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管理：“大学市场化”辨析

现代大学管理：“大学市场化”辨析

——兼论大学制度创新

同济大学　章仁彪

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始终是一个制约和影响高教发展的重大因素，而管理理念的先导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思想的批判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但理论一旦广泛传播，也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回顾多年高教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深感高教理论界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既为高教改革和发展摇旗呐喊、呼风唤雨贡献巨大，也曾经为某些“大跃进”式的思潮的冒起推波助澜。这不禁使我想起，理论界在保持“学术自由”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肩负的“学术责任”——在我们这一文化传统下，理论的力量也许会超过许多其他的国度。曾几何时，“教育产业化”和“大学市场化”——世纪之交在中国和世界上几乎同时出现的两股高教理论思潮交织出一曲同异相间的协奏曲，激起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反响。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也都曾经纷纷卷入讨论。但由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及时警觉，曾经盛行一时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已经偃旗息鼓，现在重提这一话题也许有一点时过境迁的感觉。特别是在新的发展观在中国热起的背景下，分析梳理一下其来龙去脉，对此作一些再认识还是很有必要的。好在真理总是时间的女儿。本文是作者于2001年初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稿，主要是针对“大学市场化”思潮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还正在兴头上的“教育产业化”的一种批判，只在内刊上发表过。我认为当初这一口号之所以能盛极一时，是有着一定的背景和基础的，口号的叫停并不意味着认识的统一，也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近年来一哄而起的“大学城”圈地运动热的骨子里不也是一种“教育产业化”的实践吗?好在教育部还是又一次及时予以了制止）。所以，值此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年会，我想重温一下关于“大学市场化”问题的讨论还是会有所启迪的。

一、“市场化”的缘起：“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互动

1.“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双刃剑”本质。“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本质特征。“全球化”确已成为新世纪到来之际“点击率”最高的一个话语，尽管“地球村”的神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诞生，但也许到90年代才真正为世人所体认：人类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时代。“市场跨国化”、“信息网络化”、“科技同步化”、“环境一体化”等趋势的确是愈演愈烈，交汇成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关于“全球化”，我认为其主要表现为：（1）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和实践使得《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2）科学技术的全球同步，包括IT技术、纳米技术、争议较多的克隆技术等。（3）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也许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达成的最大共识。这三者可以视作“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其本质上都是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市场乌托邦”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间往往仅一步之遥，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更使得金融危机的损失异常巨大；“信息爆炸”和“信息垃圾”相伴而行，“网络犯罪”亦常使现代防范手段顾此失彼，而“克隆”所带来的不仅是伦理的危机，更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的威胁；而“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交织更是如达摩可利斯之剑高悬于地球之上。全球化的三大特征中又以市场化为主要趋势和本质特征。总之，市场化和全球化也许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大的“话语霸权”。“教育产业化”和“大学市场化”等理论首先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孕育产生的。

2.“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兴起与“市场化”。我认为，“大学市场化”理论的出现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兴起有关。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首，掀起了一股“私有化”的浪潮，同时诞生了一个以“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为名的理论思潮。我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一是强调资源，即钱的价值，以经济效益、利润为目标；二是强调办事效率的价值。其表现形式就是大量的传统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由企业提供或交私人管理，政府只充当“采购者”和“监管者”角色，这对于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益和效率都有显著的成果，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公众利益的保障和社会公平的倾斜。这对教育的投资和管理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冷战”背景下的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也带来大学开支的节节攀升，不断膨胀的大学费用使得传统的政府投入模式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及到教育领域来了，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或至少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受到怀疑和忽视。片面强调教育的私人性势必导致国家投资的收缩，不少国家在大学经费的政府投入比例都有所下降，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大学的开支又难以降下来，于是，“大学市场化”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了“大学市场化”缘起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原因。

其实，伴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潮的还有关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的讨论和“第三域（Third Sector）”即“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的兴起，这些对于我们的“大学市场化”研究应该是很有另一种启迪的，这里就暂不讨论了。

