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军国民教育思潮

所谓军国民主义，也称军国主义，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民教育，主要是在“尊君”“爱国”的口号下，借口培养“军国民”而用专制主义和沙文主义毒害青少年和国民，并强制其接受军事训练，以培养对外侵略的士卒和对内镇压人民的打手。中国人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接受军国民主义的。因此，不同阶级和不同人群在倡导军国民主义的时候，其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1.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从军国民主义发生的历史来看，在兵器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就已见端倪，而且无论中外莫不如此，它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侵略或自卫活动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它只是一种战略思想。如中国古代提出的“全民皆兵”和实行的“寓兵于农”制度，如古希腊斯巴达人长期实行的体育军事教育和训练活动。但是，作为一种军国民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则是从近代社会才开始的，并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些国家出于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需要，无不提倡军国民主义，并将军国民教育作为其最有效的灌输手段。例如在1889年德国威廉二世公布的教育法令中，明确地把“德意志人和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宗旨，使学校成了培养“尊君”“爱国”军人的场所^[45]。在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也已确立起军国民主义的教育体系。他们在国民教育中，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三位一体，向大众灌输尊皇、武国、神国的教育^[46]。例如在1880年的《教育令》中规定：“从小学起，实行尊皇、爱国和国民武勇精神的教育宗旨。”1886年，中等学校也增加了兵式体操一科。力图以武士道精神，锻造出大和民族的国魂。

中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并在民国初期形成了高潮。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最早是由一批留日学生直接从日本引进的。如1902年，首先有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铁生、飞生等人，先后在《新民丛报》、《江苏》和《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宣扬军国民主义。蔡锷以奋翮生的笔名在《军国民篇》中说：“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所以他提出：“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而是认为“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的文章中则主张：要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和社会。飞生的《真军人》文章中甚至提出“非军国民主义无以发公共之观念”。特别是梁启超，更是在他的《中国之武士道》文章中明确指出，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他在《新民说·论尚武》的文章中说：“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所以，他赞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称道德国威廉二世对柏林小学的训示：“凡我德国臣民，皆当留意体育，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他认为：“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韧不屈之精神。”所以他呼吁：“吾望我同胞，奋其雄心，鼓其勇气，无畏首畏尾以自馁也。”^[47]这种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在体育界得到了认同。他们甚至把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为“乃以彼所谓武士道者夸炫于宇内”（《形间拳微》）。认为1904年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强俄，是因为他们大力提倡柔道的结果，从而要求我们的国人也要“渐知拳术之为国魂”（《太极拳呼解》）。因而在1911年的《教育杂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等为最佳运动”，“主张用作学校体育课的内容，以代西式体操”^[48]。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达到抵御外侮、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也是积极提倡尚武，主张推行军国民教育。如邹容的《革命军》中要求国民养成具有冒险进取、赴汤蹈火和死不旋踵的英勇气概。他说：“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国家是人人有份，应该人人保守国家的权利，自应人人当兵。”在《国民必读》中则指出：“中国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决无希望”。所以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时，特别重视军事训练。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49]。1903年由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确立的宗旨就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组织建设中，甚至通过“射击班、讲习所和体操科”的形式“进行军事训练”^[50]。

广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推崇军国民主义，而且更多的是付诸他们的革命行动。如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其宗旨就是通过严格的军事和体育训练，以培养会员的军事素质。所以学堂规定：“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1907年由谢逸桥、温靖候等人在广东梅县创办的松口体育会，其目的也是集中革命党人进行军事和体育训练。1907年由杨镇毅、王伟等人在浙江临海创办的台州耀梓体育学堂，在其《开办简章》中亦明确自己的办学宗旨是：“陶冶品性，造就体操教员，预备后时一般军人之资格。”又有1908年，由杨沧白等人在四川创办的重庆体育学堂，虽然名义上是为培养体操教员，而实际上则为推翻清王朝统治训练革命人才，积蓄革命力量。总之，借体育的名义，进行事实上的军事训练，以培养革命的武装力量，几乎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军国民主义而进行人才培养的一种普遍模式。所以，当他们终于通过流血牺牲换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后，其军国民主义教育依然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内要求结束军国民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一批留欧美学生，对德国、日本的军国民主义教育非常反感，他们提出了民主、自由、个性的教育理念，并以德国战败为由，要求修改教育宗旨。1919年4月，在以范源濂、蔡元培为正副会长的教育部调查会上，提出了“军国民教育一节，于世界潮流容有不合”的意见，因而要求应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新的教育宗旨。从此，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2.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教育家等一批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主要是站在救国救民的立场上而提出和提倡军国民主义的。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孙中山、黄兴、秋瑾等。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孙中山认为，军国民教育有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曾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51]而好人格是从教育中产生的。所以，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一号中说：“查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52]因为“将来种种事业，非有多数的人才不可”^[53]。

