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高等教育管理权力下放时期

二、第二阶段(1958—1962年):高等教育管理权力下放时期

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中央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政策是完全放开，听任膨胀，并连续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1958年4月4日)、《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1958年8月4日)等文件。文件几乎将地方高校的一切管理全部划归地方政府:地方有权设置高校，有权确定学制，有权调整专业，有权计划招生定额，有权评定教师待遇，有权规定高校机构设置，等等。当然，也必须承担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文件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地方政府包办地方高等教育的一切，而地方高等院校自主办学权力在文件中却既未明确，亦未引起地方政府和高校双方的注意和讨论。这样，地方高等教育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的特殊机构。教育部根据中央的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将原中央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下放归地方领导，下放率达81.66%。

文件的颁行使得地方高等院校发展突飞猛进，加上受浮夸风的影响，有的省高校数量盲目增加，如辽宁省1957年只有14所高等学校，1960年增加到92所;江苏省1957年只有15所高等学校，1960年增加到75所;河南省则由1957年的7所到1960年的67所，3年内增加60所。到1960年，短短几年在教育部备案的全国高等院校即由229所猛增至1289所，其中只有43所归教育部直接领导，绝大多数高校归地方政府领导。

“大跃进”时期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任何约束标准和制衡机制，带有典型的盲目性和狂热性，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承受能力，远远超出了教育系统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办学条件低劣，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在15年左右，基本上凡有条件和自愿的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这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学校的盲目大发展和系科专业的大变更。1958年到1960年的盲目发展脱离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水平，专业设置也十分混乱，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www.xing528.com)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指定北京大学等16所学校为重点学校。此后，又分批增加若干所学校，进行重点高等院校建设。这一年，中央认识到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功能上的不同，开始系统地重视高校功能布局，稳步提高教学质量以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11月20日至12月4日，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自然科学部分)会议，会议指出，高等学校是科学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开展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把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1960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196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示提出，当前文教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此，教育系统开始进行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整顿。7月、12月，教育部两次召开全国高、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高、中等学校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通过调整工作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并讨论调整教育事业的具体计划。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教育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使全国教育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稳定教学秩序，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发展国家教育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1961年7月开始的调整是为了纠正三年国民经济“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大跃进”期间，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也是跃进式的:1957年全国高校229所，1958年增加到791所，1959年为841所，1960年为1289所，1960年比1957年增长了462.9%。1961年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决定将1289所高校调整为845所，1962年又本着“办少些，办好些”的精神，提出了大幅度撤并方案:高等学校保留400所，减少445所，其中本科保留354所，减少148所;专科保留46所，减少297所，对保留的学校要逐步缩小规模。实施的结果是1962年高等学校仍有610所，1963年减少到407所。

这次调整是有计划地逐步进行的，较广泛地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使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以及学校布局基本上适应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这次调整的问题是撤并高校过多了些，仍然受苏联高等学校模式的束缚，没能充分发挥高等学校自身的潜力与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