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二、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宏伟蓝 图变为美好现实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精神，提出的“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向更加宏伟的目标迈进。“十一五”规划纲要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蓝图，是我们实现新的宏伟目标和伟大任务的进军令。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十一五”规划纲要在总结“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等方面，都作出了全面部署。规划纲要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体现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并明确政府的工作重点和责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创新。这是一个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规划，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规划。规划将极大鼓舞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对“十一五”时期以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用科学发展观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更要在长期的发展战略部署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规划纲要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规划纲要，是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纲要。

“十一五”规划纲要，贯穿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突出了“五个统筹”，突出了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突出了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注意处理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中央《建议》提出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规划纲要强调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规划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目标要求和政策措施。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这根红线，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蓝图鼓舞人心，前途光辉灿烂。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宏伟目标，关键在认真落实规划纲要。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凝聚13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坚定信心，奋发图强，努力把“十一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篇章。

1.准确把握“十一五”发展的历史起点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中共中央对“十一五”发展时局极其重要的判断。这个历史起点，既包含成就，又包含存在的问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从问题的角度、困难的层面，充分认识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牢牢把握“十一五”发展的历史起点，对于我们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努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更加具有现实导向意义。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十一五”发展最大的历史起点。一切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均应以此为基础。

正确把握这一历史起点，要特别注意“纵向看”和“横向比”的问题。所谓“纵向看”，是指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所奠定的纵向历史起点。所谓“横向比”，即是世界工业化300年来所标示出的横向历史坐标。

从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所奠定的纵向历史起点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正进入建国以来最好、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在经济增长方面，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约为9.4％），为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平均4.5％的增长速度，以及20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平均2.5％的增长速度。

在人均GDP占有方面，2005年我国GDP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约21 600亿美元），人均GDP上升为1600多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左右前后。

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到200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以每年17％以上的高速度增长，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40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7％左右，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从世界工业化300年来所标示的横向历史坐标看，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标位，仍处于世界工业化的中早期阶段。

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工业化300年发展历程的专题研究，公元1700年，即世界工业化“元年”，作为世界史上最为辉煌的农业文明国家，当时中国的人口约1.5亿左右，GDP却占到世界总量的36％，为世界第一。而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人口13.2亿，GDP却仅为世界总量的5％左右。

西欧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一度辉煌的中国清王朝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750～195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160％，其中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479％，但中国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GDP仅增长4％。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目前工业化的进程仍处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2004年全球GDP已达41万亿美元，其中80％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所创造。中国人口虽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7％。

2004年全球GDP前十位（万亿美元）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1.67；日本4.62；德国2.71；英国2.14；法国2.0；中国1.93；意大利1.67；西班牙0.99；加拿大0.98；印度0.69。

世界银行《2005世界开发指数》显示：2003年世界人均国民收入（GNI）5 510美元，人均超过9 000美元的55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5％，收入占世界总量的80.4％，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的65倍。其中，排名第一的国家是卢森堡，国土面积2 586平方公里，人口约44万，人均国民收入45 700美元；排名第五的国家是美国，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9亿，人均国民收入37 870美元。

另据有关报道，2003年国际上申报的发明创造专利件数，总量超过11万件，其中，美国占35.7％，日本占15.2％，德国占12.7％，英国占5.5％，法国占4.3％，五大国合计73％。中国虽有数量庞大的科研院校、研究队伍和在校大学生，但在国际上申报发明创造专利件数，不足世界总量的1％。说明目前的国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以及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相当落后。

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一五”的关键内容，其在开局之年的一个最直接的起点，就看能否扼住或减弱目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原则，影响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最近十年来呈现出扩大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是2.47倍，到1986年降低为1.86倍，到2004年又扩大到3.21倍。但是，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剔除一些不合理的统计因素之后，目前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至少在5～6倍，而且这种仍在拉大着的差距并没有减弱的势头。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认为，目前与我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即人均GDP在1 000美元左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平均是1.7倍，远远低于我国的名义或实际水平。

无论具体差距如何估计，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其生活水准、生存环境、发展机会，与同区域的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以至更长的时期内，没有一系列非常有效、得力、到位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这种差距不仅是横亘于数亿农民面前的巨大的发展鸿沟，而且将严重地制约全国意义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当然，差距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起点。它既可能带来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又可能从相反的方向推进历史的进步。“好”与“恶”的问题，并非绝对，关键在于如何转换。

