流利的散曲；赵九章是地球物理学家，也擅长书法，他写的文征明小楷“极其秀雅流丽”；陈国符是化学系的教授，在开设多门化学专业课程的同时，却写出了一部研究道教典籍《道藏》的开拓性著作《道藏源流考》；外籍教师威廉·燕卜荪是具有数学头脑的诗人，“不但对于文艺、哲学有极高深的造诣，而于数学一道，也非常精通……在他所有的书籍的空白上，我们时常可以看见他平日演算微分方程式或解析几何等的题目”；^[41]罗伯特·白英的专业本来是工程技术，在联大机械工程系讲造船学概要和造船设计，但同时，他又在外文系开设英国诗史和现代英诗的课程。1943年，他还与联大教师金堤合作，将沈从文的部分小说翻译成英文，名为《中国土地》。这是沈从文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小说集。^[42]

文理兼通的学养自然会外化为治学上的累累硕果。何兆武曾在其谈论“清华学派”的—篇文章中对此大书特书：

潘（光旦）先生一方面大量引用了当代生物学与遗传学的成果，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传统文献，写出了《清代伶人血缘研究》、《明清两代嘉典望族研究》等著作，迄今不失为这一方面的开创性的尝试……王竹溪先生是物理学的大师（他是杨振宁作研究生时的导师），他编写了一部中文字典，据语言学家朱德熙兄语我，那是迄今最好的一部中文字典。曾昭抡先生是化学界的权威（他曾多年任中国化学学会的会长），却同时从事民主运动和多种社会活动，还作过许多次公开讲演，有一次的讲题是“战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刘仙州先生是机械工程界的元老，他赠给同学们的书是《史记》和《汉书》，还写过《诸葛亮木牛流马考》的论文。^[43]

联大有众多的教授，何兆武的见闻仅仅是管中窥豹，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联大教授具有这种文理会通治学取向的普遍性。

联大学人不仅能够兼通中西、文理治学之道，而且还追求一种古今贯通的治学境界。对于这一点，朱自清有一段经典语言：“要知道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与俗曲）的学术价值；二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44]朱自清在这里想说明的，无非是希望寻找一条将古代传统与现代生活进行融合研究的路径。

1943年，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经过十余年的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指臧克家）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中，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45]在这里，闻一多很明白地告诉他的学生，他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泥首古籍章句的书虫，而是为了给“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开方”，也就是将古典与现实打通，闻一多古为今用的学术旨趣在这里表达得多么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