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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时间:2023-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的再认识张俊1976年,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去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四人帮”也被粉碎,中国社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由于这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实际上取代了十一大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张 俊(成都医学院

1976年,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去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四人帮”也被粉碎,中国社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当时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1],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并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困局,邓小平同志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胆识和开创新局面的巨大勇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着手解决两年来本应解决而又未全面解决的问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探讨其重大意义,将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心和决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这次会议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

思想路线是实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党正是确立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继续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而“文化大革命”则完全违背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结束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坚持“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处于徘徊的局面。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并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为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和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3]

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指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4],同时要求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实现现代化,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为中共十二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30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5]

这次全会还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要从中央贯彻到各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由于这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实际上取代了十一大的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所说的:“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实际上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6]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全面转入正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这次会议为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要纠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有一个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全会指出了当时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7],全会提出了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8],这就为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全会根据这一方针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作了定性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9],这为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奠基性的准备,从而使我们既能实事求是地指出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能使我们客观地尊重我们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回想苏联领导人对待列宁、斯大林的态度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

与此同时,全会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精神,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指出,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批判,应将“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10],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正如公报所指出的那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11]

第三,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希望之门

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和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局,能否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的愿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开创新的局面,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巨大的魄力和前瞻性,开启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大门。全会明确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12]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3]中国改革开放的轮廓已经初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评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新进展,肯定了不久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刚达成的中美建交协议,由此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并逐步形成了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实现了外交战略的新转变,为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从此,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4]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5]

第四,这次会议重新提出了加强党的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同志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可见,政治民主化、法制化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回顾历史,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党内许多错误决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难以得到纠正,就是因为个人专断发展起来,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民主集中制的进程同样处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加强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如何加强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6],会议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7]这次全会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在中央会议上表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能够在中央会议上由多数人来纠正,这就真正显示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巨大威力,使广大党员大大增强了对党的信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仅成为这次全会的共识,而且由这次全会活生生地体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全会就加强法制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8]这些举措大大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法制保障。

第五,这次会议是突破“左”倾思想禁锢、实现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

十五大报告有这样一个重要论断:“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这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众所周知,把人们的思想从“文革”造成的极“左”的僵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左”的积习太深,也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延续“左”的路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不突破“左”倾思想的束缚,不把人们的思想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反对 “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全会还就解放思想的方法与途径作了说明:“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1],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2]。(www.xing528.com)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23],历经新时期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丰富经验,但还应看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我们仍将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始终要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主观合乎客观,在解放思想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六,这次会议为抓住机遇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勾画了蓝图

完成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期盼。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忘祖国统一大业,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认为应不失时机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24]。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25],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26]。这些论述尽管篇幅不长,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祖国统一方面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机遇意识,表明党中央已将长期以来因国内动荡而事实上搁置起来的祖国统一大业摆在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为随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来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这样,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大历史任务。

第七,这次会议预示着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开始

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这个历史课题,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近20年的艰辛探索,获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但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这个历史课题未能得到成功解决,甚至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为归依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了第一大历史任务之后,必然将第二大历史任务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不断在曲折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陈规到各方面改革的历史性转折。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推进了由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正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愈走愈宽广。

第八,这次会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邓小平同志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28]。这预示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创新精神,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从随后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看,明确提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任务的思想,强调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概括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科学命题,为后来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10条主要之点,实际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最初框架。所以,邓小平理论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活内容。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它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了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危局,使中国从徘徊中重新奋起,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4][7][8][9][10][11][12][13][16][17][18][20][21][22][24][25][2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3][5][19][28]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龚育之.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http://www.xinhui.gov.cn/export/xhds/bolan/wenzhang/nw20051110100941.html.

[1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5][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5911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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