3.“现代性的扩张”与“现代人的两难”。这也是“教育产业化”或“大学市场化”一个重要的生成背景。何以解读“现代性”?这往往与对现代化的追求交织在一起。国人还是十分向往现代化的，因而对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往往感受不深。这是由特定的时空背景制约所决定的。处于“后现代”困惑中的西方是无法理解尚处于“前现代”或发展中国家对于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的，就像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理解林妹妹的苦恼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再也无法回避“现代性的扩张”所带来的多种后果了。现代性造成的是一种时空的错位与重组，专业俗语叫“时空的压缩”或曰时空跨越、瞬间万里，即时“在线（online）”。但同时也造成了“时空的分延（分离和延宕）”或曰时空脱宕。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跨接，过去与未来的断续与持存，“在场”与“缺场”的交织，这就造成了当今时代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分裂，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共进。人类自身陷于重重矛盾之中：一方面是趋同，“全球一体化”正向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另一方面是求异，各民族、各宗教流派都强调各自的独立价值而冲突不断。不仅如此，现代性更带来的是高效率与高风险的并存，还有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

总之，在这么一个全方位的嬗变和不定性成为当前惟一可以有效预言的时代，人与社区的发展已成为现代教育关注的中心。担负着人类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明的创造双重任务的大学，正面临着传统大学的“合法性危机”和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双重挑战。不变革将何以为继?面对“现代性的扩张”和“市场化”的大潮，“大学市场化”也可视作是一种力图为“现代人的两难”和“大学的危机”寻找某种出路的尝试，这就是我认为“大学市场化”缘起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深层次的原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份名为《教育，财富蕴涵其中》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着这种世界化的多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教育应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世界性社会将在阵痛中诞生的时候，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区发展的关键位置……”（《教育，财富蕴涵其中》序言：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而这正是“大学市场化”的真正背景：“全球化”和“现代性”的互动。到底是深思熟虑的抉择?还是某种意义上只是现代人“头晕目眩的感觉”的产物呢?按照老黑格尔的说法，“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市场化”之缘起不也是如此吗?

二、“大学市场化”的辨析：大学何以“善治”

1.“市场化”诠释的多样性和歧义性。前述“全球化”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市场化”趋势。那么何为市场化?简而言之，就是引入市场因素、按照市场法则、适应市场需要、通过市场运作来进行资源配置和实施经营管理。我觉得“市场化”包含着诠释的多样性及歧义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我归纳一下，大约有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化”等于或趋同于“私有化”。其大背景当然是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的“私有化”运动。就国内而言，就是教育的“商品化”，即把教育纯粹视为一种提供给个人的商品，或者干脆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投资，而否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国内，“教育消费论”就是它的变种，把教育看做个人的消费或投资，谁受到的教育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所以当然可以视作私人产品，因此办教育也当然是有利可图的。当然教育本身有多种属性。第二，“市场化”就是利润化，追求利润。这也是高收费的理由。在中国，教育的市场非常广阔，的确有着巨大的市场，这里面有利可图。当然国家法律规定这个利润不得私有，只能继续投入教育。但利润是客观存在的。海外教育展的络绎不绝，中介机构的利润相当可观，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鱼龙混杂中也包含着一些视教育为发财捷径的“学店”。第三，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企业化。我觉得有点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产业化”问题，讲究投入产出，讲究成本核算，要适应市场需要，按市场规律办学（如大学后勤社会化问题）。我就大致归纳出这三种。

