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金秋复旦,百年华诞。百年复旦,育人万千。我们谨向这所中国百年名校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敬意。
一叶可以知秋,大学可以知大国。大国之大,不只是指地理疆域之广,人口数量之巨,更在于人民的精神生命力之蓬勃,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之强盛。当我们把“大”视为一种伟大的力量(greatpower)时,便会发现,在过往的千年世界里,大学、大国可谓息息相关。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丁学良先生的研究发现,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即成为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亦兴起于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后,英国很快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国;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和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萌发时,德国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美国世纪”接踵而至……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亚洲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乃是中国迈进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没有大学,不会有大国。担任过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黑格尔曾言:“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同样,没有复旦等一批著名大学的存在,中国的现代教育历史也许会被改写。(www.xing528.com)
举凡享有盛誉的大学,都不是一般的“职业养成所”,而是培育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思想独立、情操高尚的人才的知识圣地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将个人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英语中,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universus的含义是“普遍”、“整个”、“宇宙”,它具有一种不局限于某一科目、地域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蔡元培先生一直坚持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认为“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事关国家的隆盛”。
大学经由“育人”而事关“国家的隆盛”,这样的事例无论中外都不胜枚举。1806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惨败。在举国上下的检讨反省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提出“要以精神力量弥补躯体的损失”。1809年,普鲁士内政部增设文化教育司,并将正在罗马任普鲁士外交代表的威廉·冯·洪堡召回国内担任该司司长,筹建柏林大学,“现代大学之母”由此诞生。
1905年创立的复旦大学,则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这样概括其纲领及宗旨:“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在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今天读来让人动容的是,在《复旦公学章程》中,既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提出“除备斋本国历史、舆地、数学诸科,须用汉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以为正法”;同时也充满了浓厚的爱国襟怀,“本公学徽章,拟用金制黄玫瑰,以明黄人爱国之义。”在1925年由刘大白先生作词、丰子恺先生作曲的复旦校歌中,同样贯穿了大学意识与国家责任的结合,一方面,“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精髓;另一面,“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弘扬的是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
复旦百年,也是一个国家的百年,一个民族的百年。在下一个百年,如果中国要成为“头脑的大国”而不是“躯干的大国”,“文明的大国”而不只是“人口的大国”,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更优秀的大学。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自由的学术空气和高尚的精神追求,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我们乐见一个更开放、更符合世界知名大学通则、更能吸纳全球知识和思想精华的复旦,自我超越,永不停歇。
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追求光华灿烂的境界,这就是我们对下一个复旦百年的期盼,对中国在21世纪涌现出世界级大学的期盼。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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