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育院系恢复招生后的教学
1971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部分中等师范学校招收体育班,部分体育学院、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科陆续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1年,北京体育学院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1970年109号文件,关于对北京体育学院恢复招生的批示精神,派出52名教师,于1-4月,分赴全国28个省市招收了相当于中专学籍的青训队员372名,于5月入校上课。这是1966年全国体育学院停课后,北京体育学院首先重新招生和恢复上课。
1972年,随着大批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全国恢复和准备恢复招生的高校都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北京体院由原学院领导钟师统和赵斌任主要领导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体育学院的非正常时期宣告结束。在新的院领导的集体领导下,重新建立健全和调整了组织机构,基本恢复了学校的教学建制系统。原来的连、排、大队等军事建制解体。
1972年8月,北京体院开始招收体育系首批二年制新生(即工农后大学生),1973年体育系和运动系分别招收了三年制学生。从1972年至1976年,北京体育学院共招收了2272名工农兵大学生。西安体院、成都体院等高校,也从1972年开始招收了数量很少的学生。1972年9月,青海省为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和体育师资,在青海师范学院增设了体育系,并招收53名学生。这是“文革”中唯一在学校新设体育专业的省份。
1973年1月8日至24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中,提出了“努力办好体育学院,深入进行教育革命,培养以体育师资为主的专业人才”的要求。1973年5月8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体育专业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在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师范学校、综合性大学体育系也同时招收二年制的工农兵学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推荐进体育院系的学生体育基础参差不齐,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很多学生没有接受过运动训练,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体育既不规范,内容也少,进校后,他们还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责任”,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加之教学、训练不系统,使这些学员业务学习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学员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学苦练,进步很快。一些曾受过专业训练且文化基础较好的学员,技术水平提高很大。如北京体院青训队的杨希、陈招娣等,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手。绝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成了各级体委、体院的业务骨干。1972年后,各体育院校、高师体育系、科,在开始招收新生和培养体育师资的同时,还开展了培训在职体育师资的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沈阳体育学院自1972年5月起,连续举办6期在职体育教师轮训班,为全省培训了1300多名体育教师和体育干部。还组织教改小分队深入到沈阳、抚顺、铁岭、昭盟4个市(地、盟)的10个县、区学校作调查,了解体育活动情况和体育师资分布情况,并先后又在全省10个市、10个县和20余所中学进行教育实践,为各地培训、辅导体育教师和体育干部共2800多人。北京体育学院抽调部分教师组成小分队,协助地方开办体育教师训练班,解决了一些省、市体育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如1972年11月,先后派出赴青海小分队和赴安徽小分队,1973年春派出赴内蒙古、西藏小分队。这种形式为各省市培训了不少体育师资,深受各地的欢迎。(www.xing528.com)
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学大寨”和“学小靳庄”等接二连三的运动中,教学和训练不断遭受冲击。各体育院系都搞“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去,一边“学工学农”,一边教学训练。在学校则举行不同规模的批判会,举办各种学习班。据西安体院统计,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全院就举办了各类学习班134期,召开各种批判会346次,大小批判会发言的达1799人次,出批判专栏79期、板报70块,写批判文章1500余篇、大字报7189份,漫画150幅。这种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教育的规律,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质量。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在进行全面整顿中,各体育院系结合开展了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加强领导班子团结为中心内容的运动,同时整顿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为时不久,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在全国展开,刚有好转并开始步入正轨的形势再度逆转,各体育院系再度处于混乱状态。
从1971年至1976年,由于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对体育领
域的特别关怀,在各体育院校领导干部、教师、工作人员和广大工农兵学员的共同努力下,顶住了各种干扰,培养了大批体育教学、管理、训练的骨干。同时,使体育专业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缓慢地发展,为粉碎“四人帮”后体育专业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保存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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