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地区发展方面，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占国土面积绝对多数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增长幅度，仍然处于下挫的境况。在自然环境、能源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面临着趋于恶化的发展屏障。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以及生存环境，与东部城乡居民相比，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从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占全国50％，中部地区占全国30％，西部地区占全国20％。目前，这三个数字已经变为：60％以上和24％、16％以下。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中部地区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西部地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目前，这三个数字分别为，东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58％以上，中、西部则下降为70％、55％以下。

人群与家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引发各种社会不和谐问题的直接根源。在高低收入差别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研究报告分析，2004年中国总人口中的20％的低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仅占全国收入总量的4.2％，而对应的20％的高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已占全国收入总量的50％以上。有研究报告认为，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20％的低收入家庭占1.5％，20％高收入家庭占55.4％。

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根据20％高低收入人口中更低或更高收入的10％的人，即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穷人”与“富人”的财富收入状况的比较，目前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存在，而且处于逐步扩大的过程。即使是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这种10％与10％相比较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也十分明显。按照以上贫富比率口径估计，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指数大约如下：日本4.5，德国7.2，印度10，英国10.5，中国14，美国16.9，俄罗斯23，墨西哥26，南非42，巴西47。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普遍贫穷或普遍富裕的情况下，从整体上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容易走向和谐。但是，在贫富差别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很难维持相应的和谐。

放眼世界工业化300年，无论是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容易出现比较突出甚至对抗性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既属普遍又在所难免。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既是这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社会和谐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

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情况。但从多数国家曾经有过或现在仍然表现的情况来分析，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突出，是导致这个国家社会不和谐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

所谓社会和谐，首先是指收入分配关系的和谐，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机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根本前提。

大量事实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和谐的起点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117个国家排名中，2005年中国由于社会公平、资源供给、政府管理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方面问题，使排名从2002年的第33位降至第49位。

站在“十一五”开局之年谈论构建和谐社会，首要在于能否正视目前的不和谐状况。从经济理论方面来分析，可以概括地表述为这样一个议题：在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历史起点和政策重点，就在于如何消除主要因为机会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差别问题，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充分认识“十一五”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经济仍处于潜在增长率较高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不仅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持续较快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依然存在，而且新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但同时，有些长期支撑我国发展的有利因素会出现变化，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十一五”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六个必须”，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未来五年国际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比较多；国内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和困难。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国内国际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大环境没有变。

“十五”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去5年，是经济增长较快而且稳定性最好的时期。经济增长保持了9.5％的较高速度，而且波动性小。特别是在“十五”中期经济增长出现快速上升势头时，中央及时进行调控，抑制了继续陡升的趋势，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到2005年，我国经济已在高位平滑运行了6年，年度间波动未超过1个百分点，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持续较快增长，说明我国经济仍处于潜在增长率较高的发展阶段。稳定性增强，则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把握“度”的能力增强；二是市场机制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内部自我收敛的能力开始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具有国内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时期内，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持续较快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依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继续改善。从需求方面看，一是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城镇化速度加快，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均会稳步增长，市场规模巨大。特别是在住房、轿车、通讯、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经济和社会环境保持稳定，消费者未来预期不稳定的状况有所改善，有利于扩大当期消费；三是全球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平稳增长，外需继续保持在较大规模。从供给方面看，一是我国仍处于人口抚养比低、劳动人口比重高、国民储蓄率较高的时期，社会福利负担总水平低，有利于更多的资源投入生产过程，积累社会财富；二是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商品、要素的流动成本和交易费用大大降低，更多的地区和人口进入全国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之中，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三是国内产业规模大、体系全，加上高端产品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需求；四是科技教育较快发展，产业技术不断进步，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从体制环境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对外开放稳步扩大，经济活力继续释放，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

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例如，出口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全球出口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19％上升到2003年的25％。这反映出各国经济外向性和全球经济融合程度提高，表明国际市场总体上更加开放，为我们继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新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经济社会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在继续调整提升，竞争力在继续增强。

