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走近新生代的农民工

案例5　走近新生代的农民工

他们想要的生活什么样?——更加丰富多彩，不做赚钱机器

在广东省广州市夏茅工业区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李梓瑶是个典型的“90后”，1991年出生的她几个月前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来到了广州。

“我的想法其实好简单，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但工厂的活儿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稍稍赶不上，物料就堆积在面前，不要说工长严厉的眼神瞪着你，自己也不安生。”由于操作不熟练，李梓瑶没少被主管批评。心情郁闷的她曾经坐在宿舍楼栏杆上发呆。试用期的收入也不高，只有1000元左右。

让李梓瑶不适应的还有单调而紧张的日程。“在工厂里，有规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听候厂方的铃声指示。起床、上班、睡觉，都有一个编排好的时间表。”

这几天，李梓瑶的工友——四川女孩彭娜正和父母怄气。原因是上个月彭娜手机费、上网费用了200多元，父母说她乱花钱。彭娜却不以为然:“你们这样省还不是在打工，手机都舍不得用，我才不会学你们。”彭娜是熟练工，每月工资有一千三四百元。

李梓瑶每个月最大的花销也是手机费和上网费。工作之余，她开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这样回去。“我还年轻，想长点见识。”她喜欢上网，在手机上看小说，或者和朋友在网上聊天。但常常是因为订单多加班多，每天几乎只剩下几小时睡觉时间。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站着时候，你已成为它(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打工妹郑小琼的诗作。十几年前，东莞一家小五金厂的245号工卡就是郑小琼的身份，她的诗就是打工生活的写照。如今，来自四川南充的郑小琼已经成长为一名诗人，2008年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但依然租住在工业区，和工友、老乡比邻而居，关心和关注着打工生活。

在郑小琼的眼里，“90后”是个先进的字眼。他们更为崇尚平等尊严的工作，宁愿在外面漂着也不愿回到乡村;他们会把周围是否热闹作为就业的一个选择;他们更为珍惜自己的休息时间，会用一个月工资去买一个山寨版苹果机……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

遇到问题该找谁?——工会应该成为打工者真正的娘家

广东东莞，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闭的工厂，共同构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场景。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对于打工者普遍反映的累，郑小琼认为除了身体上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累，一种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现实与理想落差过大而造成的心灵上的累。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郑小琼曾经以“面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的问题访问很多打工者，绝大部分选择放弃，大多数人觉得，“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农民工，根本说不清楚，对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表现出无知和茫然;明确表示会去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的人一个都没有。

李梓瑶和彭娜显然对工会毫无概念。遇到经济问题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至于情感与生活问题的沟通，更多还是老乡与同学，或者几个要好的朋友，但通常是不知道找谁，更多的是憋在心里面。彭娜告诉记者，大部分工友与家庭的分离，加上打工的圈子流动性相当大，很难有亲密的朋友，孤独、劳累，这种生活状态很容易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目前来说，组建工会，让工会发挥作用是最好的方式。”曾经当过搬运工、流水线工人，现为深圳龙岗社区专职工会干部的杨诗勇说，“工会要成为真正的职工之家。多深入职工，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困惑。同时，应该促进企业人性化管理，帮助企业制定规范的制度，建立人文关怀体系，让职工知道有困难有问题该找谁，让员工感受温暖和关爱。”

为了帮助企业成立工会，杨诗勇每天步行着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不管风吹日晒，有时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他相信打工者需要工会。今年年初一家企业只给主管加工资，员工情绪激愤。杨诗勇找到企业主做沟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最后企业给全体员工加薪，平息了这场群体事件。利用工会这个平台，杨诗勇也多次组织员工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培训。

杨诗勇依然每天走进一家又一家企业，锲而不舍地为组建工会而努力，“离乡背井的打工者需要引导和关心，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需要工会。”

在北京当保安的李创关注一切挣钱的门路和信息——最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25岁的李创从河南老家舞阳来京打工已经快5年了，现在海淀区的一家酒店做保安。初中毕业后，李创先在家乡附近的城市打工。“第一次挣了工资，我记得是198元，特别激动”，孝顺的李创给家里寄了150元，剩下的48元一个月都没花完。

