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研究

二、国内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研究

高校校园文化与高校如同一对孪生姊妹，高校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高等学校的设置与发展是同步的，两者同源同流、密不可分。高等学校是高校校园文化的载体，离开这一载体，高校校园文化就无从谈起。文化有传承性的特点，今天的文化既是昨天文化的继续，又是明天文化的开始。当前，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顾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历程，认真分析和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我们搞好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

（一）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渊源

有学校就有文化，我国校园文化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奴隶社会的“官办学校”垄断在奴隶主贵族手中，教授的是礼、乐、骑、射，灌输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培养的是新生的奴隶主贵族。封建社会以私学兴起为代表，使校园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材。最不容忽视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对两千多年的封建官、私学校的校园文化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创立于隋朝、成熟于唐朝的科举制度，使得古代学校教育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官学士子在科举功名的诱惑下，往往舍本逐末、急功近利，把经典束之高阁，终日埋首整理八股文等应试技艺，官学和书院都笼罩在沉闷萧条的气氛中，缺乏创新和自由。晚清科举更是舞弊严重，弄虚作假，贿赂成风，严重影响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功能的发挥。这是古代校园文化最致命的缺陷，造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尽管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等方面，古代校园文化有很多可借鉴的内容，但总的说来是精华与糟粕共存，我们应发扬批判精神，弃其糟粕，扬其精华，不断自我否定和创新。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创办于国难当头的19世纪中后叶。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一股自尊自大的“华夏中心观”，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夷”，认为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民族。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更惊醒了中国士大夫“天朝大国”的迷梦。猛然发现中华民族不惟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更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中国教育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康有为认为学校能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是立国之本，中国改变落后局面的关键，首先就在于变革落后的学校教育。梁启超认为教育是强国的根本，教育的宗旨应该是以培育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精神的“新国民”为目标，变革传统教育陈旧僵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主张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严复则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教育思想^[13]。在此思想引导下，教育改革发生了，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举办新型学校；稍后的维新运动广泛宣传维新改良思想，设堂讲学，以求变法图强。1895年设立的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1898年筹办的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些学校就是我国高等学校的先驱。伴随高等学校的创办，我国高等学校校园文化走上了校园文化的舞台，追求实业救国、富国强兵、变法图强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广大师生同社会上的先进分子一道密切配合、相互呼应，掀起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动。这样我国高校校园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观念的主要阵地，高校校园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先进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

（二）民国时期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要素积淀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真正致力于建设具有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权的现代大学，高校校园文化进入它的形成期。以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周诒春（清华大学校长）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开始向西方高等教育传统学习，厉行改革，推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先进理念。大学教育制度与高校校园文化在与传统教育制度的斗争中前进，逐渐积淀自己的特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国家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造成空前的民族危机。在李大钊等先进分子的发动和领导下，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以北京、上海的为中心的高等学校展开并蔓延向社会，新文化运动唤醒了社会各界尤以高等学校的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的普遍觉悟，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引入并为一批先进分子所接受。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大高校学生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形成了关注社会民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1919年初以巴黎和会失败为导火索，以北京大学为策源地，北京十多所学校爆发了反帝反封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并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界的响应和支持。这一时期，学生社团兴起、期刊林立，全国高校学生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共同行动，并肩战斗，标志着高校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独立鲜明的群体意识。高校也成为先进思潮和中国社会的桥梁，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锋，而高校校园文化的因子——爱国救亡的传统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初步形成了各大高校独特的校园文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共产党人秘密组织和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抗日运动，一二·九运动使青年学生开始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高校校园文化史上的大事件，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谱写了新篇章。这一时期，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著名高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成向现代大学转变的同时，围绕自身传统，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中央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时期，校长郭秉文在办学中提倡“三育并举”以及“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14]的“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要求师生以天下为己任，在人文与科学、通才与专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发展。在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和“俭朴、勤奋、诚笃”校风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四字校训和校风，期望中央大学学子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埋头用功，不计名利，诚心向学，放眼世界，成就伟业。“诚朴雄伟”的校训以“诚”为校园文化的核心，立意高远，奠定了中央大学校园文化的百年基石。清华大学历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周诒春校长倡导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学方针，教育学生树立艰苦朴素、勤劳实干、服务社会的精神，摒弃功利观念。1928年罗家伦任校长期间提出了“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办学思想。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提出了以“通才教育”、“民主管理”、“学术自由”为核心的一整套办学思想，带领清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并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下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清华大学还倡导学生自治，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林立，青年才俊云集，丰富和推动着校园文化的发展。