产业结构调整提升。首先，三次产业结构继续改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93年第一次三产普查时的34％上升到2005年的40.3％。服务业比重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服务业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重，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服务业中的科技、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重要的是，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对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问题作用突出。其次，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发电设备、数控机床、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业和汽车、电子信息等高附加值产业高速增长。分行业看，2005年增长排在前5位的工业行业依次为电子通信、冶金、电力、化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9.6％，比200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电子通信业“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10.8％，在工业各行业排名中遥遥领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出口商品竞争力增强。近些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提升。2005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35.2％，实现贸易顺差476.1亿美元。机械与交通设备的出口比重持续上升，2004年已达45.2％。农产品、燃料、矿物与金属等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占比已降到15％以下。(www.xing528.com)

自主创新的基础条件更好。首先，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能力增强。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使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在成本上可行，具备商业成功的条件。目前，我国已有200多种重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还有更多的产品已经达到可以承受高额研发费用的规模。配套产业具有较高水平，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其次，创新投入不断增加。过去10年，我国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与2000年相比，研发经费支出额从896亿元上升到2 367亿元，占GDP的比重从0.9％上升到1.3％，创新的财力基础大大增强。第三，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我国一些企业已有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获得先进技术。第四，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加快向我国转移。为适应我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引进技术和研发能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地。这将增强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

第三，仍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十一五”期间，有些长期支撑我国发展的有利因素会出现变化，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要素产业之间转移产生的增长效应减弱。过去20多年，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大量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了单位要素的GDP产出能力大大提高。从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要求看，今后通过要素产业间转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空间将减小。

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工资水平稳步上升。农村仍有大量待转移的劳动力，但其中有不少人年龄偏大、教育水平偏低，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难度更大。同时，年轻、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步出现短缺，这将使工资成本不断上升。

重要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加大。我国所面临的土地、淡水、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一些重要自然资源如油气、铁矿石、铜矿石等，国内供给缺口加大，进口还会继续增加。特别是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容量等，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来大量调剂，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较强。

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影响要素配置效率。以资本市场为例，直接融资是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因而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仍存在许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

收入分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特别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同时，城市和农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问题与发展保障还没有完全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增长收益的共享性较差，社会稳定的成本增加。

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仍然很大。各国围绕资源、市场、技术、资金、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分化和重组之中。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的不确定性，美国的预算、贸易双赤字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蕴藏着出现全球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使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和其他经济纠纷增多。我国与全球经济联系加深，任何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大事件，我们都已不能置身其外。

3.合理利用“十一五”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仍未明显减弱，而一些新的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转换逐渐显现出来。促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因素，有些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客观形成的，有些是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显现出来的。利用、发掘这些有利因素，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是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为基础的积极而稳妥的目标。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十五”时期，但总体上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逐步完善，反过热和反衰退的能力提高，同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不会出现明显衰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服务业加速发展等，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提升而逐渐显现出来。

第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不断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存在一个“S”形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以前，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当城市化率超过30％而未达到60％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持续加速趋势；而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城市化进程又会相对慢下来，进入平稳推进阶段。我国城镇化率1995年以前在30％以下，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大约0.65个百分点；1996年达到30％以后，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左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在这一期间的2012年前后将达到50％，从而出现城乡人口变化的“交点”；在“交点”之后，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于农村人口规模，就像剪刀一样，开口越来越大。因而，“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一直保持快速推进的势头。城镇化快速推进，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城镇各类建设需要巨额投资，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不断增加的城镇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十一五”内需快速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效应将日益显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继续采取城乡非均衡增长政策，那么“单打一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打折扣。因为经济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将导致农村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农村经济的衰退势必部分抵消城镇经济的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相对均衡的增长政策，在城镇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就会在不断扩大城镇需求的基础上，使农村需求不断扩张。无论是加大对农村路、电、气、水、信息等硬件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软件性基础设施投入，或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即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每年减少1 100万人（最近10年农村人口累计减少1.14亿，城镇人口累计增加2.1亿），到2012年前后城乡人口各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时，也还会有6.7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不断增加，以及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大宗消费增加，将使农民的整体购买力不断提高，并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必然会促使人员、物资和信息大跨度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巨大流动性需求，改变目前供求不均衡的格局，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跨度基础设施投资。“十一五”时期，我国还要继续推进大跨度的地面交通、航空、水利、油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设施以及大规模技术创新设施等建设，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这些工程规模大、项目融资多的设施性投资，虽然没有制造业投资那样高的消费需求弹性，但也会形成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并通过快速扩张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出持续增加的国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大跨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重点领域。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从客观效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第四，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质量改善。

