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思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二、民主与科学思潮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就民主而言，五四时期人们主要是追求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又一面旗帜。早在19世纪中期，面对中国社会在列强虎视眈眈下将被瓜分的危机，一些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已开始接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试图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曾起到这样的作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且有加剧之势。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一切都在表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达尔文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陈独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说：“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由此，科学救国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科学主义得到了社会广泛提倡。

1.民主与科学思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最早觉悟，大概是从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开始的。如康有为曾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提出了中国长期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因而他指出，“各国行宪法”乃是近世的趋势。但是，康有为企图在不推翻封建王朝的基础上，要实现所谓的民主，最多也只能是依附于封建君权的一个附属品。而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也不可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首先提出“民族、民主、民生”，从而出现了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1912年1月1日，又建立起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使得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得到实践。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轻易窃取，导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90]。“虽然挂了德谟克拉西的招牌，实在尚是神治的、军治的、官治的政治，和民治的政治，相去甚是很远很远的。”^[91]因而中国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92]为此，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们，在五四运动中便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首先是由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正式提出的，当时称为德、赛二先生。他在文章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于工作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于工作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为了民主与科学，不惜流血牺牲，“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93]。

2.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体育主张

在《新青年》的感召下，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人物，也纷纷在不同的时间，利用各自场所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共同向国人进行着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使之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时代精英也开始了对近代体育的重新认识和解读。

（1）陈独秀论体育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轻视体育有着深刻的反省。他说：我国之青年，“千万之中，鲜有面红体壮者，以致被称东方病夫，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94]。他从民族存亡的高度提出问题，无非是想引起国人对体育的重视。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有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他在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大力宣传体育的意义和作用，还作过一首宣传体操的《醒楚歌》。陈独秀也曾极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号召青年参加军训，准备效命疆场。1902年，在他所组织的进步团体“励志学社”（后改名“爱国会”）中，曾规定“每日习体操，以二小时为率”。1905年后，他在芜湖创办的“安徽公学”和“徽州公学”，每班每周也都安排有4—6节的体操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首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的新思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认为体育活动应该注重人性，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身心各种感官。使各种感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95]。他开始反对以往的军国民教育，反对学校体育中的兵式体操，甚至还包括反对学校中开展剧烈的竞技比赛和将拳术引进课堂。他说：兵式体操属军国民教育思想，应少输入青年杀人的思想；庚子年的神拳，也不适于现在剧烈的运动比赛，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并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96]。他提倡学校体育的“兽性”教育。他对“兽性”的解释是：“一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二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三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四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纹。”^[97]他向人们介绍说：欧美国家学校虽也主要是读书，但并不废锻炼身体。以德国为例，重视体育之后，民力大张，青年死亡率锐减，使列国无与伦比。其他如英、美、日本国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争、角力之余，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之程度，不在读书授业之下。青年健壮活泼，有助于国民之进取、有为之培养。^[98]因此，“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作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99]从而把体育和心理健康和道德情感教育都糅合在一起。

（2）李大钊论体育

李大钊（1889—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不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功勋卓著，而且也注意关心民众体育问题。1922年5月1日，他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节的意见》一文，其中就谈到了关于体育的问题。他说：“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保持平均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而休息的方法，并不只是睡眠，有益身心的娱乐，亦是调剂倦怠、慰安疲劳的最重要的方法。”“游艺”对小孩固然要紧，就是对成年人亦很重要。“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这是因为它“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不足”。李大钊所说的游玩，是指一切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因此，他在木村帮助创办新式学堂时，为了保证学生的游玩曾建议把部分香头地退出来修成操场。

在李大钊的思想认识中，非常注重健康活动中的“动以养生”。“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他曾为友人说：“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惟其动也，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100]

（3）毛泽东论体育

毛泽东（1893—1976年），又名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五四运动前后，每个中国人都在努力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正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的毛泽东，同样也在考虑着这一问题。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常常被帝国主义者蔑称为“东亚病夫”，所以当时的毛泽东也曾一度把目光放到了走“体育救国”的道路上。早在1913年春天，毛泽东就曾在湖南省图书馆大量阅读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对严复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行过深入的钻研，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并推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三育并重”的观点。1917年，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文章以近代科学的眼光，就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讨论，闪烁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光辉。文章除前言外共分8节：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

