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文化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三、国粹文化思潮

所谓国粹，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长处与优点。而实际上在国粹文化思潮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在广义上，泛指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二是指中国文化的精华；三是指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108]。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一般还是定位在民族精神和民族遗产的意义上。国粹一词不是中国固有的词汇，它是20世纪初留日学生从日本直接引进的一个汉语造词，后来逐渐在中国流传。

1.国粹文化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粹文化思潮是从20世纪初开始掀起的，其主要原因是甲午以后，尤其是190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危机不同，此时的入侵者不仅拥有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在文化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并注重使用文化侵略的手段，这是一种带有毁灭性的而且不易被广大人民所识破的侵略行为。一批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说：“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远沉沦。”^[109]指出：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元气”，是民族延续的根本，“学亡则国亡”^[110]。所以，他们提出要进行文化救亡，从而掀起了一个以“保种、爱国，从学”为目的的国粹文化思潮。力求通过一场“古学复兴”运动，以再塑中华。特别是他们面对当时中国出现的一种主张“全盘欧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认为更应思考中国在如何学习西方获得发展的同时，又能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他们开始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主张向传统文化复归。如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奴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盲目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11]因此，当时的国粹文化思潮，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用意，所以国粹派一经出现，便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

2.国粹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国粹文化思潮当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发展。国外的发展有着较为明显的反清色彩，所以与革命派的关系密切；国内的发展则有着“抑西扬中”的基本文化取向，表现为文化保守。国粹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体育界的代言人物主要是马良和蒋维乔。

（1）马良的国粹体育

马良（1878—1947年），字子贞，河北保阳人。中国近代武术家。他幼承家学，后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清末从戎。任军职至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马良曾将所习拳技和摔跤术参照兵操练法，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备学堂和军旅中传授。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1914年，马良担任陆军47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了《中华新武术》。马良为什么要搞新武术？因为“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所以，中华新武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他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和“武风”。

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的。但想借推广所谓中华新武术、所谓国粹体育之名，而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实，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当时先进社会力量的猛烈抨击：“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提倡的，是清朝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他们“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112]。当然，正像鲁迅先生在《拳术与拳匪》中所说的：“中国拳术，若以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亳无可否的意见”，“现在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有‘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

（2）蒋维乔的国粹体育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气功养生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等职。191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蒋维乔出版《因是子静坐法》一书，首先在北京大学提倡“静坐法”，而后风行全国。学校里，特别是大学，教师、学生大都积极效法，有的还把“静坐”编入课程，大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静坐会”。在社会上，仅以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为例，其触角遍布18个省，就连偏僻的小县，差不多都有它的分社。《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出版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更是再版14次之多。难怪当时有人惊叹：“民国以来，于今也有8年，什么教育、实业、政治，丝亳没有长进。”“独有两件事情，我国国民的程度可长进了。第一样是扑克，第二样是静坐。我国男女老少，除了正正当当劳工不计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内行。”“静坐几乎成了国民的趋向。”确实，仅就静坐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健身方法，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在一个旧势力十分强大而又不好运动的国度里，竭力地进行提倡，上升到国粹的高度，而且对其消极的方面又未加提示和批判，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上一批反对新文化、固守旧文化的封建势力的政治需要。有人批评说：“这样子的静坐，即令能却百病，能延年，也不过替我们中国多造些人类的寄生虫和社会的蟊贼。”^[113]也阻碍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为它宣扬的是静的体育。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批评说：“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五四后的蒋维乔虽仍然推崇国粹文化，特别是他创编的《因是子静坐法》，但在对体育的理解上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变化。1920年，他在《我的体育观》中说：“近十几年来，大家知道国家衰弱，是因为国民体魄之不强，所以提倡体育的呼声，几乎遍满全国。”他说：“我要问我国的体育家，在实施体育的时候，究竟在这育字上面有十分的领会么？”他认为：要理解体育，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物的方面心的方面两者合成的。物的方面就是肉体，心的方面就是精神。所以讲到体育，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体操和运动，虽然可以强健筋肉，活动血脉，实在它的效验不过偏重于肉体罢了。至于精神，就不能顾到。所以于‘育’字未必完成。依我的见解，必须兼用修养的功夫，方得完成此‘育’字的意义。因此他特别指出：“我之所以主张动的修养，静的修养，两者并用。动的修养就是体操和运动，务必要使学生知道此等体操运动的真正好处，于生理上种种益处。自己站在自动的地位，不要看做照例功课。”而“静的修养，就是叫精神安静”。他说：“我从前曾做过一册《因是子静坐法》，说得十分详细。能够照这方法去做，固然极好。如若不能照样做，也要每天规定一时一刻，闭目静虑，叫精神可以休息休息才是。”^[114]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蒋维乔对东西方两种体育文化的互补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3.国粹文化思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

