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高等教育改革的协调发展观

论北京高等教育改革的协调发展观

北京市教委　叶茂林　北方工业大学　吴永林

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1]但是，相对而言，高等教育改革比较严重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脱离的现象，在结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深层次方面存在着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现有普通高校74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45.89万人，其中北京市属市管普通高校4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3万人；2003年北京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4万人，高校招生录取比例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另外，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含中外合作办学机构）76所，在校学生16.91万人；32所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36万人^[2]。从总量上看，北京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由英才教育转向大众教育^[3]，在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作用。我国《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从历史任务的角度，高等教育应发挥“构建体系、培育人才和知识贡献”^[5]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承担起为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培育并输送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为经济社会提供知识贡献的义务。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促进人才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6]。应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实施北京人才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发挥人才培育和知识贡献的重要作用。

第二，高等教育的计划性与经济社会的市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各个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依然采用“强计划”。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人才需求体现为市场性，而人才供给却体现为高度计划性。这样，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在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并依托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缩计划半径，界定政府和高校的权责边界。在不改变“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7]的前提下，还权于高校，促使其按照经济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并确定培育多少以及培育什么样的人才，充分发挥市场对教育资源及人才的“基础性配置”的功能。

第三，市场力量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北京高等教育越来越困惑于市场与计划之中，痛苦于市场的效益性与高等教育的知识贡献性之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市场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随着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市场这些“市场力量”^[8]的作用，“概念经济”的出现，一国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的智力强项、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小，而这些市场力量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正在“加速度”前进，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强烈的学习需求使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等概念的产生，使北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受利益的驱动，北京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化及企业化的趋向增强，特别是在“教育产业化”错误概念的诱使下，北京高校纷纷“融入”到市场当中，追逐热点、追逐经济效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似乎，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了。但是，尽管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有其特殊性的一面。高等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文化和存在的理由等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市场的范围。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学术自由的内涵、本科课程的实质、学术标准及其固守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等理念，这一切都已经超出市场的底线。而大量的非赢利性高等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隔离”市场因素的学位。^[9]因此，在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经济价值”的时代，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法也不应该剔除市场的影响力，核心问题是北京高等教育应当积极应对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正确把握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利益与高等教育所承担义务的关系，同时保持北京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理念、任务、目标和性质。

二、高等教育的供给与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的协调发展

北京高等教育要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培育要符合市场及经济社会的需求。近些年人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市场对人才的高需求促使各个高校连年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大批的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一种严重的供需背反现象”。^[10]这说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人才培育上存在着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严重问题。

第一，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必然要多层次发展。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态势之一就是高等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结构向多种结构演化。^[11]但是，从近几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北京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结构层次性矛盾：总量上供不应求（供求比1∶3.65）^[12]，但在一些专业上又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或供小于求（比如计算机专业供求比为1∶19.92；而统计学和法学只有1∶1.20）；在人才层次上，硕士、博士研究生需求很旺，本科生的需求不容乐观，专科生特别是技能型的专科生的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等等。从在校生规模的角度，2000年比1995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增长了200%，而技能型的中专和技校却只有78%；从招生专业构成的角度，2000年比1996年普通高校文史哲专业增长了85.12%，法学63.04%，工学69.51%，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同期除了文学专业增长了73.80%外，其余全是负增长，比如工学和农学分别减少15%和34%；从层次结构的角度，2000年比1995年北京教育结构规模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分别增长了93.90%、81.51%和28.22%。^[13]结构层次性的矛盾制约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人才的需求，这与一些高校忽视市场实际需求，一味求规模、上层次（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等）等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以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人才结构去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竞争要求，今天拥有人才不一定明天就握有市场竞争的主动权。那么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作用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市场需求，在“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14]中发挥突出作用，特别注重结构层次的变化，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大力发展学制不同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使各类高等学校并存、培养目标互异和培养模式灵活多样；特别要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结构的调整和实力条件的改善，注重各种结构层次人才的培育要相对集中和“专门化”。