所以，研究“市场化”问题，首先要确认概念的“能指”和“所指”范围，确定讨论的出发点及其语境。大谈“市场化”在西方是以“私有化”为背景的，即所谓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终结。当我们在大谈现行的市场化理论时往往也包含着对“福利国家”的排斥。有人在谈到我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时，强调的主要是对福利制度的否定，甚至以西方右翼理论家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为根据，这是一种片面而有害的误解。据我所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在德国和北欧的不少国家中，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仍然是免费的。所以我认为不能以市场化改革而为政府推卸其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责任、职责作辩护。这一点必须注意，否则我们所说的“教育产业化”很可能与国家的“科教兴国”精神背道而驰。“教育产业化”论的兴起也许为国家的计划及财政部门所欢迎，他们会感到减轻些压力。不是老是说教育经费未达到《纲要》规定的4%吗?教育不是产业化、市场化了吗?你们到市场上去要钱就是了，我们减免税收不就行了吗?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家在思考的时候，特别是在发表言论的时候要有一个冷静的清醒的头脑，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我在《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外合作办学之我见》一文中也曾对此有所论及。总之，我认为我们必须对“市场化”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2.市场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研究“市场化”问题还必须对市场的属性和作用有较清醒的认识。我认为，当市场化的大潮滚滚而来之际，我们应该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有足够的认识，对其负面性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市场的利弊是共存的，这是我们思考市场问题时的基本判断。反映在教育领域，我提出至少有四点是值得大家思考的：（1）大学的市场化与教育的质或量的关系。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量的需要，国家财力有限，市场化的收费上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案和途径，但要伴以奖、贷学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同时，完全的市场化本身又是和教育的大众化目标相悖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不等于人人都进大学，事实上也不可能人人上大学。对于教育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上自教育部、下至高校师生及家长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就是素质或质素问题。这里我认为市场化也是双刃的。（2）大学市场化引发的的市场逻辑与教育逻辑间的张力关系，这方面大家已讲得很多。我要作的辩护就是市场导向与学术自由并非绝然对立的。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更扩张了学术自由的空间。因为，当流行某种东西时，大家都一轰而上，那么被冷落的东西就会受到市场的调节——物以稀为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我后面要讲到的教育的“适应”与“导引”的双重使命问题。（3）关于大学市场化与人力资源的培养、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这方面大家也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的基本判断也是利弊共存，还涉及到民族、国家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市场化的急功近利取向对于其效益具有滞后性的教育发展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有危险的。这也就引申出：（4）大学的市场化与国家功能的转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它涉及到公平与效益的问题，这始终存在。教育的公平原则是不可替代的，孔夫子就倡导“有教无类”了。当然，公平本身有多种公平观：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机遇的公平等等。可见公平本身有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标准。所以这里牵涉到政府职能、国家功能的转变。上个月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政治学的研讨会——世纪之交国家功能的转变在东亚。大家都感到国家的功能在转变。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国家称做《圣经》中的海兽“利物坦”。我认为20世纪是国家功能空前膨胀的时代，“利物坦”到处都呈现出其最强大的作用。21世纪如何呢?一些超国家的“利物坦”，如WTO、IMF、世界银行，还有OECD等都在企图左右世界的发展。而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则必然要求民族国家的强化，以利于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www.xing528.com)

3.大学的经营与管治。我认为提出“大学市场化”命题的真正的价值也许在于大学的办学方式、管理模式的改革。何谓“管理”?现在通用的就是“Management”。但在英语中可以被译为“管理”的却还有好几个单词：如“Administration”，主要指行政管理；“Regulation”，主要指规范管理；“Control”，控制和管制。有关大学的管理究竟是“Administration”还是“Management”?可以说，计划经济传统下的大学管理理所当然的是“Administration”，即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大学市场化”的提出无疑是强调大学管理的“Management”，即大学的经营问题。因为“市场化”自然包含了市场营销的意思。对于英文单词“Management”释义颇多，其含义日益泛化，其所包含的经营意识和营销意识是很强烈的，主要指对“私域（Private Sector）”的管理。但又不仅如此，据我所知，第一个“经理”，不是企业经理而是城市经理。所以它也源起于公共管理。但这里的确有个市场导向问题——即有没有“顾客至上”精神。我们教育不敢讲顾客至上，实际上我们讲的“学生为中心”这不就是顾客至上吗?我们应当重视这个问题。大学可以也应该更多地借鉴企业化管理的经验和方式。这也许是“大学市场化”命题的启迪之所在。

我觉得提出“大学市场化”带来了大学管理模式的转换。这里我想引进一个政治学（行政学）和管理学中涉及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Governance”原来主要指政府的管理，带有“管治”的意思，但现代的“管治”绝不是政府独家的事。西方有人研究指出现代重提“Governance”是对传统的西方民主的反驳，认为现代人面对着的实际上是一个“破碎的民主”，需要来一场“治理的革命”，即更多的“共同治理”。我认为，“Governance”的复兴虽然也有着一定的“私有化”的背景，世界银行关于解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所谓的“善治”时，使用的正是“Governance”一词，即“Good Governance”。我个人认为，对于现代大学来讲，管理应该包括经营与管治两个方面。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大学是否需要、又何以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问题。我认为，大学的“善治”至少要处理好三个关系：（1）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要调整；（2）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要调整；（3）大学管理中的几种权力关系也要调整。这三点都涉及到大学的“管治”问题，其中第二点涉及到大学的“经营”或“营销”问题，也就是教育的市场导向或教育的市场意识问题，即教育中是否也要讲究“顾客至上”问题。关于第三点我觉得对于目前我国大学如何实现“善治”尤为重要。大学有哪几种权力关系?第一是政府的权力，即教育行政领导部门的权力，这也就是指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公立大学直接由政府出资举办（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控制的权力是很大的，民办大学也必须服从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治；第二是学校行政当局的权力，通俗地说即学校机关的权力；第三是大学的学术权力，传统的说法即教授的权力。我认为在这三种关系的调整中，计划经济下的办学模式是个“倒三角形”的权力结构。理想的也许是个正三角，即政府干预少，学校的行政当局有中间权力，最大的权力在学术上。而中国呢?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是一个“倒三角”，改革中强调政府的放权，这些年来，在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的确有很大改观。政府是在放权，放给了学校的办学行政当局。但如果一味强调办学市场化，则学校当然要为经济效益、办学经费发愁，学校的自主办学权与自我约束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如果没有有效的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的话，就无法保证真正的“依法治教”。我曾经做过的教育部的一个课题即关于大学办学体制改革以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模式问题，政府部门的主要担心是大学的自我约束机制问题，特别是教育部担心我们的大学——说到底就是会不会去卖文凭?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在大学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时，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此种极端的情况。事实上，放松教育质量的控制，在提高收费的标准的同时，降低教学水准的要求，不正是一种变相的卖文凭吗?何以防治?除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外，我觉得这就要靠学校的学术权力的扩张来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放权绝不可以仅仅放到学校的行政领导或管理机构一级，而应该利用我们教授的学术自由和民主治校的权力、来自学生及其家长的权力来监督学校的行政权力——他们当然有权力责问我们的学校如何保证其教育质量。我们应当正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正是我国“高教法”中提出的“民主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不能片面地理解、简单地等同于“面向市场自主办学”。

