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职教育的宏观背景和机遇

第二节　发展高职教育的宏观背景和机遇

影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需求

结构功能主义对教育发展的解释是人才结构取向，也就是说将人才的因素，尤其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的数量与结构作为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它对更高认知技能的要求、对文化和道德认识同一性的要求，对知识与才能的进一步分类以及对人才的选拔，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尽管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它的范式仍然为教育发展的解释提供了非常基本的框架，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也不例外。“在现代生产和分配的先进技术的条件下，工作本身变得复杂和专门化，由此，就业的教育‘门槛’也不断提高”。(Burton Clark，“The Open-Door College”，New York，McGraw-Hill，1960.p14)伯顿·克拉克几十年前的这一论述今天对我们似乎仍然适用。

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职教育的发展，其起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进入了生产流程和工作现场，使生产第一线技术岗位的智能成分不断提高，对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中专毕业的学生无法适应这一要求，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学术型、工程型人才也无法适应生产第一线实践能力的要求。于是，高职教育便得到了大发展的机遇。研究证明，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同样是人才的需求。在20世纪60年代，四国工业年均增长都超过了5%，日本甚至高达13%。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使得生产第一线需要大批较高水平的技术型和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而这类人才的培养在当时的四国却几乎是空白。这就是当时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专科大学、法国的技术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兴起的主要动因。

二、地位竞争

以柯林斯(Randall.Collins)等为代表的西方冲突理论认为，引起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来自社会的文化市场。根据他们的观点，教育的扩张与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中各群体之间地位和声望的竞争。这是因为，教育和文凭与权利和地位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为了不断维护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力求使他们的孩子接受比他们自己更多的教育。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希望通过这一竞争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成功刺激中产阶级和处于上层地位的群体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利地位群体改变地位的成功欲望又驱使他们朝更高的教育层次竞争。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这种竞争，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一观点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应该承认，它在解释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竞争，尤其在解释高职教育受到某种程度的鄙视这一现象上有一定的价值。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受教育者对高学历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崇尚教育的民族。自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到两汉重选举的“量材而授官”，教育带来了寒门出高士的社会景观，使人们对教育崇尚备至。再到隋唐开科取士，一直到今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了一种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即使在开放而流动的现代社会里，除非彼此之间有“熟人社会”的那种全面了解，否则，学历作为鉴别人才并以此对个人能力产生信任的有效符号，就注定被广泛应用。因此，本科教育受到青睐、属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受到一些人的鄙视、高职院校新生的报到率偏低、高职院校的学生热衷于升本、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努力升格为本科等现象的产生便没有什么奇怪了。

三、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技术应用性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各国技术人才普遍短缺，导致人才争夺全球化。据资料显示，美国去年技术人才缺口达80万人，日本10年内短缺160万至445万，欧洲两年内仅网络人才就短缺60万。美国宣布2009年至2010年每年引进科技人才的名额从1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德国出台新政策招聘2万名外国信息技术人才，同意从非欧盟国家引进并发放“绿卡”。发展中国家技术人才面临被争夺的压力，应用型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将日益严重。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传统生产技术体系进入理论技术体系的新阶段。突出表现为从科学技术到产品生产的周期缩短，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快。目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将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关键除了要有研究和开发人才外，更要拥有一大批掌握多种技术原理和熟悉生产实践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这已经为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所证明。例如，韩国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初级学院，现在在校生数已超过全部高校生的28%；我国台湾省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超过全部高校生数的50%。产业结构提升要求劳动力提高综合性技能，增强跨行就业的适应性，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四、知识经济

21世纪人类将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要靠知识的传播，而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而教育则是哺育生产力之母。基于这种理念，笔者认为，知识经济的本质决定了高职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总之，教育将直接构成知识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是教育支撑的经济，是由教育发展推动的经济，离开了教育的发展，知识经济就失去了它现实的发展基础。因此，知识经济赋予了教育以最直接的经济意义。这些都为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时代。由工业经济转入知识经济，比二百年前由农业经济转人工业经济的意义更大，更深远，知识经济引发的经济革命，将是塑造全球经济的决定力量，知识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带动社会生产中各种劳动形式向以脑力劳动为主和不断开发新资源的方面发展。它对直接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影响。

知识经济的兴起，会带来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变革，整个社会将树立全民教育和终生学习的新思想、新观念，人们将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参照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传统的大学固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主要是通过发展社会学院、技术学院、短期职业大学和专科学校等形式实现的。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把发展高职教育视为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所在，在发展中调整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使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相互借鉴，互相沟通，相得益彰。随着社会的发展，接受高等教育，将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

教育和科技的发达与否，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科技兴国早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谁掌握了21世纪的教育，谁就掌握了21世纪。一个国家要攀登高科技的顶峰，要靠传统教育即正规的大学教育，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则要靠职业教育来实现。

知识经济的兴起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重点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目标将会成为培养知识型劳动者和智能型人才，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型劳动者和知识型人才将会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决定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主体，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将成为改变经济系统运行的主要推动力量。首先，脑力劳动的成分将大大增加，脑力劳动内部也会发生更复杂的分工；其次，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就业起点和收入，知识结构决定着就业方向，知识的积累决定着其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应培养知识型劳动者和智能型人才。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教兴国，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人才，更需要培养大量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比较强的实用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如果只培养一类人才，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没有基础研究人才，高科技的发展就缺乏后劲；没有生产第一线的实用人才，企业在市场中就没有竞争能力。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其社会特征应是：活动范围世界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经济合作国际化、生态环境一体化。为此培养跨世纪人才特别强调人才素质的培养。一是学习能力。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获取更加方便快捷，使得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过去那种“填鸭式”的知识积累的教育，必须让位于学习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二是合作能力。未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社会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人们的信息获取、经济运作、科学研究乃至生活质量的提高等，都离不开与人的交往，学会与人打交道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素质。三是创造能力。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人们生活一体化进程加快，低水平的重复和模仿越来越没有市场，创造能力为竞争焦点，创造能力是未来社会评定人的一项重要标准。四是创业能力，未来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给人打工，还应学会自己创业当老板，创业能力包括开拓进取精神和管理能力等。

