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之上的经济,知识创新的速度和水平是知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知识归根到底是通过人们在实践中对世界的认识获得并运用的。人们掌握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竞争的综合能力。一言以蔽之,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取决于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江泽民同志说:“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势年轻人脱颖而出。”作为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重要阵地的大学将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基础地位,成为活跃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源头;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重点又在于应用,优秀的科研成果和创新知识得不到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和推广,将会变为一纸空文。高等职业教育是贯彻产教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对于江西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适应江西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有其独特优势。因此,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二、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和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加快,科技含量不断增大,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广泛应用,越来越需要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的层次和水平,那些能够在生产、服务第一线,领导和组织把工程设计、规划方案、管理制度付诸实施的实用型、技术型、应用型专门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这就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是高等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三、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类型,它和以“学术目的和科研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并存于各类教育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建立起了管理体制、结构基本合理,办学形式多样,规模效益好,教育质量高,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高等教育内部各类教育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学校结构布局调整的目标之一。历史地看,普通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想再有一个大的发展不很现实,加上空间地域和财力的限制,今后普通高校应着眼于内涵提高;发展高等教育应着眼于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也是对高等教育的促进和发展。按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09年,高等学校总量保持在2500所左右,其中普通专科高校将逐步规范为高等职业教育。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增量也主要依靠高等职业教育,由此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任务相当艰巨。
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有积极作用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这符合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和普及化转变的规律,发达国家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09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4%左右,还是比较低的水平。“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不知产生了多少悲剧和扼杀了多少有才志的青年。实践证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五、发展高等教育是科教兴国的需要
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缩短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是要加快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步伐。但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只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本身并不等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将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以近几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成为支撑我国在21世纪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支柱。
但不庸讳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份额还很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就是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也仅为10%左右,传统产业仍占90%左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发达国家已达50%左右,我国只有6%~8%),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我国仅30%左右),产业整体技术素质不高(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的只占13%),企业技术改造、消化、吸收、创新能力不强,主要工业制造设备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30%。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差,中高级技术人才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据有关统计显示,在7000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约为80%,中级工不足20%,达到高级工水平的仅为3%左右,全国已评聘的技师只有54万人,高级技师不到12000人,而发达国家高级技术工人一般达到20%~30%。在人才储备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上海市,2007年有技术工人178.1万人,但中级工占总数的57.9%,高级工占总数的7.3%。技师、高级技师仅为总数的1.89%。在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经济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群已经形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45.4%(2008年数)的深圳市,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问题也相当严重,全市265万劳动力中,技能型劳动力仅为36.4万人(占总数的14.5%),其中初、中、高级工的比重为47.9:34.2:15.6,与美、日等国80年代的38:58:9比较,差距很大。
可见,劳动者整体素质低下,中高级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瓶颈。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其首要前提是要扫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大力培养高层次的产业技术人才,而这一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上。这主要由高职教育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决定的。
高职教育是一种面对职业领域、培养高层次产业技术应用人才的教育。从世界范围来考察,高职教育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20世纪中叶以来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等的出现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真正步入科技称雄的时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与经济呈现一体化发展。由此在社会经济、生产领域导致三种重要走向: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化;二是社会生产手段的高技术化;三是社会职业内涵日益丰富,即社会或企业界不仅需要大批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设计人才,而且需要大批善于组织、管理高新技术生产体系的,编制有效生产工艺并将研究、开发、设计人员的抽象设计加以具体化、以便最终转化为现实产品的,或者能够操作、调试和维护高新技术设备,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高层次产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这后一种人才通常都是通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来培养。因此,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领域中高职逐渐确立了其独特的地位,而且由于其学制短,培养出来的人才拥有实用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主动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深受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欢迎,日益成为高等教育中最活跃的领域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当今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4个设立了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例如,德国的高职教育FH(Fachhochschule),德国的工程师70%以上是FH的毕业生。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占高校学生总数的40%,实施的机构是5年制的高等专科学校、2年制的短期大学以及本科层次的技术科学大学。英国的高等职业学校称为多科技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学制一般3年,部分技术学院或专业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国,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院,在校生数占高校学生总数的40%。我国台湾的高等职业教育由高等专科学校和技术学院两个层次的学校承担,其中技术学院在1974年设立本科,培养技术师,1979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6年培养博士生。