人才怎么培养？当然是要使受教育者在体育、智育、德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所以他说：“必须全国的人民，都要有体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他指出：青年要“研究体育、智育、德育”。“专拿青年会的宗旨讲，是用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标准来救国，就是这件，便应该被欢迎。”“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也是我们想救国的党人所应该欢迎的。”^[54]他在一次对军队的演说时指出：“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生，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队伍精神教育是也。”^[55]可见，在当时革命条件下，孙中山所强调的人格塑造，确有着明显的军国民教育倾向。这是因为在投身革命的漫漫征途上，他深切地认识到，尚武精神不可小视，因为它关系到国力的强盛与民族的盛衰。他曾说，“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欲求“自卫之道”就不可不重视军国民教育。

其次，孙中山认为，体育是实现军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孙中山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体育“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56]。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把体育与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看待，并且提倡尚武精神，以求中华民族从精神上和体格上强盛起来，不被他人欺侮。后来他看到精武体育会从宗旨到运作方式上都与自己的主张相吻合，便大加赞赏，希望该组织担当起重塑民族体格的重任。他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曾给予热情的关注。精武体育会于1909年在上海成立，短短数年间，其分会发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而在南洋的华侨也相继成立了分会。该组织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国人扔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同时，为了推广武术和其他健身方法，该组织对中华民族固有的和西方传来的体育活动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种做法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因此，在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应邀亲自为该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并亲自为该组织出版的《精武本纪》刊物作序，他在《精武本纪序》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种种经验资用器具而抵抗自然……然以利用种种器具之后，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予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忧也。”当时精武体育会作为独树一帜的一个体育组织，正在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体格作出不懈的努力，这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时间内，西方文化以及体育活动的诸多内容大量传入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对西方体育项目津津乐道，热情参与。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中，人们喜欢什么项目或选择什么项目来参与固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大多数人长期乐于外来的东西，难免会使本民族的传统被冷落，甚至因为失去了文化的载体——人，而导致传统体育项目的失传。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存在着唯西方体育为佳和盲目搬用外国经验的倾向，许多人言必称希腊，总是认为本国的体育不足为取，唯有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体育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值得效仿，甚而忘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丰富内容，忘记了其中蕴涵着的无穷无尽的宝藏。针对这一情况，孙中山先生指出：“概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询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他还深表痛切地指出：“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57]这话对推动当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孙中山对军国民教育中忠孝问题有着他自己的解读。忠孝是军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孙中山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他说：“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于工作可以不用。”这是一种误解。“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所以他认为：“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58]关于孝，孙中山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因为他认为：国民能不能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那样来讲究孝，关系到国家的强盛与衰亡。他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于工作，自然可以强盛。”^[59]

第四，孙中山的体育思想源于他的体育实践。尽管孙中山先生长期以来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戎马倥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体育的问题，但他个人并未将体育锻炼置之脑后。他善于根据不同的环境，利用现有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他曾经认真地学习骑马，并且基本掌握了策马奔驰的技能。1921年，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检阅雨花台的炮台，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还与部属一起，到龙盘虎踞的钟山骑马打猎。他在上海居停期间，早上起床以后便携夫人宋庆龄到花园里的网球场打打网球，晚餐以后则出门散步，几乎成为了他每天的生活常规。节假日期间，孙中山先生最喜好的体育锻炼是登山远足，广西的叠彩山、广东的鼎湖山、广州的白云山以及其他许多名山古刹都留有他的足迹。

黄兴（1874—1916年），湖南人。使他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素，最早可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儿时的黄兴经常“听乡间老辈谈洪、杨革命事迹，特别是太平军攻长沙的故事，非常向往”，所以，“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60]。喜爱爬山、游泳、钓鱼，无所不能，尤其热衷于习武强身之道。据说他曾从浏阳拳师李永球学乌家拳术，“只手能举百钧”。儿时的他，常常邀集小伙伴们习拳比武，骁勇强健，以豪侠称于乡里。所以人们对他日常生活的记载是：“君于文事之外，更娴武术，平居无事，喜控烈马舞剑以为乐，从之游者，实繁有徒。^[61]”

