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思潮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一、实用主义思潮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1.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课程理论的主要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面临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深刻社会变动。然而，美国的学校制度、课程和教材、教法等方面，却依然沿袭着传统教育的旧传统，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仍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应运而生。

针对传统教育脱离社会、脱离儿童、脱离实际的弊端，实用主义教育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是中心”、“做中学”，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教育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上述实用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就形成了实用主义教育关于课程、教材及教法的一套理论，即“课程、教材与教法——活动、经验与做中学。”

根据“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主张，必须要打破传统课程与教材的界限。在著名的“杜威学校（杜威1896年创办，也称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中，充分体现了杜威的关于课程、教材的设计思想。全校分设幼儿园、历史、自然科学和数学、家政、手工训练、音乐、语言、体育等教研组，每组由一名专业教师负责；学生不按年龄而按发展阶段分成若干小组；学校提供各种活动设备。教学活动包括了金工、木工、烹饪、纺织等为传统教育所鄙弃的内容，活动中儿童是主动的，而不是传统的教师灌输式的。这样一套精心设计的、包罗万象的课程、教材以及让儿童从做中主动学习的理论充分展现在人们面前。

杜威把课程、教材和教法的改革视为社会变革的反映。他说：“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变化的产物。”^[54]而当时美国社会的变化正是要求教育要提供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的熟练工人，这就为杜威的那些实用课程设置，提供了注释。

杜威认为，传统教育中的绝大部分课程和教法都是从旧时代承袭下来的，它是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传统教育中的学校只能培养保护所谓“真理宝库”的高级僧侣，而不是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公民。传统课程、教材与儿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差别，甚至冲突。他说：“在学校里，各门学科的每一门都被归到每一类去……把事物归了类，并不是儿童经验的事情。”^[55]这种归类是按学者或科学家的方式进行的，与知识原来的经验相分离，“一句话，已经归了类的各门科目，是许多年代科学的产物，而不是儿童经验的产物。”^[56]因此，“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57]。如同杜威学校中的各种作业。

“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58]。“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59]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似一股狂风有力地荡涤了整个教育领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人在中国介绍，特别是在杜威来华讲学（1919.5－1921.7）之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一时在全国范围内成为非常有影响的教育思潮。

2.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课程理论对体育课程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22年公布的新学制及第二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中，都深深地打上了实用主义思潮的烙印。

首先，1922年公布的7条学制标准，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这7条中，（1）、（4）、（5）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者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3）则是实用主义教育者“儿童中心”主张的反映，（2）、（6）、（7）体现出实用主义教育的民主性原则。

其次，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学者在新学制制订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胡适、陶行知、廖世承等杜威弟子以及余家菊、俞子夷等深受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知名学者，纷纷向新学制发表意见，特别是胡适曾受命起草学制讨论稿。因此实用主义教育者充当了新学制制订的主力军。

第三，新学制采用的“六、三、三”制，是深受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美国教育界当时正在实验与推行的；缩短小学学制，有利于教育普及，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者对普及教育的关注；延长中学修业年限与设立高中职业科，有助于知识的掌握和职业能力的提高；新学制对儿童个性的尊重及对社会生活的注意，则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特征。

第四，从课程设置看，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生理卫生、体育）六大门类科目，实施综合性课程，高中则采用分科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者的要求和主张。

第五，从课程目标看，明确提出了体育要“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个人之本性及人格”^[60]。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教育即生长”、“以儿童为中心”、“从兴趣出发”、“个性自由”的要求

第六，从教材方面看，取消违背儿童身心特点的兵操，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等，无疑是受到了杜威“儿童中心”、“兴趣中心”等观点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七，在教法方面，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尤为明显。突出表现在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教学新方法传入中国并流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家克伯屈根据“从做中学”的思想创立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儿童的主动性，由儿童或儿童与教师根据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拟订出预定的目的、活动的计划。道尔顿制废除班级按钟点统一授课的制度，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各人主动地在实验室内，拟订自己的学习计划，各人的教材、进度和所用时间不同，以适应不同的能力、兴趣和需要，以利于发展其个性。在体育教学方法方面当时流行有“设计模仿法”和“分组教学法”。所谓“设计模仿法”是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模仿设计好的一些职业动作（如打猎、捕鱼、伐木等），以此代替体育活动。所谓“分组教学法”是在课堂上，教师让学生根据各自的爱好，选择一种运动或游戏，然后选择相同运动或游戏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分组自行活动。这些方法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儿童中心”、“兴趣中心”、“尊重儿童意愿”等方面的要求。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传入我国，并得以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是：1.实用主义教育倡导儿童本位，标榜民主，客观上迎合了当时反对旧教育，提倡个性解放，要求民主的思潮。2.实用主义教育迎合了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要求。3.迎合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倡导的教育救国理论的需要；有些人则以此用来抵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防止人们接受共产主义学说，掩盖阶级斗争^[61]。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育及课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在今天，这种影响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常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和表现出来，对教育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3.实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1）胡适的体育思想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缚溪人，生于上海。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1917年回国。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是中国提倡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曾撰写过《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杜威论思想》和《杜威的教育哲学》等论著，详细介绍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学说。胡适一生很少直接参与体育的政策和法规的改革，但他对中国体育思想层面产生过较大影响，他的一些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和方法，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他的体育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体育是换取健康的良药，贵在参与。胡适把参与体育运动视为提高自身体育素质和减少疾病痛苦的一种重要方法，体育运动主要不是用来与人比胜负的，更多的是一种能够换取健康的最良好的方法和良药。

