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趋利本性的分析，利益驱动，权利膨胀

一、主观原因

（一）人的趋利性

人类社会从开始发展到现在的事实都证明，趋利性是人的本性之一，即绝大多数人在一般情况下都重视和计较个人利益，在遇到利害关系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与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所谓利益机制的核心问题。

对于人的趋利性，我国古代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早就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商鞅就指出，人的本性包括名与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31]。因而，对于如何吸引、招聘人才，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上实行过以利招才、以财招才的办法。孔子也认为，对于利，上下都一样，“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只不过应该合理正当^[32]。荀子更明确地说：“好利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性，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天子亦然”^[33]。韩非子则进一步说，人都是自为（自私自利）的，都“喜利”，“好利恶害”，“以计算之心相待”^[34]。司马迁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35]人的趋利性的固有，尤其在制度不完善，个人利益可以轻易获取时表现得特别明显。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曾经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据记载，一旦谁被发现贪赃枉法，通常便遭到砍头、截肢、挖膝盖骨、剥皮充草示众等残酷处罚，连驸马也不例外。但仍有大批官员如飞蛾投火，自愿走上刑场。以至这个精明的皇帝到临终也没弄清楚，他们“为何朝杀而喜犯？^[36]”

西方对人趋利本性的认识，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经济哲学产生后，更十分明确。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人生来就有爱财、爱权和好逸恶劳倾向。第一个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变成哲学体系的爱尔维修指出，人作为生物，“受肉体感受性决定”，会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支配人们的行动^[37]。以人的本性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亚当·斯密进一步说，人都是有“利己心”的“经济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38]。对亚当·斯密学说继往开来的大卫·李嘉图也认定，每个人都是以计算利弊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行动，只不过多数人是“理性人”，会合乎逻辑地行动罢了。马克思也指出，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利益才是最终目的。有人会争论说，未必人人如此。历史上有海瑞、岳飞等不爱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当代有雷锋、焦裕禄等先进模范人物，乃至为革命而自愿牺牲个人一切的先烈们。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往往是在特殊条件下的行为，是虔诚于某种理念或献身于某种理想，是某种崇高精神鼓舞以及与某些内心私欲顽强斗争的结果。因而不能以他们来否定人的趋利本性。

人都有趋利性是客观事实。但如果不对人的趋利性进行正确疏导教育，也是非常容易使人变得很自私，很容易成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极端个人主义行为的驱动力。特别在金钱美女、富贵荣华、灯红酒绿等的强烈诱惑下，很有可能使人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损人利己，良知泯灭，成为社会罪人。19世纪英国政治家登宁就曾这样形容过资本原始积累时人的这一可怕惰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大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9]从这一角度讲，人的趋利性存在其天然的消极性与落后性。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追求私利。

（二）利益驱动，权力膨胀

贪欲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从心理学分析，行为由动机驱动，动机源于需要。因此，贪婪地去追求个人需求，当自己有限的合法收入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贪欲时，就会设法用非法手段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由此形成犯罪心理。同时，贪欲与权力相交融，将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高校干部均担负着一定的职务，拥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其职务虽然与犯罪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却为其犯罪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条件，贪欲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便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资源紧缺利益驱动。尽管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且实行社会化办学方针，施行多渠道办学模式，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了迅猛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说，还是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强烈和迫切的教育需求，特别是学历教育需求。因此，入学，尤其是进入名牌学校求学，并且获得高等教育文凭，成为许多家庭和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紧缺资源”。乱收费就无所顾忌地滋生蔓延开来，一些见利忘义之徒，更是以权谋私，借招生敛财，靠倒卖文凭牟利。

当前高校日益增多的科技、文化服务和生产经营等创收活动，为高校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性，创收活动的趋利性，诱使少数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个别高校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乱办班、乱收费、乱发文凭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个别部门和个人置学校的声誉于不顾，牺牲教育质量以换取金钱。追逐金钱的冲动，也助长了个别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少数人甚至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创收活动的增多，还使高校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催发了高校内一些单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他们违反国家和学校的财经纪律，隐匿、截留创收收入，私设“小金库”。“小金库”的存在，形成了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也驱使一些人越过思想道德和法纪的防线，不择手段地去捞取金钱。高校的党风、校风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www.xing528.com)

（三）认识偏差，心理失衡

1.对当前高校的廉政建设和腐败现象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尽管当前高校腐败现象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与任务比以往更严峻、更艰巨，但有不少领导干部在反腐败问题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高校内部有相当比例的领导干部认为，学校是事业单位，不是政府机关，一无权二无钱，想腐败也没有那个条件，即使有问题，同社会上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因此，他们对高校已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缺乏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有些高校的少数领导对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甚至对反腐败问题产生抵触情绪，把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同深化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割裂开来，致使反腐倡廉工作落不到实处。认识上的偏差所引发的行动上的软弱失衡势必给消极腐败现象在高校的滋生蔓延大开方便之门，影响高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同时，不少的领导干部在职务犯罪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法制教育上的“三个误区”：一是以“管人者”自居，自己没有不懂法的道理；二是认为拿回扣是正常的，小到几百元、大到几千上万元，只要给就敢收，只要未入大账的，几万、几十万都敢分；三是“法不责众”的误区，认为大家都在拿回扣、好处费，自己不拿白不拿。

2.难以抵挡的物质诱惑是导致高校职务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等现实，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高校干部的心态，进而导致其手中的权力发生病变，成为其实施职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坠入职务犯罪的泥潭。第一，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各内设机构功能日益明晰，其内部利益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任职教授、讲师与行政后勤人员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尤其是有些干部看到一些文化水平比自己低、素质比自己差的人先富起来了，不同程度地对高校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产生冲击，由此引起其内部心理结构的变化，造成心理失衡，便把手中的权力作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表现出“干哪行吃哪行”的补偿心态。第二，在为满足社会高等教育需求，高等院校在招生、基础设施等方面处于迅速扩建发展时期，经济交往活动也就越来越频繁，各种投资商也看好这一商机，把目光投向高校的这些权力部门，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以高额回扣和酬劳想办法打入高校和争取到各项建设项目，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后勤综合管理部门人员在长期从事社会交往活动中，深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别有用心的承包商、经销商惯以采用的以联络感情、感谢“关照”，不时以请吃、陪同出游考察、出入于娱乐场所、送给纪念品等方式，使这些管理部门的人员放松了思想警惕，在自觉不自觉过程中，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步一步地被拉下水，致使腐败行为发生。

3.脑体倒挂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产生腐败的原因

过去多年来我国长期实行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不重视科学，不崇尚教育，在实际收入分配中没有按照价值规律运行。高校教师收入偏低，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商的首先暴富起来，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借着双轨的漏洞也大发横财，掌握实权的社会各部门，也很快被腐败侵蚀，在讲究了多少年政治思想之后的人们又极端地把金钱视为至上，没钱什么事也办不成的负效应反射到了长期甘于清贫的教师身上。当多少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学者们，看到自己的价值远远抵不上一个小商贩时，心理开始失衡，尤其是当今社会上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迫使这些书生和穷学者们，为生计考虑起各种捞钱的门道来，这也从客观上促使了高校腐败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