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需要传统，大学生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

案例2　一个民族需要传统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但文山有个村子却找到一种特殊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相关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偷偷摸摸做犯罪违法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的孩子都找不到人玩。而此村整个村子从事不名誉的职业，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我想不是。

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云南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皮匠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可以想象，铁匠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铁匠村的，我打铁的本事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谁有什么特殊本领，谁有什么特殊工具。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耀。这些村子的GDP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具体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和形而上的对生存意义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获得意义的可能。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子就会极力遮掩自己身份，在与人攀谈时，会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多少电视、汽车，年收入多少，他都是不名誉的、阴暗的，不可能获得尊严!

对于中国的传统农民，我依然有残存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一个乞丐路过我们村，我姥姥连忙回到家里，让我趴在窗台下面，不要动，她自己也躲在外面看不到的地方。那个乞丐隔着院子喊了几声，不见人应，就走了。我姥姥这才让我直起身来。可能读者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古怪。我姥姥解释说:“要是让他看见，就不好意思不给了。”回溯起来，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子很常见的行为。乐善好施不仅是美德，甚至是道德底线。遇到乞丐行乞，村子里最穷的人也会设法施一碗米。如果不想施舍，躲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这种窍门，其实也是羞与人言的。我想，如果我不小心被乞丐看见，我姥姥绝对没有勇气继续躲下去，她会在她内心道德感逼迫下，在自己尊严感驱动下，舍出一碗好米来。

《白鹿原》虽然是小说，我却愿意当作信史来读。它使我相信，传统中国到处都是我姥姥那样的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农村，才是农村的常态。无论国家怎样动荡，外敌入侵也好，政治变动也好，这些不掌握宏大叙事，也不知晓任何“现代”、任何主义理论的农民，他们从传统之中延续过来的质朴、宽厚，他们那种浸润在血液之中的恻隐，那种对道义的承担，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具体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精神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

人们需要对新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在四川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也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的偷钢者，一个发明了新的偷钢方法的人，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信，即使没有外力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不能持久。因为这种新解释可以蒙骗自己一时，却经不起长久推敲。虽然在村子内，他们可能理直气壮，但出了村子，他们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口舌才能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

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同时，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的对象竟然是婴儿，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无以复加了!

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当国家整体秩序丧失后，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社会重建的根基。野火烧尽之后，只要草根尚存，就有春风吹生的那天。最可怕的是草根烂了。官员腐败会对一个国家造成直接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肯定，失去自尊和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此顾炎武之“亡天下”之谓也。

官员弄权让我痛恨，而当农民集体失去质朴和良善，吃的菜不卖、卖的菜不吃的时候，乃至于有整村贩卖婴儿的事情，则让我脊背发寒。诡异的是，我现在所奢望守护的传统，它最大的破坏者，正是我曾相信的那种超越文化、民族、地域的冥冥中的标尺。传统有大有小。真正流淌在每个人血液中的是本乡本土的小传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传统才是我们草根得以生存的土壤。当我在大山深处，依然能见到乐于放羊的人群、日日歌舞的人群，我感到欣慰。我相信那是我们未来文明的草根。只是，在日甚一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飓风下，不知这些草根还能存活多久呢?

一个民族要有传统。传统使我们获得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成为我们而不是旁人。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长出来的叶子，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上的浮萍、全球化列车上的齿轮。只有民族共同延续和尊奉的传统，才能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尊严。拥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我们作为自己而不是作为别人的未来。

(资料来源:田松．一个民族需要传统．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7日)

［思考讨论］(www.xing528.com)

1．什么是传统?为什么说一个民族需要传统?

2．大学生应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3．我们应如何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道德异态?

［案例解析］

此案例告诉我们:“拐卖村”是拜金主义所导致的道德沦丧的结果，它折射出一个民族和国家需要传统道德的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是我们的精神基因，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是我们决不能丢弃而应当大力继承的文化之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中的传播，加之社会上消极腐败现象的示范效应，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社会上的黄赌毒等消极腐败现象又沉渣泛起，这给我们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极大危害。这说明:经济发展与道德前进常常是不同步的，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任重道远!厚德载物，我们要教育人民活出精神、骨气、良心。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的做事”。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而源远流长的东方大国，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形成的最大源泉，历史留下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延续，需要整个民族精心、耐心滋养和吸收，但绝不是背叛。我们理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它的为当代所能用的内容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内容，为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准备条件。

留住我们的文化之根，中华民族才会永续繁荣昌盛!

［学习建议］

1．本案例适用于第四章第二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学习。

2．大学生应努力理解和认识诚信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学会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则汲取外国道德文化优秀成果，丢弃其糟粕。

3．建议进一步阅读:

夏伟东:《道德的历史与现实》，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