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预期是高职校园制度文化的另一大功能

二、提供预期

提供预期是高职校园制度文化的另一大功能。在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动中，高职校园制度文化既然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建立制度文化无非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获得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并据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教育行为。西蒙曾说：“我们所有的人，在如何完整地筹划我们的行动上，在复杂的世界里所能达到的理性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使我们至少可能达到微弱的理性。例如，我们能可靠地预料到，如果朝某个方向走上一程，就可以找到一家食品店，并且它明天还会在那个地方。靠着制度环境的这种稳定性，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什么疑问的稳定性，我们就可能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进行合理而稳定的规划了。因此，我们的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在我们周围设置了一套可靠的、可感知的模式。我们没必要非得理解产生这些事件的根本的原因机制，或这些事件本身的全部细节，而只要了解那些影响我们的生活和需要的少数模式就足够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允许我们在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约束下，去应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8]制度文化通过规则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使每个人对别人和社会的教育行为反应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借助制度文化提供的信息，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教育行为。他知道该怎样行为，哪怕这个教育行为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因为他通过父母、学校、社会的有关机构等社会学习机制知道一套程序或规则，只要进入该程序，符合规则规定的条件，就不会受到阻挠并可能达到行动的目的。本尼迪克特曾说：“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9]其实，制度文化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某种特定的教育信息，是人与人之间形成教育合作时所必要的共同的教育信息。所谓共同，是指各个个人之间所拥有的这一种认识是完全相同的。例如，作为维持课堂秩序的教学制度，我在课堂上不应高声喧哗，我知道你也会在课堂不高声喧哗，而且，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课堂上不会高声喧哗……这样，我在课堂上决策的不确定性才大大减少，我在课堂上的行为也才能比在没有这个共同信息时“安静得多”。因此，课堂秩序必须是共同的信息。借助制度文化提供的信息，人们可以预期他人的教育行为。由于人的教育行为势必与他人发生关系，和他人的教育行为形成互动，所以，在考虑自己如何行动时，获悉他人行动的信息十分重要。只有知道他人的教育行为，知道他人对自己教育行为的反应，才能决定自己怎样行为，才能合理地调节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刘易斯在《行为规则》一书中说：“作为不断重现的情况S中的行为者人群P，其行为的规律性R在且仅在以下情况下成为行为准则，而且在P中这是一种共识，即在任何一种S的场合下，P的成员：（1）每个人都遵守R；（2）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遵守R；（3）每个人在其他人都遵守R时也心甘情愿地遵守R，因为S是一个协作问题，对R的一致遵守是在S中的一个协作性均衡。”^[10]协作性均衡是一种“组合”，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行为者单独采取与众不同的行动，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得到好处。这里的R就是制度（文化），S是重复出现的行为互动过程，它被看做协作问题。刘易斯在此强调了制度文化作为规则赖以成立的条件，强调只有遵守规则才能在互动过程中达到协作性均衡，但从中不难看出个人、他人及其与制度文化的联系。制度文化也同样具有协作性均衡的特性，因为违反制度文化对谁都没有好处，通过制度文化的规定和重复教育行为的经验，一个人可以正确地预期他人的教育行为。制度文化的功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就是合理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假设10个人想合作完成一项教学研究课题，如果他们各执己见，又不沟通各自的研究工作计划，最终的研究成果恐怕没有多少科学性、实效性。反过来，即使他们采取的研究设计方案很平庸，但如果大家全都遵照这同一个方案行事，成功的概率可能更高一些。西蒙曾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别人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决策。‘团队合作’就是这个意思。足球比赛里的信号、桥牌里的叫牌，都是让本队每个队员对团队队员的下一步行动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能采取适当的合作方式来达到共同目标。任何在采取行动之前的策划和组织，其主要目的不仅是让每个参与者完成最适合他的工作，而且还是让每个队员都能准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下一步行动。……我们使用‘合作’这个词来表示参与者拥有同一目标的活动，用‘协调’表示向每个参与者通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协调，合作一般是无效的，也就是无论参与者有什么意向，都达不到目标。”^[11]制度文化提供了对别人教育行为的保证，并在教育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教育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如果各人有各人的“规则”，“规则”是私人信息，那么可能比没有“规则”还糟。阿罗曾说：“信号就是能够改变个体的概率分布的各种事件，用更专门化的语言来说，一项观察的信号的后验条件分布一般都与先验分布有所不同。概率的这种变化恰恰就是获取了信息。”^[12]正因为制度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共同信息，因此，制度文化通过向个体提供这一种共同信息而减少了个体在课堂中教育行动的不确定性。也由于形成了一定的教育行为规范，作为人类个体才能预期另一个个体的行为，才能面对一个较少不确定性的教育世界。制度文化作为一种信息，恰恰应当在一定的社会成员内均匀分布，是一种共有、共享的共同信息。汪丁丁说：“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层面上的。这个共享知识在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大家共享的知识的传统’，它使得我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13]制度文化是人类教育世界中的共同信息。只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个人才能获得这些教育信息，并把社会的共同的教育信息内化为各个人的教育行为规则。遵循这些教育行为规则，就能建立起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减少教育世界中的个体在决策时的不确定性。人类个体通过共同信息而使教育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并把个人组织成社会，以有组织的整体来更为有效地适应稀缺的环境世界。制度文化作为信息，只有在你有、我有、他有、大家都有时，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有、我有、他有、大家都有时才能发挥所需要发挥的作用。制度文化当且仅当是共同信息时，才是对每一个个体有价值的。(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