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通过揭示中国积弱的现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体育的重要性。他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究其原因，则在于在体育问题上，“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他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什么是体育呢？他的理解是：所谓“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因此，“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关于如何才能够获得体育锻炼的效果？毛泽东的理解是：一要有锻炼的自觉性。“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二要有恒。“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三要充满兴趣和快乐。因为“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所以，运动中的兴趣和快乐都是很重要的。由此，他对当时学校体育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比如体育课程设置，“多有形式而无实质”的问题体育课教学时，“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的问题以及教室光线不足、学校不讲卫生的问题等等。总之，毛泽东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国家提倡体育，从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从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4）恽代英论体育

恽代英（1895—1931年），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青年领袖。1917年前后，恽代英正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他对体育的关注，更多的是站在学校如何关心全体学生的健康这一角度上。在1917年的《青年进步》杂志第4册上，他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的重要论文。他首先在关于学校体育的目的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校之不可不重体育，此不待烦言而解。然学校之重体育，果应以何者为目的？”却在理解上很不一样，有的“以行军国民教育”，有的“以保卫学生之健康”，有的“以此为每年运动会唯一之预备”。恽代英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应该加以澄清。他的理解是：学校体育就是“保学生健康”，“应对于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而不是“除例行的体操外，亳不加以注意。而于其中有运动能力者，则注意特甚，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使学校名誉飞扬。”

恽代英对当时学校体育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军国民体育”和“选手体育”的做法，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军国民体育，其结果就是学生“究其对于强健身体之关系，亳不知晓，终无异于军队之从鞭笞教令中得来学问者而已。”而选手体育的危害呢，则是让更多的人“骛于虚荣，枉正道以求不可必得之名誉。”他指出：“吾国学校之体育，断不可不研究改良。”要“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同时向当时的体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要加授生理卫生学；二是要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三是要增加学生体育锻炼时间；四是要提倡在学校中多开展田径、球类运动；五是要注意运动安全；六是要注意女生特点，认为学校的“女学之体操，不应与男子学校同一宗旨，同一手续”。总之，学校必须重视体育，学校体育的目的必须明确，学校体育应有好的措施和方法。只要学校体育能对“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苟各学生之体育皆可以及格，虽夫何特优之运动家，在运动会中不能出人头地，而就学校天职言之，已无愧能尽其职者”。^[101]

五四前后，恽代英还对婴幼儿体育、妇女体育以及各级学校的体育进行研究。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体育、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曾广泛涉猎。他很强调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重教育，主张“小儿运动决当天襁褓时即行之”。主张设立儿童院和儿童俱乐部。主张小学生应操“八段锦”，以作为课间体操；课外可开展踢毽子、打球、跳绳等活动。主张中学也应开展早操和课间操活动。大学，则应是“任其组织足球、网球会、课余自由游艺。”他主张体育与卫生相结合，认为“无论男女，皆当以卫生之念”，使自己在日常饮食、起居、睡眠等诸方面，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1921年10月，他受聘出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不久便带领20多名师生走访川南各县，进行宣传演讲，说明体育的重要性。在他的发动下，1922年4月召开了川南联合运动会，从而推动了川南地区体育的发展。(www.xing528.com)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青年领袖，对体育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亦非常关注。在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中，刊登了不少关于体育研究的文章。如在第57期上，转载了一篇《南洋周报》上的文章《打倒贵族式的体育制度》，他还专门为其加了按语，以表示他对当时体育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态度。他对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许多缴了体育费而不能享受体育权利的学生”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有些卑陋无识的办学者，因为要在球战运动会中为自己的学校争声誉，不惜牺牲全校青年之体育权利，以供养几个贵族式、军阀式的选手。这是何等不平，何等急待改革的事呢！”^[102]因此他们明确指出：学校体育的目的，就是“保学生之健康”。