黄兴与体育的结缘，还与他青年时代在两湖书院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有关。两湖书院是由张之洞于1891年创办的，是一所带有西学色彩的新式学堂，按中体西用的方针培养时务人才。黄兴对其中的兵法和体操课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认为“不习兵操，无以强身有为”^[62]。

1902年，当黄兴带着革命的思想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他更加注重体育和军事训练，并“常求教于日本军官讲授军略，暇即参观士官联队各地兵操。且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馆，演习枪弹骑射”。天长日久，黄兴竟然练得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赢得了不少奖牌。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组织义勇队。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同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受湖南明德学堂之聘，任学监（即教务主任），兼任历史和体操教员，教授内容主要是兵操和器械体操。据黄一欧所记，黄兴在明德学堂时，一边任教，一边通过体育活动联络同志，发展会党。他当时已剪辫，在学堂时多着操衣。他喜欢体育活动。下课后总是在操场上踢足球、翻杠子、跑圈子等。在教学中他常以尚武爱国的思想教育学生，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

秋瑾（1875—1907年），祖籍浙江山阴，生于福建厦门。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又名瑜娘，字璇卿，号竞雄。少学经史、诗歌、善骑马、击剑，有女才子之称。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回国，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再渡扶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分子。年底回国，被推为浙江主盟人。1906年任浔溪女学堂教习，秘密发展革命组织，筹备暗杀行动。1907年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师范学堂。同年7月因起义失败而被捕，并英勇就义，时年33岁。留有《宝刀歌》《精卫石》等文学作品，并有《秋瑾集》存世。

秋瑾对体育的倡导，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有关。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开明的官宦家庭，因此，自幼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加之天资聪慧，具有个性，所以7岁时即以父兄均未有缠足为由而拒绝裹脚。一双自然活泼的天足使她拥有正常的运动能力。因此，16岁时她即随表哥学习骑马和练拳、舞剑，并常与兄妹们一起登山吟诗、舞剑放歌，20岁时已有小才女之雅号，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新女性。1895年，她与王子芳结婚后来到北京，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以及受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女权革命”和“振兴女学”等主张，使她“痛愤庚子之变”，开始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她开始认识到：“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63]所以她终于毅然抛弃了家庭，离开了丈夫儿女，于1904年只身来到日本留学。在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的同时，她始终注意自己的体育锻炼。在她1905年9月12日从东京写给其兄长的信函中有如下一段话：“妹近日在校，身体甚耐劳，日习体操，能使身体健壮。”其对兄长的希望是：“并祈随时卫养身体为要，饮食务求兹养，衣服必求洁净，对于卫生甚有益者。”

秋瑾对体育的倡导，是从妇女解放，从反对对妇女的缠足而开始的。她在1904年发表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说：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何以女人生来就必须缠足，为何如此地不公道呢？一出生就被视为晦气，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以致肉烂骨折，以讨亲朋邻人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64]。秋瑾虽未亲身经历缠足的痛苦，但她对缠足乃是因社会男性歧视女性而起的恶习则是深痛恶绝。所以她说：世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腐儒们所宣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夫为妻纲”等等胡说，还不是因为男人们怕我们有了知识、学问之后，会爬到他们的头上去。因此，她鼓励中国的妇女，不要自己放弃，不要形同男人的一个奴隶。要将自己的子女，不分男女，送进学堂。在家要读书写字，千万不要缠足。她在《敬告姐妹们》的文中指出：今日的二万万男子入了文明新世界，而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沉沦于黑暗的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所以她号召妇女，为求独立，应有志气，去女学堂，参与女工艺，以谋得一技之长，养活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还和陈撷芬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共爱会”，这是中国近代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组织。其宗旨就是：“反对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徐双韵《记秋瑾》）1907年，她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并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以为创设中国妇人协会的基础”为其办报的宗旨。

秋瑾所倡导的体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推崇尚武精神。这既与她所受到的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有关，也与她眼中所看到的中国长期被外敌蹂躏的现实有关。在她的《青卫石》小说中，有“身体运动多健壮，不似从前姣又柔”的描写。在《秋瑾集》中，有许多尚武、扬武的诗句。如《宝刀歌》：一寸常荧爱国心，双臂能将万人敌。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剑歌》：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长剑为知己。《宝剑歌》：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正是在尚武体育的理念影响下，所以当1907年1月秋瑾接管了大通师范学堂以后，仍然坚持了学校以往的传统和做法，实行军事化管理，并将兵式体操作为学生教育的主要内容。