三、“大学市场化”对策：大学的制度创新

1.教育的“适应”和“导引”。至于怎样应对“大学市场化”的挑战，我的结论是进行大学的制度创新。“大学市场化”问题提出的积极意义正是对大学的管理和制度创新问题。而这首先涉及的是对教育基本使命的确定，即现代教育“适应”与“导引”的结合：教育第一要适应市场的需求，第二要导引社会的变革，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同时兼顾这两者的统一。这其实也是当代世界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任务。“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高教的基本趋势可以有多种概括，我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趋势，即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终身化。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讲的是一体化，而国际化（International）讲的是不同主体间的交往。它以承认个体的独立性为前提，所以二者之间并不相同。我想增加一个概念叫“Glocal”。看上去像“Global”，全球的，但其完整的形态、实质的内容却是“Local”，本土的。其含义是“以全球化视野进行本土化实践”。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特征。以此观之，教育的“适应”应该包括教育对现有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和对社会发展潜在人才市场的需求的适应。这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同有异的。总之，教育的发展战略和改革走向必须以特定的时空为背景。对国际上的“大学市场化”思潮我们不应盲目跟随，但这并不排斥对它的研究和借鉴。简而言之，教育的“适应”与“导引”相结合也包括有教育满足就业需求和创造就业岗位相结合。而这又必须与实际的国情相结合，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结合，但还必须与教育的发展规律、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要求相一致。

2.大学的制度创新与功能扩展。“大学市场化”思潮兴起也呼唤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如前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市场化”的催生素和辩护士，也是“大学市场化”思潮的孕育者。“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及其东渐华土同样对教育利弊相间：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和公共事业的企业化势必有利于“政企分开”的推进，政府的“放权”将有利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但是政府经费的压缩必然使原已十分紧张的办学经费更显拮据。但大学何以避免“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冲击?何以游刃有余于各种力量的“管治”?何以真正面向社会（包括市场）自主办学（自主“经营”或就是“营销”，还应该包括坚守大学理念、不为各种外界的权势左右的独立自主性）?这实已是摆在当代大学面前的一种挑战和机遇。中国的大学必须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中探索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以“学术自由”、“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师生共治）四项原则（见“高教法”）为支柱的现代大学制度。

关于大学制度创新问题是与大学功能的不断扩展相关的。从传统的传授学问、培养绅士，到洪堡的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当然这是中国的说法，再到克尔·克拉克提出复数的《大学的功用》，强调现代大学的第三大功用“Service”，即社会服务功用，从而创造出了“Multiversity”（巨型大学，我认为译成“多元大学”较妥）这一新的大学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大学理念中，我们提出了一个TRSC理念，即教学（Teaching）、研究（Research）、服务（Service）和交往（Communication）。我以为，这可以视作又一个新的大学概念“Omniversity”（总体大学）的基本诠释。这里涉及到何谓现代大学的第四大功能，众说纷纭，“批判功能”?“孵化功能”?不一而足。我觉得大学的国际交往功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尤为重要，不是有人提出了未来可能出现“文明的冲突”问题了吗?我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应该是互补与和谐的统一，而这首先需要的恰恰是沟通和“交往”，是对话而非对抗。如今“Communication”作为大学的功能之一，曾经是大学的骄傲，诞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曾经是最早的跨国性组织和机构之一，为欧洲文明的崛起发挥过重要作用。值此全球化时代，现代大学在国际交流和文明沟通、文化交往中的作用正日益彰显。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大学的这一功能的弘扬更为重要。努力建设一批以“教学、研究、（社会）服务、（文明）交往”（TRSC）四大功能并举的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将是中国大学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目标。