21世纪生产将越来越智能化，设备更新、技术更新的速度也将不断加快，更多的岗位需要的劳动力要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素质的需求，已成为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知识经济，其生产的技术条件是电子和信息革命。各种学科的软件系统会被广泛开发和采用，各种信息媒介也会广泛地应用到教学中来，这些变化将大大扩展教育方法的广度与深度，使教学方法更具科学性和艺术性。因此，教育教学过程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教育过程的重点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为他们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打好基础，这就需要改变整个教育和学习方式，使教育逐步由维持性教育转变为预期性、创新性教育。建立起与其他类型教育相互沟通、形式多样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体系，确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念，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实施多形式学制，满足人们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多种需求。(www.xing528.com)

五、加入WTO

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把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变革总结为如下三点：第一，由过去范围和领域有限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尤其是服务贸易的开放；第二，由过去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国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第三，由过去以试点为特点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

(一)教育服务的范畴

WTO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如军事院校)以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教育服务贸易的范畴。具体来说“教育服务”包含远程教育、出国留学、海外办学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及流动4个方面，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4个领域。可以看出，入世后，教育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如网络技术，为教育增加了新的手段，使受教育者可以较为自由地安排学习时间；跨国接受教育和跨国办教育的壁垒在逐渐消除。

(二)开放的教育市场

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教育的条款中，鼓励所有成员国之间增加教育产业竞争的公平性和相互承认。①鼓励海外办学，要求各成员国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在所在国颁发学位证书，并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学位证书；②提倡出国留学，支持专业人才的国际流动，呼吁减少移民限制；③要求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减少对本国教育机构的财政补贴。

(三)新的运行规则

加入WTO后，与金融、航空、交通等服务领域的条款相似，教育服务领域要求消除国内市场的封闭性，减少对外资参与的限制，使本国教育服务向国外开放，外国机构和个人可以平等地与本国机构和个人竞争。这就是我国承诺的遵守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有限制地开放除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市场。

(四)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的新要求

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为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民营企业的迅速壮大和产业布局的重大调整。大批市场前景好、管理水平高的企业迅速脱颖而出；同时，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知识密集的企业会越来越多。由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各类教育中与经济的联系最为密切，受影响也最大，尤其是高职教育，入世后要为社会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动手能力强的新型技术人才，这就必须加速自身的改革，尽早建立适应WTO运行规则的新机制。

六、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美国学者提出的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一个概念。1970年和1971年，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马丁·特罗教授在《从大众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扩展与转化》中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大学适龄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率在15%以下的，属于精英(Elite)高等教育阶段；15%为大众化(Mass)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Universal)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虽然说，它的实现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譬如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的外部因素)、中等教育普及程度(教育的内部因素)等，但是，在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方面，发达国家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重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比如美国的社区学院(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功能)1996年达1471所(公立963所，私立508所)，占高校总数的41%；在校生653万人，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40.9%；其新生占全部入学者的50%。再如德国1994年共有专科大学164所，占高校总数51%还多，培养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工程师。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高中及高中以上阶段教育的大众化程度也大有提高，200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24%，按国际惯例，已进入大众化水平。在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层次的大众化进程中，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2009年，全国举办高职教育的五类院校共计1574所，在校生981万人，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57.4%。高等职业教育更具有鲜明的大众性特征。

七、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我国“十五”计划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强竞争力，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以协调地区发展；调整城乡结构以提高城镇化水平；提出要在继续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四个新战略，这些都对人才的类型结构和分布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处在“精英教育”的阶段，在“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制约下，劳动人事制度重学历轻技能，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类型和合理使用。学术型和工程型专业人才分布出现“三多三少”的局面，即东部沿海地区多、中西部地区少；大中城市多、乡镇农村少；机关事业单位多、企业生产现场少，实用性技术人才十分短缺。江西地处中部，承东启西，是承接沿海地区工业梯度转移的重要地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既能留得住、又能出得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逐渐改变人才类型结构和分布格局，全方位支持四个新战略的实施，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应有所作为，而且大有作为。

八、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观将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教育重学历，每个学生都按照学历层次逐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重能力，一个高层次的学生可以到低层次的学校学习某一专项能力、博士生可以到职业学校学开汽车就是一例。每个人在学校教育后所参加的学习往往按照能力要求，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非学历教育或培训，这一种学习形式将会大大发展。在终身教育体系的衔接、鉴定、认可这些重要环节中，往往实行以能力为基础的评价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技术将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教育学制间的衔接依靠文化课之间的衔接。适合于普通学历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学制间的衔接主要是能力间的衔接，不仅有文化课间的衔接，还有专业技术课间的衔接。这些能力的获得可能是通过学校教育，也可能是自学，也可能是在工作中学习。这种能力衔接对已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将极大地减少继续教育时间，提高学习效益。

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有学制之间的衔接，有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衔接，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这些衔接与沟通都要通过课程间的衔接才能实现(工作中的学习要经过鉴定、认可，以达到那些课程的标准要求)，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同样要有一个入口课程标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高职应与对口中职直接衔接。可以通过这种衔接来制订高职的入口课程标准。所有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或学过职业教育的人和青年学生，如要接受高等职业教育，都可以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通过最方便的途径达到这个入口标准。这就完全改变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因此，在终身教育体系中，高等职业教育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