（2）教育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在宣扬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教育家群体中，主要有蔡元培、范源濂、徐一冰等人。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在为民族解放和捍卫民权的奋斗中度过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具有开创性和奠定基业的极大作用。蔡元培的兼容并蓄思想不仅贯穿在他的办学思想行动中，而且体现在他对西方体育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蔡元培的体育思想与实践，应当被视为他的革命、学术与教育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他的革命、学术和教育的经历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因而他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也呈现出阶段性。他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1915年之前。(www.xing528.com)

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向当朝皇帝提出了强兵以自卫的建言，从而间接地与当时已经成为时代最强音的“尚武”社会风潮发生了联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意识到康梁维新变法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向未来，选择了另一条教育树人的强国道路。由于革除社会的弊病当从政治入手，而政治变革必先培养人才，因而教育乃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1898年冬季，蔡元培还归故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这所学校自开创以来便以东西方学术等量齐观为特色，从西方传来的体育活动深受该校学生喜欢。在这所学校担任校长，即是蔡元培投身教育的开始，也是他实际接触学校体育教育的一个重要契机。从1898年到1902年，在这4年间，他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担任负责人，主持了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教学工作。与绍兴中西学堂相比较，南洋公学在推崇西方教育方面尤为主动，学生开展的体育活动更加有声有色。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且采用了当时在军队已经普遍开展的兵式体操。他在该校开设的体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甚至在1901年受聘亲自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的总教习。在任教期间，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育思想和主张，并付诸实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积极采用在教会学校等新式学校中盛行的体育方法和手段，在体育课中实施。而他的主张则是开办新学必须一切更新，教授学生新式体操必不可少，这意味着他已经在其教育实践中对如何开展体育有了比较明确的理念和方法。

1904年新学制颁定，当年4月蔡元培先生邀集同仁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该会的任务之一就是针对新学制如何在中国推行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由他主持的讨论会上，他对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体操科目的含义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体育表示十分赞同。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不久，相继创办了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两所学校。顾名思义，这两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培养男女学生的爱国精神。蔡元培先生也在爱国学社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要注重精神教育和军事教育，学校对各门学科，包括当时被称为“体操科”的体育课都必须重视，学生通过学习这些科目，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他在《苏报》上撰写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出：“学子重精神教育兼必重军事教育，而尤以新兵式体操为首。”

为了拓展视野，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蔡元培在1907年至1926年间先后5次出国，并且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达12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广泛吸取国外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不断产生的新的体育手段和方法，为日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并领导文化教育事业以及推行学校体育教育做好了准备。可以说，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和主张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完成了从单纯地提倡尚武和强国强种到提倡对人实施全方位教育的转变。1912年，蔡元培先生就任教育总长，他首先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应理解为实用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后来更改为德、智、体、美四育）”，体育就像西方国家已经采用的那样，列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则将其作为常设课程。

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教育改革中。在辛亥革命前后，蔡元培鉴于民主革命的需要，曾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把军国民主义或军事训练作为体育课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结束了清末教育上的改良方针，开始确立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1912年4月设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同时发表了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从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当时的教育改革思路。他说：“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所以军国民教育自然成为新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是强兵富国之教育，都非常需要。他甚至明确地指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65]，这就为他后来始终注重体育教育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基础。他始终强调身体健康与国家民族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人身体羸弱，令人担忧，能靠一些弱不禁风的人上阵，保卫国土，岂能保证杀敌制胜？那么，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应当怎么办？他主张和平时期就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当整个民族的体格强壮起来，国家才有希望，他说：“国家既强，临时授以军事知识，亦可执戈以保卫国家。”认为：“军国民教育就个人言，在补自卫力之不足；在国家言，在求国家之强盛。”^[66]