提倡活的教育，主张生动活泼地参与体育运动。胡适在教育思想方面主张活的教育，提倡教育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要从现实的生活中来。他的这一思想观念的生产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参与教育、体育活动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他认为体育活动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变得活泼。胡适通过自身的运动，把体育视为一种发泄的方式，让人们通过体育抛弃平时的伪装和压抑。

体育能增强人的集体责任感，培养团体精神。胡适认为学生运动有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空间生活，二是团体生活，三是社会服务的生活。在团体生活中，体育起着重要作用，体育能够为人的团体生活积累更多的经验，人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无形之中就培养和锻炼了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互助互爱的精神。胡适还主张在团体活动中人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一个人若没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就不可能有集体荣誉感。

（2）陶行知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改名行知、再行知。安徽歙县人，1914年去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斯大学读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6年回国。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陶行知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生活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学说。陶行知十分重视体育，他在实用主义体育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强调体育与卫生并重，提倡健康第一。陶行知先生认为，学校教育应将体育卫生放到“第一位置”，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主张“体育注意自强”，首先要养成学生“坚强之体魄”，要求学生建立“健康之堡垒”。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

注意身心的和谐发展，造就健全人格。陶行知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十分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通过批判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精华，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提出了“三育并重”的教育观念。他认为，单纯地注意身体健壮是不行的，身体必须与精神相结合，他说：“身体和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废于一面，譬如在体育上，耳目口鼻手足，都要健得康全。”^[62]陶行知的这种身体是德育、智育物质基础，身体和精神并重的观点，是对体育在造就全面发展、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过程中所占有重要地位的高度肯定。

锻炼身体强健体魄，防御外侮挽救国家。在国难深重、内忧外患、社会腐败、人民体质孱弱之时，身为教育家的陶行知，极力主张把年富力强的国民培养起来，担负救国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他要求人们通过体育训练，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当有敌人侵犯时，或拒敌人于国门外，或把敌人就地消灭，或以健康的身体与敌人拼杀。陶行知把体育与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健身运动与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把体育作为培养学生的军事能力防御外侮的有效途径，这既是当时中国爱国志士的共同认识与向往，也是实用主义工具性特征在国难之际得到的一次体现与发挥。

提倡活的教育，主张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陶行知提倡活的教育，他在1930年3月29日的《乡村教师》上刊发了他在1929年冬举行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的《生活即教育》讲话稿，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与杜威所提倡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之不同。他提出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教什么。“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若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63]在这种活的教育、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下，陶行知把体育与劳动结合起来。他认为生产劳动锻炼对增强学生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在劳动中手脑并用，脑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可收到劳动中锻炼学生的体力和增强体质的作用。他在办学过程中，经常让学生参加开荒、种菜、喂猪、养鱼、修路、盖房、挑水、烧饭等生产、生活劳动，他把办学的目的确定为培养乡村学校的教师。他认为，要培养乡村的教师必须适应乡村生活，热爱劳动，具有一定的生产与劳动技能，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才能成为改造乡村面貌的灵魂。陶行知还主张，学生训练有三大要项，其中一项就是农夫的身手，而训练农夫的身手的方针是生产力与武力合二为一。他将生产劳动视为倡导发展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的重要措施。创造了生动活泼的生产劳动的形式，使学生在劳动过程中非但没有不堪其苦的感觉，相反，把生产劳动当做一种体育活动，当做健身锻炼的手段。这种将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陶行知教育革新的一种尝试，是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体现，虽然违背了体育锻炼的原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学生体质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