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教育，其中德育是保障学生人格健全的关键，影响着个体今后的发展，也是大学教育的重点。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曾说过：“教育为改造个人之工具。但教育范围，决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15]
在大学开设德育必修课是德育制度化的表现，以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不仅有利于老师通过传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提高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有利于学校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塑造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个人操守方面建立牢固的精神支柱。
南开大学建校初期，便设“修身班”（类似于思想品德课）。当时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把“修身班”列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利用每周三下午亲自对学生言传身教，使之成为一制度化的德育阵地。他事先收集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不用官定的修身教材，凭借他的学识和演讲才能，将当时国内、外校内外大事，待人接物行己处世之方，求学爱国、交朋结友之道，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地传送到学生心田。(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前后，以杜威来华为契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好的阐发，并且进入各级各类学校，转化为中国教育变革的实践。
中国学者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最早借鉴是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在制定学制时感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便是“人民失业至多而国甚贫”，因此他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认为这种创于“美洲杜威派学说”的教育，以人民生计为基础教育之中坚，实为中国当务为急者。此后的几年中，蔡元培一再通过文章和演说向国内教育界介绍杜威，说他创造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力言学校教科与社会隔绝之害”，是即工即学主义，经过试验很有成效，因而蔡元培鼓励教育界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紧随蔡元培之后，黄炎培也介绍和提倡实用主义教育，1913年8月，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评从前的教育都是“虚名的教育”，不切实用。他主张今后教育应以“实用”为旨归：“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者，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16]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在国内教育界引起一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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