（5）周恩来论体育

周恩来（1898—1976年），江苏淮安人。1913—1971年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一年半。1919年4月回到母校，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对体育已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中学毕业时他曾写道：国民教育“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知识之启发尚次之”。认为只有“健身体”，才能“根基固”。他多次撰文指出：学生在校读书，一定要“三育竞进”，强调“读书、励行、健身。”他在南开读书的日子里，一直自觉认真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包括练长跑、打网球、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等等。他曾是班级“勇”队的排球主力队员之一，在班级跳高比赛中，获得过第三名的成绩。他热衷于对体育的提倡。1916年他被选为“敬业乐群会”会长时，主要负责童子部的工作，他特别注意为儿童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在体育宣传方面，他更是一位积极分子。有人研究发现他在南开求学期间，曾给校刊写过79条体育报道，校刊上几乎每周都有他写的体育消息。南开学校重视体育，每年都要对学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规定学生必须参加体育考试。身为校刊纪事编辑的周恩来，就以“考试合格”为题，在校刊上连续写了七期纪事，进行宣传配合。

1918年秋，周恩来留学日本时，也曾积极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郊游、游泳、旅行、爬山等活动。甚至在1920年1月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和受拘禁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做操以锻炼身体^[103]。

（6）杨贤江论体育

杨贤江（1895—1931年），生于浙江余姚，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家。1971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和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选为中国学会评议员，1921年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约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以李浩吾、叶公朴、李谊、曲它等笔名写过许多文章。最著名的教育著作有《新教育大纲》和《教育ABC》等，是我国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教育史和教育原理的较早著作，对我国无产阶级的教育理论研究有开拓性的作用。他努力于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在青年中威信很高。在他的教育著述中，有不少关于青年健康和体育的文章，如《体育的四大要素》、《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好习惯怎样造成》、《健康第一》、《怎样保持健康》、《青年与游戏》、《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和《莫忘了体育》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体育有多方面的论述。他提出：“体育是造成健全人格、养成具中人生的工具”，“体育的目的在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一句话，是在造成强健而美的体格和本质”。他曾在研究中指出，体育的效能是什么？体育的效能就是可以增强体质和健康，他说“运动、体操为养身之必需”，就是可以使感觉敏锐，思维发达。“平时迟钝的儿童，若常练习，可以为敏速”，就是可以锻炼意志。“体质弱者，意志亦弱。故吾人不时应养成坚强之体魄，使真体内充”，就是可以养成团体生活习惯，所以，“游戏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游戏的真正意义，在于培养团体精神”，而登山旅行则是培养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等意志品质的良好方法。

杨贤江特别强调体育内容中的运动与卫生问题。他说运动是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应该有2小时的运动。至于运动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因为“体操、竞技、拳术、球戏、登山、徒步、骑马、游泳、跑步等等，都可以达到体育之目的”。但是他认为运动的目的是发展身心。因此对于那“为出风头的体育政策，我们是反对的，轻视的”。在卫生问题上，杨贤江认为：“卫生，是保持健康，增进活力，健全心意之谓。”卫生应包括物质卫生（清洁节制）和精神卫生两种。在精神卫生方面，他说：“吾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是活动的（发达身体），奋斗的（有进取心），多趣的（天真乐观），认真的（真情实感）。”在体育的锻炼方法上，他主张持之以恒，动静结合，适量不过，讲究实效。杨贤江还提出，参加体育锻炼要提高自觉性，要“信仰体育”，把参加体育活动视做个人“应尽的义务”，而最终要“使能在健全人格上发出效力来”，以准备担负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他还说过：“纵然无病，纵是强健，乃与真实的人生无补，有何足贵？牛不是有大力气吗？但谁愿做牛！”杨贤江在当时青年中享誉甚高，被视为良师益友，从他所主编的《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中可知，不少青年在他的指导和启发下进行工作、学习和体育锻炼。

3.民主与科学思潮对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正是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在一批社会精英的高度关注下，中国近代体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走上初步的现代化。