3.“企业家型大学”：调适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的探索。总之，“大学市场化”是一个具有多种诠释的命题，从我上述概括的“市场化”的第三层意义上，即借助于企业管理的经验层面上，我倒认为“教育产业化”和“大学市场化”命题的提出对现代大学的制度创新是颇有启发的。我认为，由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提出的“企业（家）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概念的意义就在这里。大学的“市场化”行为本是大学应对市场挑战而被迫作出的反应，导致传统大学“象牙塔”的嬗变。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的相悖既造成了现代教育的两难，也促成了现代大学自主创新精神的焕发。就如市场经济造就了一大批敢冒风险、勇于创新的企业家一样，“大学市场化”催生着一批具有改革精神、会抓机遇的多样化的“企业家型大学”或曰“创业型大学”。中文有的译成“自主创新型大学”，我以为这是一种意译，也许译者的潜意识里是为了其在中国的可接受度，但我认为直译成“企业家型大学”更为准确，也更为传神。何必回避“企业家”呢?企业家的特征恰恰在于其永不止息的创业精神，这对于处于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界，尤其是现代大学尤为重要和紧迫。伯顿·克拉克强调这种新型大学的5项变革途径，即加强大学的领导核心层，发展与外界合作，自主的多样化的资金基础和来源，富有活力的自治、共治的教授力量的发展，全校性的自主创业的共同的信念。这5条的实质正在于力图实现一种对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的调适。这种“企业家型大学”的核心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一种自立、自主、敬业、创业的信念和信心，而正是国内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最缺乏的一种精神。现代大学太需要这种精神了。这种“企业家型大学”形成的关键是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从而具有宽阔的信息渠道、灵活的反馈机制和敏捷的应变能力。因此，加强大学自身的知识管理和组织设计的研究和改革将是现代大学通向未来成功的保障。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不应是“守业型”的“管家”，而应该是“创业型”的“总裁”和CEO，就如同现代企业的老总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抓住机遇、迅速出击。当然，“守夜人”还是需要的，那就是政府应该监督好公立大学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监督者（Regulator）”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国家应该保证老百姓得到的是货真价实的教育产品或“教育消费”，这当然要包括对民办、私立大学的监管。

所以，不论是国内的“教育产业化”论还是国际上的“大学市场化”论，如果真能催生出一种能承接“知识经济”挑战、适应变革、导引发展、摆脱依附（不论依附的是国家还是市场）、超越自我、以创新管理为特征的新型大学的话，那么，其功莫大矣!我相信，借鉴企业精神：自立、自强、创业、敬业，大学的制度创新前景广阔。

结语：大学理想的守护与创新

总之，我认为既不必对“大学市场化”顶礼膜拜、视若神明，以为大学面临的一切困难都将因为“市场化”而迎刃而解；也不必视“大学市场化”如洪水猛兽、惊慌失措，以为大学的丧钟已经为之敲响。回顾人类大学的历史，从传统的专注于精英教育的大学到多方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多元大学（Multiversity，巨型大学）”，再到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沟通东西方文明、交往各民族文化的“总体（全能）大学（Omniversity）”，乃至于面对“市场化”大潮而兴起的“企业家型大学”，大学的功能在扩展，大学的制度在创新，大学的理念在升华，大学应该是现代公民社会（及“第三部门”）发展的一种典范，其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双重贡献将是大学在第三个千年最伟大的成就。

古人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理应担当起人类文明承继和文化创造的双重使命。只要我们能坚持守护大学理想，创新大学之道，经受“市场化”洗礼的大学就一定能“凤凰涅涄”、浴火重生。关键在于人类的自觉：“恶”为历史动力与“善”为历史目的的统一，只能实现在人类不断创新的实践中。

最后借用歌德诗中的一句话作为我的结束语，即在大学理想的守护与创新中——“只有能把遗产运用于生活的人，才配得上讲继承；而只知道堆积僵死古董的人，只不过是历史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