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高校校园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八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因为日寇的入侵而屈服，各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团结一心，同赴国难，以抗日救国为旗帜，谱写了高校校园文化史上的辉煌诗篇。抗战期间中国沦陷区的大批公立、私立高等学校相继内迁至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西部省份，特殊时期的办学经历为校园文化增添了一朵绚丽的浪花。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只有少数几所公立高校由国民政府指定搬迁地点，除几个大城市外，内迁高校有很多是选择了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乃至穷乡僻壤，使大学内迁与西部开发相结合，也为这些地区播撤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教师们团结一致，共度国难，著书立说，诲人不倦；学生们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不忘救国，学习不忘服务社会。例如著名的“流亡大学”—— 浙江大学辗转到贵州渭潭后对渭潭地方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教授、著名史学家李约瑟对中国科学进行研究，在其撰写的考察报告《科学的前哨》中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记述。这一段特殊的办学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开创了我国高校校园文化走出校园、服务社会的先河。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学生继承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掀起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请愿、罢课、游行示威活动，爱国主义的校园文化旗帜引领高等学校师生始终站在社会文化发展的潮头。比如建于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把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推向了崭新的阶段。这种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业务学习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核之一。(www.xing528.com)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的发展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极大地丰富了高等学校校园文化，也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20世纪50～60年代中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各项事业，国家对旧有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全国各地还开办了一批新的高等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在这一时期设立的。广大师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勤俭节约，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将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中。师生搞现场教学，参加实际工作，有的高校还改革了毕业设计，让学生参与国家重要工程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既促进了学校的教学科研，又直接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高校师生争把青春和知识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处处呈现出健康积极的表现形式，它催人奋进，净化人的思想，启迪人的心灵，给人以熏陶和无尽的享受。

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文革”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革”期间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里政治挂帅，高等学校师生受极“左”思想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主义盛行，迷失自我，抹杀个性，帽子漫天飞，价值观念盲从，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都成了“武斗”的战场，高校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大批教师和干部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下放到“五七”干校或者农村接受再教育，教授被关进了牛棚，尊师重道遭践踏，到“文革”后期高等学校几乎停止了招生，校园文化几近被扼杀。这是我国校园文化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历经拨乱反正之后重新走上正轨并不断发展的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后，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沧桑的高校师生从自发到自觉，带着对“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反思拼命读书，并将读书的热忱和对“文革”的反思延续给后来者；80年代初的大学生，没有局限于对“文革”的反思而盲目指责社会，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开始思考和讨论人生及价值观问题，力图从自身出发，从自我和社会的结合点上去追求人格独立。清华学子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北京大学学生响亮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时期的高校校园里兴起了“读书热”、“哲学热”，发奋读书、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实现自我成为此一时期高等学校校园文化价值观的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改革处于最困难时期，社会上又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体制交替过程中的矛盾开始暴露，加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空气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使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陷入了彷徨和迷茫，部分大学生求助于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化，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和少数“政治精英”的鼓噪和诱惑，终于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次风波，更使人们切实认识到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空前活跃，不断发展，从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到教学质量都与从前有所变化，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日益充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是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科教兴国战略深入人心，社会主流文化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高等学校不仅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场所，还成为社会科研和科技开发的主战场之一。高校校园文化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为指导，重新确立了积极的价值取向和校园文化的进步方向，校园里弥漫着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氛围，大学生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作贡献。总之，这段时期，校园文化建设的组织体系更加完善，物质载体得到改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校园文化充满着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朝气。

进入21世纪后，经历了高等学校的大调整、大整合、大扩招，高校开始从规模跨越转向内涵提升，推动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不断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高等学校进行又一轮大调整、大整合，高等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奠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坚实基础；再则，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如何建设具有高职特色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当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2004年12月教育部、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造成了校园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一系列高校校园文化学术、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使高校自身和社会各界对校园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入。而理论研究的进步又继续推动了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向着科学、系统、规范、实效的道路前进，从而为新世纪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导向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