第二，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即时性与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迟滞性，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及招生规模必须要进行科学的预测。始于1999年的高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客观上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驱动力却是利益。如同分食一块诱人的蛋糕一样，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寻求教育经费的投入（人头费）和学费的增加。据统计，2003年北京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82324人，比2002年增加了24.85%，比1993年增加了150.32%；2003年北京研究生毕业生22496人，比2002年增加了30.01%，比1993年增加了237.52%。^[15]如此的“繁荣”导致了今年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极其严峻。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已经给高等教育发出了警告：一味追求招生规模而忽视专业结构及人才层次，只注重高校自身的规模效益而忽视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只注重现时的“热点”而忽视对未来（比如4年后）市场人才趋势做出科学预测，高等教育必然会发生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需要科学而有力的政策指导和宏观总量控制；另一方面，遵从教育和市场规律，在设置专业（并不是简单的高校自身能做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和确定规模（需要多少而不是能招多少）上强化科学预测，使北京高等学校办学与个人求学统一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中。

第三，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上既要注重基本素质又要注重实际技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作用关系不同。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具有价值的创造性和竞争能力的提升性等实用性特点，这在客观上对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提出了非常现实的要求。少数非市场性的重要基础科学研究、国家长远需要的基础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特殊人才，必须要由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进行重点培育。除此之外，大多数市场性的学科专业本着市场规则有用则生，无用则亡，优胜劣汰。在市场及经济社会的引导下，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应体现提高专业素质，专业课程内容注重新理论和新知识、社会性和市场性、实用性和技能性。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必须树立既注重基本素质又注重实际技能的人才培育理念。

三、高等教育的研发功能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北京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协调，不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以怎样的形式与社会发生关系，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要求的决定下，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要始终保持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服务效果的提高为其存在价值的标志。因此，北京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强大的研发功能，只有多研究些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问题，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及先进文化的推动，需要专家学者对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者必须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技术及理论的支持。截止到2004年7月^[16]，北京市普通高校拥有专任教师38296人，46所普通高校和118个科研机构共招收研究生4.76万人，在学研究生12.06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5万人，硕士研究生8.56万人。如此庞大的专任教师和研究生队伍，构成了一支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研发服务的强有力的力量。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理想，主要问题是其作用的发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其核心是北京高等教育者如何走向社会、如何走进市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及技术的支持。据统计^[17]，2002年北京市属市管高校在研科技项目2324项，当年投入经费21346万元；而当年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97项，校均8项，合同总金额1480.7万元，校均113.9万元，当年实际收入1145.6万元，校均88.1万元，投入产出比仅为5.37%。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必须强化高等教育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的功能作用，用制度手段，促使各个高校关注社会、关注市场需求、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政策手段，激发教师深入实际，关心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关心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及理论。北京高等教育需要根据各个高校的实力和专业优势情况，建立面向市场的研发基地，对市场化的专业和学科，鼓励并支持广大教师通过项目的形式，提供有效的咨询、研发和服务；对一些在市场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北京有关部门采用委托发包的形式组成强有力的联合研发攻关团队；北京各个部门应建立专家咨询和前期研发制度等。这样，使服务者和服务对象，通过机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高等教育者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的问题，同时，也充分发挥北京高等教育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客观上要求教育者必须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北京高等教育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矛盾：专业及课程设置在符合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尽量贴近市场贴近现实，而教师却缺乏实践经验，无法联系实际，只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书本上一些陈旧过时的“知识”，而无视市场的需求。为培育学生实际技能而设置的各种专业实习，由于种种原因也只囿于形式，课堂教学在追求“双语教学”及所谓的“精品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舶来的本本”。其结果，使培育的学生无法满足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与现实社会的需求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有相互脱节的趋向。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课程设置，乃至课程内容以及授课方式等，客观上都要求教育者必须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使高等教育者所培育的学生符合市场需求，才能使北京高等教育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四、高等教育的运行及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发展