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应从国情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通过职业学校教育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规定青年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作为城市准入的必要条件,既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也有利于教育普及程度和全民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和潜力的挖掘。
(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向(www.xing528.com)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向。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全国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归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时,把“城镇化水平低”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并列为第一位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纲要》不但明确指出:“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有资料预测,我国城市化在2020年将有历史性突破,城镇人口超过54%,首次多于农村人口。
城乡分割体制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桎梏,打破这种分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已成当务之急。把城乡居民严格地区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是由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有关粮食、副食品、住宅、燃料供给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劳动保护、婚姻等配套制度,在市民和农民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拼命读书“跳农门”,几乎成为我国农民子女改变社会身份的唯一途径。如果说这种完备的城乡隔离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成了束缚社会发展的重大阻力。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人为的鸿沟不但损害了农民和农村,从长远看也损害了市民和城市,是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重要表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裕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工业革命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城市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3%,城市化速度极其缓慢。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革命,导致了城市化速度大幅度提高,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达到全球总人口的14%以上,80年代则猛增为42%,20世纪末已有50%的人生活在城市。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46.6%,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外,其他大、中、小城市的“户籍鸿沟”正在逐渐填平,被准入政策所替代。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的动向,应引起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二)加入WTO后的城市经济需要不断补充高素质一线劳动者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需要。职业教育怎样应对入世后的挑战,并及时捕捉面临的机遇,是职业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力争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把招生重点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
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抢滩登陆”,至20O8年底,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300余家在中国投资,他们不但看重中国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更看重源源而来的廉价劳动力对降低生产成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是工业化的必备条件。
随着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在现有农村已有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今后5年每年还将新增50O万~600万剩余劳动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曾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手段,先后用加工贸易等形式开始了经济起飞。蜂拥而至的境外投资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然而只有体力的进城务工农民,却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经济中立足,必然对一线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一项调查说明了技术工人后续力量严重不足。号称“北方香港”的大连,引进的日本、韩国企业比比皆是,该市劳动力市场信息显示:40岁以下技术工人供需比为1∶10。在其他地区一蹶不振的职业教育二产类专业,在大连却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好势头。从大连现在需求,不难预见入世后我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趋势。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基础,只接受过基础教育尤其是仅有初中程度的进城青年农民,今后在城市求职将十分困难,即使进入某些企业也难以得到发展,而且会在社会治安中起负面作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陆学艺先生指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是农民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逐年减少的过程……其就业总的趋向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职业教育应该也必须在这种“转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其中捕捉自我完善的机遇。
(三)高等职业教育毕业应成为“城市准入”的重要条件
怎样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更加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问题?怎样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大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户籍管理部门进行,需要通过综合性改革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显著了。……那些过着最低生活水平,乃至生活在低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属于条件最差的阶层……要求国家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教育上采取措施。如果发展中国家实行一些必要的政策,它们充裕的劳动力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制定通过职业学校招收农户学生“农转非”的政策,或把接受职业教育作为青年农民“城市准入”的条件,不失为综合改革中操作性强的有效措施。
对青年农民转户或“城市准入”应有特殊要求,原因在于他们不但是“新市民”的主体,也预示着“新市民”的整体水平,是城市化可持续推进的重要标志。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各地都在不断调整“城市准入”政策,但大多是在“高投资、高学历”上设定条件,而对城市化过程中补充城市一线劳动者的政策却十分鲜见,宁波市对中专生入户的规定应得到重视。职业教育是提高一线劳动者素质的有效渠道,应制定青年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才能进入大城市暂住、打工甚至落户的政策,规定职业学校毕业是青年农民转为小城镇“市民”户口的必要前提。在过渡阶段,对于青年农民转户,加上必须接受职业教育的规定,引导农民把“花钱转户口”调整为“花钱上学转户口”,不仅在户籍管理改革上可操作,还能促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促进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应该也能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引导农民进城务工,明确城市准入政策中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将无序流动变为有序流动,提高进城青年农民素质并拉动农村教育的普及,把“沉重的人口负担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为入世后的城乡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一线劳动者,提高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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