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我国高等学校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的高等学校治理结构

三、推动我国高等学校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的高等学校治理结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实行的是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管理运行模式，所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议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即学者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一样都是法定的权力，但是，在我国高等学校的管理实践中，学者的学术权力却没有得到保障。学术权力的主体本应是学者，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却由行政管理系统来行使，许多本应由学者、教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被行政管理人员所拥有，致使学者的学术权力弱化或丧失。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和核心的治理结构。

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高等学校治理结构，并不完全适合我国高等学校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世界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高等学校治理结构演变的趋势。因为高等学校已日益成为一个规模巨大、与社会密切联系、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结构系统，又是一个具有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的使命和组织文化、独特的高等学校精神的复杂组织。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提高办学效益、配置各种资源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不仅不应被忽视，相反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深入改革与完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还未完全落实，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教师、学生的关系比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复杂得多。因此客观地说对于现阶段我国高等学校——一种既有学术性又有行政性的复杂组织的内部管理，以行政或以教授团体为主来管理都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不是单纯靠某一个群体为主就可以实现最佳的管理效果的，而是需要建立起分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两个管理系统和权力系统，不同的权力系统各自有其管理的重点和目标，学术权力应赋予从事专业教学、科研活动的教授，行政权力则赋予那些围绕高等学校的目标对高等学校进行管理的行政管理者，即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应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且既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行的二元结构。

要构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且既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行的二元治理结构，必须从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上予以保证，在这点上，国外高等学校的委员会制的协调方式值得借鉴，如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委员会制的协调方式以美国最著名，在日本也较有代表性，由校长、副校长定期召开学术行政管理会议讨论最重要的决策;突出校长在协调两大系统中的作用，它们都从制度上保证了两大系统的协调。作为学术组织的最高行政长官，高等学校校长其内部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处理好以自己为代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尤其是教授团体拥有的权力的关系。运用好这两种权力，使它们均能根据学校的使命和目标各得其所、各显其长、各尽其能、各施其责，以达到高等学校内部的高度协调。除此而外，对我国的高等学校而言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好。

第一，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和领导体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是高等学校的基本法，其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第四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些都已从法律上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高等学校党委会、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实际上已明确了我国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与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校长行政、教授治学”，这种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相适应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高等学校的管理实践中真正落实。“教授治学”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管理制度，在学校的发展，学术能力的增长、学术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通过多年的实践，也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要充分认识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下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是高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有效制度，是高等学校沿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不过高等学校党委究竟应当怎样按照高等学校组织的特点来领导学校、怎样把党的工作原则与高等学校组织特有的学术管理活动原则统一起来，确实需要很好地研究，除了要妥善处理好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关系外，高等学校党委还应进一步明确学术管理在大学的地位，合理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形成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的关系，建立科学、有效的学术管理机制，依法保障和维护学者的学术权力，并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第二，科学、有效的学术管理机制。要实施真正科学、有效的学术管理，发挥学者的学术管理权力，关键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学术管理的运行机制。首先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各级学术组织。在高等学校的组织与管理问题中，组织结构是关键，它规定了组织活动的基本框架，制约着高等学校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模式，并进而影响高等学校组织的效益和效率。行政组织的结构在于按等级特点进行划分，功能在于管理。而学术组织的结构在于按学科知识的活动特点进行组织，功能在于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而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固然也应有上下结构，但这种结构本应是层级式的，而不是等级式的。院、系应是高等学校学术管理的重心，是教学和科研的基地。在实行校、院二级管理或校、院、系三级管理的高等学校中，要分别建立和完善校、院系、各级各种学术管理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会等，使之有明确的章程和议事范围，并从组织机构、人员聘任、经费保障、条件设施等方面加以落实。教授会等组织形式和教授会评议制等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民主管理高校事务的有效途径，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的高校内部管理组织形式和制度。因为高校的学术性客观上要求，高校的组织形式及一切活动都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以服务学术为宗旨。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审议咨询、指挥执行、监督保证的运行机制。学校的决策侧重于学校的大政方针、发展方向与规划、学位的授予、经费的筹措、预算、财产、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和各种咨询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和教代会应承担起民主管理、监督、审议、信息反馈职能，以利于高等学校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权力制衡。院系的自主权应较大一些，使之能直接参与到咨询、决策、审议、监督、保证等主要环节，切实担负起管理学术事务的职责，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另外，还要处理好校行政职能部门与院系的关系，它们不是简单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考虑院系的学术特点，管理的重心应在院系，要实行侵权管理，明确职责，学校职能部门应加强服务、监督和协调。

第三，学术权力与学术责任的辩证统一。教授是高等学校学术力量的骨干，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由教授们牵头承担，他们既是知识的创造者又是知识的传播者，对高等学校学术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把握高等学校学术发展规律，在学术事务中有充分的发言权，也应该享有充分的学术事务管理权、学术事务决策权，并且他们的学术权力应该受到充分尊重，不应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涉。因而要充分发挥学者在学术管理中的决策作用，除了从制度上保证学者学术权力的地位以外，高校党委和行政管理系统还要充分认识到高等学校独有的组织特性并对其特性有深刻的了解，充分认识学术权力在增强学校自主办学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力、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增强办学活力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特别是要加强行政管理人员尊重学者学术权力的意识，牢固树立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观念。另一方面，教授团体在享有学术管理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肩负相应的学术责任，学术权力与学术责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坚持学术权力与学术责任的辩证统一，才有利于学术管理的宗旨、目标的实现，有利于高等学校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增长。要维护学术权力与学术责任的辩证统一，除了要健全学术管理体制、完善学术民主管理制度以外，对于拥有和行使学术权力的学者自身来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自律则显得十分重要。学者们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维护学术权力的公平、公正，防止将所掌握的学术权力转化为个人或所在学科、学院谋取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造成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要具有良好的学术民主观念，在坚持严格的学术评价标准，维护学术权力尊严的同时，要防止学术垄断。要有优秀的人格品质、精神气质和自己的学术追求、专业水平。学者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是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学者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于公共方面，学者作为学术管理的主导力量，是主持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学术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他人甚至整个学校的价值行为取向。而一个学者要想赢得他人的认同和尊重，就必须具有超过常人的学术追求和专业知识，只有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唯一支撑的学者，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并在知识领域取得成就，进而成为具有渊博的学问、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良好的学术道德的学者，才能肩负起高等学校学术管理的重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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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3页。

[2]《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3]李智生主编:《新政治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4]姚启和:《体制·机制·规律——论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

[5]高旭升主编:《市场经济概论》，气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6]姚启和:《体制·机制·规律——论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

[7]周奉年等:《中国高等教育行动机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