以培养掌握知识为主但忽视人的综合潜质的应试教育，已经显露出其日薄西山的残景。而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市场需求又恰恰证明了仅仅对知识的了如指掌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在了市场经济的后面。^[18]因此，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形成国家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19]是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问题。

第一，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性客观上制约着高等教育的运作规律，要求高等教育的运行管理体制必须与市场规律相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是行政机构，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机构，两者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不同，因此政府管理高校应遵循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改变单一的政府行政计划主导教育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才培养的机制等方面的“适度调节”^[20]作用。因此，从体制的角度，要求实现举办者与管理者分离，学校教育结构与国家及区域经济结构统一。凡属市场调节的领域，比如招生、就业、专业及课程设置等，应还权于高校自身，充分而恰当地运用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政府主要是规范市场运作，凡属市场不起作用的领域，比如特殊专业人才的培养、文化贡献等，则要强化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第二，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要求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要具有灵活适应性。管理方式产生于独特的运作要求。北京高等教育作为首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个高校应当紧密结合首都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运转，在北京人才战略的实施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当融入产业组织的有效理念，依托市场并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来管理教育，促使并形成北京各个高校间的良性竞争。各个高校本着提升竞争力求得协同、联合、合并及教育资源的共享，在提高高等教育运行效率的同时，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形成北京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适应市场经济多样性的需要，北京高等教育必然不应是单一的，其管理方式理应是多样性的。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当由高度计划和行政审批，转向规范市场（环境建设）、战略规划、依法行政、政策指导、信息服务以及各种间接调控手段上。

第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北京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必须具有效率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行为产生于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与其人员所具有的水平之间的差距，那么高等教育的运作规律必然决定于这种差距。由此，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必须强调效率性，特别是在竞争的环境条件下，效率性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从外在环境角度，运行机制的效率性来自于市场竞争，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必须具有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在高等学校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实行指令性行政管理的条件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完整也不充分，导致效率低下。只有形成市场的规范运作和社会的参与制约，形成高等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制约机制，真正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才能唤起高校的积极性，各个高校才会从运行机制上谋求高效率。从高等学校内部环境角度，则要建立符合教育规律、规范科学的现代高校制度，建立主动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运行机制。(www.xing528.com)

【注释】

[1]周远清在《高等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与创新》一文中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总结为：“规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结构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调整，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得到逐步提高，实现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1期。

[2]数据资料截止到2004年7月，引自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2003～2004年度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

[3]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适龄人口的15%～30%时，即可认为由英才教育转向大众教育。（转引自杨明：《20世纪末国际教育现代化水平》，《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1月1日）》中第四、五条。引自《教育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6页。

[5]周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92页。

[6]《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21日第二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1月1日）》中第十三条。引自《教育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7页。

[8]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Stanley O.Ikenberry：《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选择》，http://www.edu.cn/20020306/。

[9]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Stanley O.Ikenberry：《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选择》，http://www.edu.cn/20020306/。

[10]赵健伟：《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09页。

[11]《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http://www.edu.cn/20011214/3013997_1.shtml.

[12]据调研和北京一些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经验数据，供求比在1∶4到1∶5时，基本上供求平衡；当大于这一比例时为供不应求；小于时则表示供过于求。

[13]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北京教育“九五”发展水平》（http://www.bjedu.gov.cn/zlzx/jjyw.htm/）测算。

[14]《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21日第二版。

[15]数据资料引自http://www.bjedu.gov.cn/zlzx/zonghe/9.htm，相对数字是经过计算而得。

[16]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2003～2004年度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

[17]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03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发展报告》。

[18]赵健伟：《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09页。

[19]吴启迪：《开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中国大学教育》2003年第9期。

[20]所谓适度调节，一方面是指市场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对教育运行发挥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调节作用必须在政府的宏观管理和遵循教育规律的条件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