不久后，李创动了去大城市见见世面的念头。他的第一站是广州，这一待就是5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广州几乎所有的厂家他都干过，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只有三天。频繁换工作的原因很多，比如工作时间太长、老板态度太恶劣、自己不感兴趣等等。

2005年，在同乡的介绍下，李创来到北京的一家酒店工作。第一次来北京，李创特别激动，“这是首都呀，有天安门，有故宫，还有长城。”可不到一个月，李创就没了当初的兴奋。“工作太忙、太累，工资太低，根本不可能出去玩。”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李创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城市的距离仿佛是一出生就已经存在的一道鸿沟。

李创说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重复。早上7时开始工作，晚上7时结束;或者晚上7时开始工作，到第二天早上7时结束。4年过去了，他的职位没有多少变化，工资倒是提高了，但是很少，仍然只有1000多元。

尽管如此，李创有着自己的打算。每当休息时，李创就会到附近的商店、街市转着看着。他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挣钱的，也关注一切挣钱的门路和信息。酒店附近有一片新开的饭店、理发店、服装店，“我很羡慕这些开店的人，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有勇气，有眼光，也有资本。”慢慢地，李创和这些小老板成为朋友，他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定:“再干几年，多挣些钱，也出来做点生意，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哪怕再困难，也得从头做起!”

初中毕业的天宇常因文化不高而自卑，但仍不放弃梦想——“我想做个服装设计师”

天宇来自江西农村，1988年出生的她，身着T恤、牛仔裤，染着头发，乍看之下，她与城市的年轻人并无区别，但从天宇的神情中仍然能感受到乡土的气息。(www.xing528.com)

天宇2003年初中毕业就跟着表哥到宁波、上海、温州打工，销售、裁缝、制鞋等都做过，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服装行业。“那时往往没到月底工资就已经花完了，从来没考虑过积蓄的事。”天宇腼腆地说。

今年年初，因为工厂搬迁至东莞，天宇也随厂来到了东莞市虎门镇的赤岗村。工厂离镇子有30分钟的车程，离市区就更远。来了快半年了，天宇只到过镇上一次，还没去过市区。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天宇常常刚和几个人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尽管在外打拼了几年，天宇却没什么知心朋友。

在工厂，天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天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提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心里想法的变化时，天宇说自己是“由开心到死心”。工厂的工作压力很大，天宇干的活又是整个流程的第一个部门。“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好布料剪报废了，赔都赔不起。”死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天宇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产生的自卑感。天宇说，自己和以前的同学都玩不上了，“他们说的话都文绉绉的”。采访中，天宇好几次提到自己没文化，做什么事都抬不起头。

尽管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天宇仍然有着自己的梦想，“等我攒够了钱，想去服装培训学校学习服装设计。”只有这时，天宇的眼睛中才闪耀着光芒。

(资料来源: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工资低工伤加班多．人民日报，2010年6月20日)

［思考讨论］

1．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区别。

2．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问题。

3．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案例解析］

他们来自农村，却早已经离开了土地。他们身在城市，却难以很好地融入都市生活。他们有爱有追求，与现实却总有距离。他们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在他们身为“农民工一代”的父辈渐渐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时，他们陆续涌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这是一个数以亿计、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群体。他们，在改变生命轨迹的同时，也改变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规则。他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二代”偏离了人生航向，迷失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到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他们是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有人说，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他们与社会上经常提及的“富二代”一词相对应，有人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二代”。

因为没有归属感，对于“农民工二代”来讲，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努力在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感到的还是城市的“冰冷”。

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生存状态，将视觉和现实人为地画上等号，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无法加入社会的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造成一种被抛弃和遗忘的错觉，极容易出现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较强的反社会情绪，加重了心理无法承受的能量，一旦这种能量爆发，将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受到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再加上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观念淡薄，他们容易走上极端道路。

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学习建议］

1．结合本案例了解我国的三农政策。

2．结合本案例分析我国农民工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3．建议进一步阅读:

刘传江:《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蔡禾:《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