（1）促进了体育价值观念的变化

虽然在当时落后的国情条件下，仍有人继续关注体育的强兵、强种、强国作用，但健身、娱乐、竞技的体育观念逐步确立。例如在1921年6月5日出版的《申报远东运动会特刊》上，人们对举办国际运动会，对奥林匹克运动所体现的那种和平与友谊的宗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国际运动会者，破除国界，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之具也。”是“奖励文艺，沟通民情之具也。知乎此，则远东运动会为非虚设矣。不然徒论分数与锦标之多寡”，“则去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之本意远矣”。同时，人们认为，国际赛场也是一种国力强弱的相互竞争，体现国民的素质。如1921年5月30日《申报》的《远东运动会特刊叙言》中所说：“所谓强与弱者，不经比较，无由而知。然由弱而至于强，不经修养，无由而得。故欲强国家内之各个人者，其途径有二：临时之比较与平时之修养是也。假使平时之修养不知，则临时之比较自劣，此一定之理。”所以在1924年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章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体育竞技活动，可以达到“联合全国体育团体，以促进国民体育”的目标；通过提倡全国之业余运动，还可以增进运动员的运动道德等等。在我国参加的远东体育协会的《远东体育协会章程》中，也写有这样的话：通过体育的竞技活动，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体育，提高业余运动界竞技标准与求运动成绩普遍的进步，以及增加国际感情。其最终目的，广而言之就是为振兴各地的运动精神。一句“运动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对体育竞赛活动本质内涵的解读。

体育不仅是一种比赛，也应该是一种休闲和娱乐。所以，1920年首先有麦克乐在其《新体育观》中指出：就体育而言，“我们的宗旨，不能只讲运动，乃是利用运动，供给儿童一个境遇，激动个性，按阶级秩序来发展。使他在游戏的里边，得着良好的习惯，也可得着能力的经验，准备他的生活。”麦克乐说：正因为如此，“所以采用的教材，是要变通儿童心性的发展，不是拿儿童的心性来迁就教材的。”“游戏的种类，就是按着儿童的年岁和本性发展的阶级排列的。”麦克乐甚至主张：国家“最好在各处派定公共运动指导员二三人，使其一面在城内空场提倡种种游戏运动，一面又在学校与体育教员联络，组织学生服务团使学生将习得之游戏与运动，于课暇分教全城儿童。”^[104]在1927年12月召开的第10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件中有这样的记载；“小学应切实实施休闲教育案。”其中指出：“小学皆兴味教学，教学即娱乐。”明确要求每日正课外和星期日，学校应安排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其中与身体有关的活动有“球术、游戏、田径赛、跳舞、国技等”。综合性的活动，则包括运动会、游乐会等。在1927年第102册的《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有郝更生的《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一文，其中也谈到体育就是：“用天然及科学方法，以谋求个人身心上之进步，俾享有快乐及康健之生活也。”