国粹文化思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首先是武术走进课堂，从而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此外，是加快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改造，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

（1）武术走进学校课堂

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就已主张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课正课内容。1951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曾委托北京教育会代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文件在批评当时学校体育“皆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近年北京、天津之体育社，北京各学校之教授拳术，青年会且特开此班，南中运动会亦演此术”的实际情形，认为中国武术进入学校课堂的条件已经成熟，因而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拟请于学校体操科内兼授课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科以振起尚武精神，并具体提出可将“小学体操科目改列为游戏、普通体操、武术；中学改列为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武术。二是拟请教授武术者编定讲义，说明原理，用科学的目光唤起学生之注意。三是拟请于师范学校内将中国旧有武术列为主课，以裕师资。这一提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并呈报教育部。教育部采纳了上述建议，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

1916年，教育部还委派许禹生、孔廉白等人赴济南考察马良推广的“中华新武术”，审查了由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系列中的《摔角》和《拳脚》两科教材，并建议将《中华新武术》作为学校教授武术的参考用书。

许禹生（1878－1945年），北京人。因幼时多病而发奋习武，先后师从刘德宽、杨继侯，精太极、八卦及其他诸家拳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科，获学士位。1912年在北京创办体育研究社，曾任私立北京体育学校校长多年。30年代起，先后任行政院咨议、教育部体育委员、北平市国术馆馆长、北平市体育委员、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北平市社会局体育督学等职。许禹生除精于武术技击外，亦兼重学理。曾主编《体育季刊》和《体育月刊》等武术杂志。撰有《太极拳图解》、《罗汉行功法》、《国术要义》、《少林十二武》等著作。

1918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决定“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正式体操”。同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山东代表提出的“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之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1919年4月17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专门发了一个《教育部关于提倡中学校练习武术咨》，强调指出：“查吾国固有武术，于锻炼身体裨益甚多，自应提倡，以存国粹。”文件说，同时考虑到“惟现在师资、课本均属缺乏，此项练习尚难一律实施。嗣后各中学校如能聘有相当教员，自可列为体操课程之一项，以时练习。其试验成绩，应并入体操及各种运动分数内计算，借以唤起学生之注意”。1919年秋，经国会辩论，最后通过了“中华新武术”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的决定，并通令全国实行。从此，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合法内容。

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6月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含选修课）占52.5％；只在课外开展武术活动的占22.5％；未列入正课，课外亦无开展的占25％。很多学校反映，武术列入正课，学生对之颇有兴味^[115]。武术课程走进学校，不仅改变了社会上对传统体育的偏见，而且也对武术的新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教学的需要，使传统拳路的整理、武术理论的阐述和武术教材的编写，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为：

一是人们开始运用近代西方体育理论，求解民族传统体育的锻炼价值和作用。即对武术的认识，从“致用之志”的观念，向“卫生之方”的观念转变，更多地从培养“身心并完”的人的角度，站在“体育真义”的立场，去求解民族传统体育的锻炼价值和作用。在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关于采录体育咨询案办法咨》中，明确提出学校要“注重国技”。认为“夫一国之体育，必须具一国之精神。我国武术，实中华民族精神所寄，且种类颇富。其与生理原理相合者，务须选择加入，以为体育之基本。”^[116]同样是练气、练力、练形、练技的过程，以往人们更多的是从掌握某门技术或提高技击效果出发，重在自卫应敌。“夫技击之学，重自卫以备非常”，认为“小效卫人，大效卫国”，这才是武术教学的根本（《中华新武术·拳脚科》）。然而不同的是，人们开始从身体锻炼的意义去定义中华武术。如在191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呈教育部的《请定武术教材文》中，人们的认识是：“我国拳术以美术技能之兴趣，引人入胜锻炼身体，能使全体内外身心二者平均发育。”因而应从“最良好之运动法”加以提倡。由此，一些武术家开始参考体育图书，并按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将拳种分为对人体具有健身价值的三种类型，以示区分。如将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罗汉功等运动较为迟缓，又富于注意力的拳术，归为“强健筋肉、发展体力”的类型；将具有运动捷速、跳跃便利特色的各种长拳，归为“活泼肢体、敏捷思想”的类型；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以及各种气功类的拳术，归为“流通气血、强健精神”的类型。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如何根据不同年龄和生理特点而进行的拳术分类标准。提出“多好活泼又好繁华”的年轻人，宜习潭腿、查拳、翻子、八卦、红拳、少林等“绚烂猛烈之拳术”；“骨节不甚柔软、跳跃亦微觉困难”的中年人，则宜习太极、八卦、形意等“手法既极简单、步法又不费力”的拳术等等，从而拉近了与近代西方体育科学的距离。