以1993年为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前13年的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加速到后13年的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对GDP贡献率的增长速度反而有所降低，前13年年均提升近1个百分点，后13年不足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加快有关。但可以预测，这种结构非均衡状况不会长期延续下去。无论是从节约资源、降低单位GDP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看，还是从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看，我国经济都应当尽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尽快调整二、三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调整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衰退为代价，而是要在适当调整工业和建筑业扩张节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题不是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质量和效率，要求改变制造业单兵突进的状况，逐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比如，工业制造过程要提高研发、信息和现代物流的贡献率，通过加快发展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愈益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也必然为不断扩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需求。从消费性服务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人均收入快速增加，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的非食品消费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改变传统家庭消费行为而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消费，使得社会化消费的服务需求快速扩大，这个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在一、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快速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又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第五，科技进步将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以大量自然资源和低价体力劳动耗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将愈加难以为继。这不仅因为资源供给跟不上资源需求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而且因为长此以往，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将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竞争，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限制。应对这种挑战的明智选择，是实施以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全面增强国民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企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促使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体力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赖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并与现代制造及现代服务巧妙融合的技术进步。“十一五”时期，应从准入和创业、进出口调节、税制税率、信贷和直接融资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大力支持个人发明和创造以及企业研发，大力支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家标准的形成和应用，积极构建全方位的技术进步机制，从而实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即使在资源投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这种全面的科技进步也必然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现代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第六，劳动力价格提升有利于拉动国民消费需求增长。

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人均GDP水平越低，内需扩张力越弱；一旦人均GDP水平提升加速，内需增长亦会随之加速。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GDP的分配更多流向利润而不是流向工资（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工资），甚至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形，那么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会慢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分配格局下，人均GDP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消费需求以同样速度增长。反之，如果人均工资增长加快，即使GDP总量、利润、投资保持既定增长，也会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加快，从而使内需得到有效扩大。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外资企业利润存在境外转移现象，外资利润侵蚀工资具有更为明显的紧缩国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十一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上，运用法律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劳动力价格低廉、利润侵蚀工资的分配格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看，企业增加员工的薪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为“十一五”时期工资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之间建立协调均衡作出贡献。

4.着力解决七大问题

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中国现存的问题，我们认为“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决策机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政府部门改革的滞后也成为有效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障碍。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决策机制还不太完善，政策几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政府主管部门来制订和实施。应该说，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主管部门因为了解情况往往能够有针对性地制订政策、解决弊端。但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主管部门来制订政策，也就意味着规则制订者和实施者为同一人，将很难保证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客观公正性。其次，主管部门都是利益部门，在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会将部门利益搀杂其中，从而难以设计出最佳的政策，并且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走形。这几年，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多次博弈，部门与部门之间政策也时常抵触。这一切都说明，加速政府改革，理顺各部门权限，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宏观决策机制，应当摆上议事日程。

第二，继续搞好综合宏观调控，逐步回归市场调控轨道。

2004年的宏观调控与前几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我们不仅运用了市场调控的手段，而且还运用了部分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其中，在“管住信贷和管住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为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讲，正是由于中央及时果断地进行了这种综合型的宏观调控，才使得经济过热没有从局部扩散至整体。在回落的过程中，经济运行依然保持相对平稳态势，而没有出现大的震荡。但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在理论界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许多人都有疑问：“在大力推进市场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归行政调控呢？”，他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应当尽快回归市场调控为主的轨道上。但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关阶段，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财税改革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旧的体制正被打破，而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潜在问题正在陆续浮出水面。这些问题的本源并非经济领域，尽管它们有时也以经济问题表现出来，但却无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另外，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才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它往往也是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生活由温饱逐渐步迈向小康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诉求同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会推动社会、政府、体制等进行转型，从而使得一切成熟的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大用武之地。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应对从未见过的经济现象。总之，笔者认为，在改革没有完成任务之前，综合调控方式应该会持续一段时期，这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当然，为了避免综合调控带来的负作用，我们应当明确一个原则，即：在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不用法律手段；在法律手段能起作用的时候，不用行政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快改革进程和完善法制建设，从而为政府的综合调控回归市场调控创造条件。