但是，仅仅是比赛，是休闲和娱乐，还不是体育的完全真实和体育的全部。所以，人们在充分肯定体育竞技、休闲和娱乐价值的同时，仍始终把体育对人体的最本质的健身作用放在首要位置上。1923年，杨贤江在《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一文中说：“我们的体育目的，是在使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是要使天然的一架人间机器，能运用得法而且充分；能常保光泽而且结实。总结一句：是在造成强健而美的体格和体质。”他说：“我有一句话劝告青年：在你的每天的生活中，切不要忘记最和你有关系的体育生活啊！”因为“体育生活就是使你保住健康，增进健康的。缺少体育生活的人生，决不是具足的人生。”他要求青年“应懂得体育运动的真义，使能在健全的人生观上面发生出效力来。”^[105]1923年，在《请规定师范学校体育教育方针案》中有如下的表述：“师范学校教授体育有两大目的：1.健身目的；2.教学目的。教朝操及课外运动，完全为健身起见；教正式体操课，完全为增高体育知识技能，以为将来担任小学体育教员之准备。”^[106]麦克乐在《体育的将来》一文中也谈到了体育对体格锻炼方面的作用，他说在体育中因为重视教育，注重娱乐，已经剥夺了很多对体格健康的注意。教育与娱乐固然重要，但是器官的健康更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悬垂运动发达胸部，也需要运动的刺激以改进其内部器官的机能。我相信对常态体力的发达，将要有合理的注意。”他还特别提出了5个有利于体格健康发展而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体育健身作用的特别关注，当然还与近代中国人始终认为人体强壮，国家也就能强大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如1921年5月30日，《申报》在《远东运动会特刊叙言》中仍是这样强调为什么要关注远东运动会的理由：那是因为“国家之强弱，由于各个人之强弱。弱积而成也。故欲强国家者，必先强其国家内之各个人”。而体育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2）促进了体育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自然学科方面，1920年麦克乐在《新体育观》中明确提出了体育的发达，要以新科学作为根基。他在这篇文章中，就“身体的功能与构造”“器官运用之分别”和“本能发展之秩序”等一系列的体育自然科学课题，进行了说明。1920年，上海青年会出版发行了他的重要体育自然科学著作《体育上肌肉动作应用表》。1921年，又有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沙井特著、江孝贤译的《健康学》，内容分运动、饮食、沐浴、睡眠、衣服等20章。特别是192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本《运动生理》著作，作者程瀚章在这本书中就“人生与运动，运动的生理本态，运动生理学的分类，运动对于血液、循环器、呼吸器、消化器的影响，疲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气候与健康》一书，作者顾寿白。1925年，由上海青年会出版了《健康与卫生》，作者胡贻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救急法及卫生大意》，作者杨鹤庆。1927年11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革绥生的《运动与卫生》一书。

其次，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主要有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运动技术概要》，这是由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编著的一部技术性著作。内容包括远动的概略、章程，各种运动方法，历届远东运动会成绩等。1919年10月，由南京共和书局出版了王小峰的《小学联合运动会组织概要》，书中对“运动种类，组合方法，分组，审查，裁判员”等进行了介绍。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体育史》。1920年，广州青野书店出版了黄祥霖编著的《学校体育行政》一书，这是一部全面讨论学校体育问题的专著。全书共分8章，主要包括“学校体育行政意义、精神，研究教员修养，体育管理法，发育论，体育卫生，体育统计法，学校体育视察”等内容。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江苏省教育会体育研究会编写的《体育之新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女子体育原理，中小学当注重课外运动”等。特别是192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罗一东写的《体育学》，共分总论、发育论、运动论、卫生论、实施方法论五个部分，是一本较为完整的从宏观上讨论体育问题的社会科学专著。

同年，上海东亚体育专门学校还出版了庞醒跃的《体育哲学管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讨论了体育范围、目的意义，游戏与体育，人生发育秩序，瑞、德、美体操之比较等问题；下编讨论的是具体体育教材，以及运动会、体育场管理办法等。1925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张信孚等的《体育与人生》一书，该书着重讨论了“体育与人生健康的关系，体育与心才发展，体育与社会”等问题。192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郝更生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体育概论》一书。该书对当时的中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亦如后人所评论的：郝更生“于1926年用英文编写出版的《中国体育概论》，是一部目前留存极少但很有价值的专著。这首先体现在它的开拓性：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比其更早的主要是面向外国人的中国体育的英文专著，特别是在当时西方体育在中国渐为流行之际，作者的这种举措是难能可贵的。再者，是它的史料性：该书上至黄帝，下至当时，全方位地探讨记述了中国体育的历史发展和当时状况；为当今的体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贵的资料。其三，是它的学术性：本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我国体育界理论研究的水平，还多方面地体现出作者的独到见解，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学术价值。”^[107]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

再次，在民主与科学思潮有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即学校在设置体操课程的同时，也吸取教会学校的普遍做法，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而且，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又主要实施的是田径、球类等近代运动项目。这就使学校体育由过去的单纯体操课，逐渐向体操课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即所谓双轨制）过渡，并最终于1923年，使在中国实行了20年之久的兵操教育，在学校体育中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