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中的基本思路

二、完美人格——教育的最终目的

西南联大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中的基本思路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是给学生以专门的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是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

在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方针首先体现在教学管理上。梅贻琦在办学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实施其教育理念，如文理交叉开课，从二年级允许学生转系，教授上基础课，开设中西文化课，聘请外籍教师等等。联大实施通才教育具体有两点，一是注重课程的广博性；二是突出人文教育，以此实现人文与科学教育相统一的通才教育思想。

张伯苓在抗战中对人文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曾有过很好的表述。他指出：“科学为现代知识之基础，人文为一切学问之归宿，学术之昌明，文化之进展，舍此莫由。”^[13]梅贻琦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他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指出：“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的愈多，使受教育的人愈博洽……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潘光旦则从反思“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五四以降，科学被偶像化，近世科学的发展更暴露出“忽略了人，尤其是忽略了整个的人”，而人文学科能够解除科学弊于分而不知合、弊于知与用而不知其更高价值、弊于一尊而不知生活之多元、弊于物而不知人的弊病。因此，他主张重视人文学科，“高中与大学的前二年，应尽量充实人文学科的学程。文法院系固应如此，理工院系……尤属必要。”^[14]

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2年提出《改革教育方案》后，即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实科，甚至提出停办大学文科10年，此举遭到几乎所有大学的强烈反对，后政府又将此措施改为限制文科发展。此后，全国大学实科得到较大发展，加上社会对实科人才的较大需求，使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西南联大也出现了学生热衷于报考实科的情况。1942年，联大共有在校生2760人，其中仅工学院的学生即达756人，经济系一系学生就有545人。^[15]工学院和经济系的学生为1301人，占全校学生数的47.1％。为了坚持通才教育，反对只重实科不重文科，西南联大和教育部有过争论，还曾上书蒋介石、陈立夫提出异议。^[16]针对政府和学生均偏重于工科和经济学科的现象，很多教师表示担忧，朱自清即说：“大学应该顾到百年大计，不应该为一时偏倚的需要而变质。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目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现象。”^[17]

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南联大一直注重对文科专业的保护和发展。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第一次将人文科学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学问的三大门类之一，将人文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坚持通过加强人文教育来培植和强化大学的人文精神，这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战时需要而“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看到，联大校园内处处辉耀着人文之光，比如联大校园文学中高扬的人文精神旗帜，与此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精神上的契合。

西南联大在通才教育中，将人格培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西南联大选择了继承中国教育培养“君子”人格的传统。中国教育传统特别注重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培养，儒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而外推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个体知识的形成，而在于个体人格的完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个体人格完善而实现社会责任。(www.xing528.com)

潘光旦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西南联大三个常委也持同样的观点：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观念，把大学培养人的活动构建在传统的“明明德”的人格培养基础之上。他认为，“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出“明明德”和“新民”的范围。而“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而大学教育应“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张伯苓也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18]蒋梦麟认为教育之目标除学习知识外，更应注重养成健全的人格，独立不移的精神，精确明晰的思考力。他极推崇个性教育，“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19]

为实现培养完美人格的教育目的，西南联大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上，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如梅贻琦把“明明德”放在大学教育的第一位；张伯苓指出：“教育为改造个人之工具。但教育范围，绝对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意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20]潘光旦也说：“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这种品格教育是从中国原有的道德教育系统里抽绎出来的。”^[21]儒家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激活人所固有的道德本性，通过人格培养，使人具有完美人格而成为道德人。西南联大注重人格培养中的道德教育，显然是继承了儒家的这种思想。

西南联大的道德教育，既重视言传身教，重视学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教育，也重视通过规范学生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养成教育。从对学生违纪的惩处中可以看出此点。从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对于学生考试作弊等行为，西南联大会根据《教务通则》，给予记大过、小过等处分，对于严重的道德错误，则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如第100次常务会对于某学生“毁坏公物，屡教不悛，着即开除学籍”，第147次会议对“侮辱师长”，对教师“恶声谩骂”、“举措越轨，言行无礼”的3名学生开除学籍。^[22]注重道德教育既是注重学生个体的价值完善，也是着眼于社会本位的必然反映。道德教育说到底，就是要教会学生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能够恪守道德规范，学会做人。蒋梦麟曾指出：“教育有种种问题，究其极，则有一中心问题存焉。此中心问题唯何？曰做人之道而已。做人之道唯何？曰增进人类之价值而已。”^[23]西南联大注重道德教育的目的正如梅贻琦所言，在于使“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所贡献”，而实现大学“新民”之效。为了重视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后来校部还将《伦理学》作为所有院系的必修课。

西南联大反对单一专业教育而主张致力于对学生知、情、志的陶冶以完善其人格，注重对学生道德教育的做法以及注重教师的言传身教，并使专业教育建立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学生普遍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社会适应性。

个体人格的完善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的，两者具有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因此，中国儒家教育传统所重视的个体人格的完善是以个体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为最终目的的。因而其教育价值观也必然以社会为本位。张伯苓所云：“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求全社会的进步”，梅贻琦所说个体人格的完善“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其思想渊源均来自儒家的社会本位价值观。西南联大文化主体的社会本位价值观让他们格外关注社会，长沙临时大学方才成立，就掀起的是否要搞战时教育的争论；抗战结束时西南联大师生对“国是”纷纷发表意见及积极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民主运动，都是他们格外关注社会的例证。从这里可以看到传统价值观对大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总的来说，通才教育应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大的突破，一批既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又具有开拓精神的大学管理者，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移植美国的通识教育理论，形成了以人格培养为核心、会通中西、融合古今、文理渗透的通才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