二是人们开始注意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中国传统武术的教习大多采用个别辅导和单独习练的方法，这种教学不适合学校的武术教学活动，因此，一些武术家又开始了对武术教学方法的改造和研究。主要有对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造和对拳术基本动作的重新整理与编排。对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造，主要是变单人教练为团体教练。其具体做法是将每一拳路分解为不同的单式，再按拳路顺序连接成不同的段趟，配以口令，分段学习。据《体育丛刊》记载，北京体育研究社曾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并坚持了多年。“自民国纪元，吾社（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京师各校渐向社中聘请教员，教授斯术。乃查照体操教练规程，订定团体教练之法。”^[117]

对拳术基本动作的重新整理与编排，主要是“依学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他种科学方法排列之”。其具体做法是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械套路中，选出一般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排成新的各式招势相承的练习。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新武术》。

（2）加快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与改造

从挖掘与整理方面来看，这一期间的主要成果有尊我斋主人著《少年拳术秘诀》，陆师通、陆同一著《北拳汇编》以及《易筋经》、《八段锦》、《十二段锦》、《少年拳术》、《精义拳经》、《拳术见闻录》等出版物^[118]。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改造上，则主要表现为大量新武术学说和方法的诞生。如在出版物方面有唐范生著《武术的研究》、许宠厚著《太极拳学》、孙福全著《形艺意（拳）学》和《八卦掌学》、徐愚忻著《拳术学教科书》、朱鸿寺著《拳艺学初步》和《拳艺学进阶》、向逵著《拳学》、马良著《中华新武术》和王怀琪由多个出版单位出版的多部著作等，其中以王怀琪的贡献最大。

王怀琪（1891－1963年），中国体操学校第4期毕业生，近代武术家，曾长期在上海的中学里任教，主要从事中小学体育教学研究，在学校体育界有很大影响。王怀琪出版有多部著作，如由大东书局出版的就有《易筋经十二式》、《易筋经廿四式》、《女子八段锦图》、《五禽戏舞蹈图》、《五禽戏图》、《八段锦全图》、《八段锦教授图》、《笼球游戏》、《室内棒球术图解》、《最新女子篮球游戏》；由中国健学社出版的有《女子跳舞挂图》、《女子叠罗汉挂图》、《袖珍八段锦图》、《体育测验法》、《星球规则》、《徒手游戏三百种》、《同阵游戏大全》、《鞭打游戏》、《跳舞场》、《三段教材（正编、续编、三编）》、《庆祝体操》、《国耻纪念体操》、《图阵联络体操》、《中国叠罗汉》、《叠罗汉大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反正游戏》、《国旗体操》、《手巾体操》、《女子手巾体操》、《堆砌图案》、《西湖风景叠罗汉》、《徒手叠罗汉》、《器械叠罗汉》、《跑冰术》、《八段锦舞》、《八段锦》、《实验深呼吸练习法》、《业余运动法》、《易筋经二十四式图说》、《易筋经十二式图说》等。早在1913年，王怀琪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的“八段锦”参以今之体操动作，改编成《中国十分钟体操》，后改名《中国体操八段锦》。他还将中国传统的“易筋经”改编为《易筋经廿四式》，后又改名为《中国体操易筋经廿四式》。改编后的“八段锦”和“易筋经”，由于其“方法不难，而运动量不过高深，且收益宏远”，从而受到学界的普遍欢迎，商务印书馆也曾为此多次再版，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119]。

除武术以外，人们认为，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应提倡：“如旧历正月之演狮灯，习诸武术；端阳之竞龙舟，奖励竞漕；他如骑马试剑，斗鸡走狗，田猎射击，角艺围棋，赌弹击球诸事”^[120]。