第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在经历了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5年依然异同寻常地被定义为“改革年”。之所以如此，按笔者的理解，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中央以此向世人表明，改革不能倒退，前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加速改革来解决；二是表明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已经逐渐由局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专业改革变为了系统改革，并开始触及到一些部门和集团的利益。为了减少可能带来的阵痛，新一轮改革将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开展，其中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加快货币市场改革，有步骤地实现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生成机制，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建设现代化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机构稳定运行；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推进公共财政建设，改革消费税和城镇建设税费，改进个人所得税，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和降低关税；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改革，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放宽了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赋予了企业投资自主决策的主体地位。

第四，进一步鼓励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非公经济壮大与发展的过程。非公经济在占用不到三分之一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财富，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非公经济却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制度歧视而受到了伤害，如何切实解决非公经济国民待遇，已经成为下一步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今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会议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十一五”时期，我们应当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五，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矛盾。

今年两会，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根据上述论断，自2004年以来已经有22个省市陆续取消了农业税，从而标志着中国“以工哺农”时代的来临。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都是在人均收入在8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步入“以工哺农”阶段，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1 000美元，实施“以工哺农”正当其时。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人口比重较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国家实施“以工哺农”时候的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在稳定、完善和强化农业扶持政策的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市场化。重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借鉴国际经验，加速城市化和乡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快速迁移，建立一个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不仅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了唯一一个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以下几个方面迹象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二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据专家分析，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面对巨大挑战，我们必须转变现行的发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经济，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发展。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调整财税政策，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第七，化解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

在“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国际化、消费结构高级化、民营经济扩大化、城市化和政府行为规范化等五大动力的推动下依然有望保持较快发展。不过，这里需要有一个前提，即需要有效地防范以下几个方面带来的风险：一是失业。按照官方统计数据，我国失业率并不很高，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是如果考虑到各种隐性失业在内，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在8％～17％之间，而且这一困境只有到2020年前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而自动缓解。二是社会保险欠账。我国社会保障起步晚、覆盖面低、负担重、历史欠账多、资金缺口大。有关计算显示，我国社会保险现在欠账规模在3～10万亿。三是收入差距。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已经达到了0.448，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为引发仇富心理和社会安定问题的根源。四是金融风险。我国银行呆坏账规模已经有1万多亿，证券公司的资金窟窿约2 000亿。五是财政风险。这主要体现在县乡两级财政。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 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 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 000亿元。“十一五”时期，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防范上述风险的爆发，将成为社会保持安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5.落实“十一五”规划，我们共同的责任

“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同时更像一份被严格量化的责任书，一份留给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五年期“作业”。

无疑，落实“十一五”规划，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十五”计划中资源环境等相关指标的未能落实，使人担心“十一五”规划是否也将面临“编制时轰轰烈烈，实施后无声无息”的命运。可喜的是，“十一五”规划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八大约束性指标的出台，使政府的责任空前明确；规划管理机制的改革，也将使这些指标的落实得到全程跟踪、评估。可以说，我们这一次已吸取了教训。

但是，在“十一五”规划的22个主要指标中，有14个属于非约束性的预期性指标，它们将“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责任就小了：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努力争取实现。这是一种客观、务实的认识。

那么，预期性指标的落实究竟是谁的责任？是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是市场中的企业和人，每一个参与、享受社会发展的公民概莫能外。不是吗？没有每个公民的尽职尽责，经济社会发展从何而来，民生幸福又从何而来？虽然“十一五”规划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一种针对全体公民每个人的量化、考核机制，我们也不能忘记身上所担的责任。其实，即使是约束性指标，它所指向的“政府责任”不仅是领导的责任，也不仅是某个部门的责任，而且是每个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它的实现同样需要每个公务员的尽职尽责。

体现了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凝聚了全体人民意愿的“十一五”规划不是空谈，“责任”也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十一五”规划，我们需要每个人站出来展示一种精神风貌，那就是：落实“十一五”规划，有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