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伟大的85年

一、伟大的85年

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

1.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科学理论指导并富于理论创新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头20年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后80多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三大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在世纪之交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在大革命时期萌芽，土地革命时期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成熟，此后又继续深化和发展的。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它的提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酝酿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反复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根据这个思想原则，毛泽东先后写了一系列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概括和深刻总结。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国共产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许多重要领导人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把毛泽东思想郑重地写在了自己旗帜上。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概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表明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在全党正式确定下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完整和准确的概括。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应时代的呼唤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第一，20世纪前中期世界和中国政局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产物。第三，新的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第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列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第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第二，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第四，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第五，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总之，毛泽东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而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邓小平理论是在时代主题转换和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渡过了大动乱的年代，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殖民体系瓦解了，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这表明，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尽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邓小平果断地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世界已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把备战放在优先位置，首要目标是迅速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则越来越需要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首要目标。

随着和平与发展转换成为时代的主题，战后兴起的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的信息工业革命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和世界面貌。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在此之下，世界范围的竞争，从过去的军事转向经济实力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面对着汹涌澎湃的科技革命浪潮，我们只有迎头赶上，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邓小平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正确地回应了时代主题转换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理论。例如：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和理论，就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正确判断上。改革开放的决策和理论也与此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的提出，也是邓小平对战后世界新技术革命巨大历史作用敏锐认识的结果。总之，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抓住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挑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是指这一理论所依据和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造成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损害时，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当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时，邓小平又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行将消失时，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指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无不源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是这一理论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中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邓小平理论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和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深入思考我们党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新任务和新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结论甚至具体纲领，不用一些已经过时的东西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世界、指导现实，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使我们党从根本上获得了新的理论武装，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敏锐地抓住并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历史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问题；在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后，列宁主义科学地回答了垄断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要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以各个国家和民族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为现实依托；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必须在同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情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不仅每个方面都具有新的深刻内涵，而且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揭示了我们治党和治国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认识的新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又一光辉典范。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科学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原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指出要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加深了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并充实了执政党的先进性内涵。

第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提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为我们党在新世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指明了方向，同时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

第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理，第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强文化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思考和指导党的建设，突出了党的先进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一致性，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灵魂和本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反映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识和解决新的时代课题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又有不少重大的理论创新，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在指导着我们的建设事业。

2.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在很多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其实已远远地跑在中国的前面。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19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19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从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到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及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地都以失败告终。(www.xing528.com)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1926年，发动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独立探索中国出路的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捐弃前嫌，和国民党再次携手，开始为救亡而奋斗，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并在思想上、组织上走向成熟。最后，经过三年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

3.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了，标志着广大受压迫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开展工作，将全国人民迅速地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工作。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生气勃勃的局面。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几十年的反动统治，中国经济已经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前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前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许多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研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迅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并胜利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的任务，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4.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历史。

革命和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风浪和挫折，但党仅仅依靠人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前进。我们只选取几个重要的时期来论证这一点。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截至1950年10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实现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60余万人，使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绝。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临时的过渡性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运转，使建国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随着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到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 800余家，金融企业2 400余家，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进入城市后党的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行动纲领。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8年后，由于“大跃进”的错误，我国在1959～1961年间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存在着风浪。1997年后，全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发展部署，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面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这一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很快见效，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1999年，党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针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组织全国各界开展对“两国论”的批判；二是针对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行径，开展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上述胜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开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