民族传统体育改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依照现代西方体育的形式召开运动会。如1923年长沙举办了类似的“风筝运动会”。在其竞赛规程中，已有着浓厚的近代体育比赛色彩。它有比赛的宗旨：“以提倡民间游戏，增进民众健康为宗旨。”它有参赛的资格要求：“凡本市民众，不论男女，品行端正者，均得报名参加。”它有竞赛分组：“将参加者分为男子、女子、儿童三组。”它有比赛类别：分为平面的风筝比赛，“如一片瓦、又字、蝴蝶采金瓜等”；立体的风筝比赛，“如灯笼、飞艇、响七星等”；线状的风筝比赛，“如鲇鱼、蜈蚣等”。它有评判标准和分数：如艺术分，含构造分、意义分；如技能分，含时间分、高度分、奇技分^[121]。总之，完全可以看到一种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比赛方法。

4.鲁迅对国粹体育的批判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激进战士，曾以辛辣的笔锋，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时弊，特别是对当时一股尊经复古的思想深恶痛绝。亦如他在《出了象牙塔·后记》中所说：“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道路。”由于当时的这段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依然有着强大的势力，并以竭力排斥和抗拒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因而遭到了鲁迅的严肃批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当时以武术为代表的国粹体育的提倡，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杂感，“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热风·题记》）。1918年10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三》一文，其中对蒋维乔所提倡的静坐活动，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在这篇杂文里，鲁迅特别批判了一个据说有“天眼通”即特异功能的神童，明确指出那是一种伪科学。

在批判静坐的同时，1918年11月15日，他又在《随感录三十七》的文章中，对马良等人所提倡的新武术活动进行了批判。他说：“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里提倡的，是清朝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他非常反对那些“竭力提倡打拳”者们提出的，要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认为“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应！”然“无如竟不见效应！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因为“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鲁迅曾尖刻地在《随感录六十四》中写道：“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掌’、‘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阻截腿’、‘抱桩腿’、‘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善尽美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然而他认为，与其宣传这样的国粹，还不如“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对于鲁迅的批判，当时曾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是否过于偏激和不客观。从鲁迅以下文章中的一段话，可以了解到当时鲁迅的真正想法。他说：总之，对于中国拳术来说，“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亳无可否的意见”。“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122]对于这种思想表白，在后来的一篇《这回是第三“按语”》中，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了。他说：“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曾确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亏。现在的意见却有些两样了。用拳来打外国人，我想，大家是已经不想的了。所以倒不妨学学。”并认为：“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123]

【注释】

[1]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166.

[2]中国革命的现在和未来//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41.

[3]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训及课程表//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48.

[4]教育公报.第二年第11期，1916年1月.

[5]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8.

[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7]王耀东.回忆中学时代的体育运动.体育史料（第8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9.

[8]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新体育，1958（5）.

[9]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青年进步.新体育，1981（9）.

[10]徐一冰.廿年来体操谈.体育周报（特刊），1920.1.5//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史料（第17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77－81.

[11]宋君复.我的体育经历.体育史抖（第三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

[12]河南学校体育情况的回忆.河南体育史料（第1辑）//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9.

[13]朱善斋.民国至抗日战争前的山西体育.体育史料（第三辑）.

[14]张秀塾.清末民初的学校体育.四川体育史料，1984（4）.

[15]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42.

[16]井上一男.学校体育制度史（增补版）.大修馆书店，昭和45年：45－46.（日文版）

[17]王华倬.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北京体育大学，2003：38

[18]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抖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5－6.

[19]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三号），1914.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05－309.

[20]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体育史料（第17辑）.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22－25.

[21]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38.

[22]推广体育计划案//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6.

[23]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文.体育杂志，1914（2）.

[24]徐一冰.体育与武力辩.体育杂志：创刊号，1914.

[25]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3（2）.

[26]徐一冰.二十年来之体操谈.体育周报：特刊，1920.

[27]青年进步：第四册，1917.

[28]朱剑凡.军国民体育的结果.体育周报.1919.7.7.

[29]体育周报.1919.11.24.

[3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48.

[31]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决议.教育杂志，1919，11（11）.

[32]黄醒.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体育周报，1919.11.24.

[33]江孝贤.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体育周报，1919.11.24.

[34]张宝琛.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体育周报，1919.11.24.

[35]1919年教育调查会：教育宗旨研究案//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6－1107.

[36]体育史料（第六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7.

[37]朱淑源.改良现行学制的意见.中华教育界，第10卷（3）.

[38]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1.

[39]谷世权.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18.

[40]体育史料.第四集//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3

[41]杨玉厚.中国课程变革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12.

[42]谷世权.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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