在蔡元培的思想认识上不再将体育和军国民教育相提并论，从他1916年由欧洲考察回国以后开始，他对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北京大学22周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已经明确指出：“本校提倡运动会”，是为了“来涵养心灵”。他在《运动会的需要》一文中说：“运动会的本身实有许多长处：第一，鼓励运动的兴会。人类的行为，不能专靠理智。在理智上我们固然知道运动的必要，但没有催发兴会的作用，或者鼓励不起来。鼓励的作用就在运动会。不但喜欢运动的人借此增加高兴，不至厌倦，就是不大喜欢运动的人，受了刺激也可奋起一点。第二，加增校外同学的社交。一校的同学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自然有很多机会，对于他校的学生就不容易了。偶然如辩论会、游艺会，固然可以联合各校的学生，但此等机会，愈多愈好，运动会就是重要的一种。第三，养成公德，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宁正真而败，诡诈而胜。”“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用运动会的规则，养成自重急公的习惯，很有成效。我们承认，凡有运动会，都可以有这种成效的。”^[67]

当然，在充分肯定运动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教育作用的同时，蔡元培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体育之提倡，贵于全体4万万人中，设尽4万人体育发达，余者仍颓唐故我，则全国体育依然列于软弱之类。”^[68]他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文章中说：“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只在赌赛跑跳。或开个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和人家较量较量。”“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有妨碍，而且成为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而且只骛虚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争胜的结果，可使学生的虚荣心旺盛起来。”所以，“开个运动会和竞技等，倒很可以调剂机械作用。因为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的。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蔡元培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变味的学校运动会，诸如“每校注意选手，不谋普及；这等选手专门运动，不必尽心于本分的功课专以运动为竞胜的作用，亳不注意于身体的平均发展是否紧张过度，妨碍卫生”等现象，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他始终认为“这些弱点不是运动会本身的坏处，乃提倡运动的人要牺牲部分人员去传播学校虚荣的缘故。它的结果不但这一部分专门运动的被牺牲了，而且多数不配当选手的也把运动的兴趣都牺牲了。因此，“我们不忍执行这种牺牲的手段，所以近几年来，不敢用揠苗助长的方法来勉强提倡运动会”^[69]。

范源濂（1875—1927年），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是继蔡元培之后的又一任教育总长，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也是积极主张推行军国民教育。1914年，他发表了《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的文章，其中指出：作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明世界之大事，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倡尚武时说：“吾国人以爱和平著称于世界。”“和平固甚可爱也，然独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耳。”“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尚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所以，“诚以充实国力之最良制度，莫如全国皆兵”^[70]。

徐一冰（1881—1922年），原名益彬，又名逸宾（在中国体操学校原始发起人告示栏中也写成徐一丁），浙江嘉兴人。徐一冰的体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他把体育与救国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徐一冰的孩童时期正处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年代，所以他从小就“立志挽文弱”。东渡日本，学的是体育；回国兴学，办的是体育。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体育来强民强种，伸张中华之气”^[71]。他在《敬告教育界》中说：“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因为“国人精神不振，疾病靡已，而死亡相继者有之。考其原因，无非废弃体育之害。”1914年，徐一冰作《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其中指出：“夫人有健康强固之身体，然后有坚韧不屈之精神。”故他大声疾呼：“人种不强，国家安顿。”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眼见国民体质衰弱，国势危亡，他痛心疾首，决心投入体育事业，宏志强种强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曾多次向人们解释说：体育之原理，为保存人类之健康。人生之天职，仍须经营一切事业，俾有益于国家社会，此一天职非有健康的身体不可。体育正是维护吾人身体健康之法，实为教育上以及事业上之根本，吾人处世立身之道^[72]。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自己所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的校训。

大约从1914年以后，徐一冰开始了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表现了他对“学校体操竟以尚武为唯一目的，以兵操为主要教材”作法的不能认同。他在《体育与武力辩》中说：“若误以军事为体育，专门从事武事，发生违背人道之举动，如此好勇斗狠，不能称为体育。”他认为：“吾人讲体育，须识体育为人类纯乎天然之生活。饥则思食，渴则思饮，静则思动，倦则思息。而游息，而睡眠，皆体育也。人类进化，妨碍天然于无形，于是有体操有运动补救天然体育之缺憾，辅助人类进化之药石也。”^[73]因此他在抨击军国民教育的同时，提出了“正当体育”一说，并号召全社会都来真正地重视研究体育。因为“体操一科，与生理学、心理学有密切关系，断非无教育无知识之一二兵士可以能胜任也。而小学校为童年运动，其修养尤非从生理心理及美学上研究不可。”为此，他曾向当时的政府提出六点建议：第一，小学校、中学校体操及游戏，亟宜统一教授。学业之进行，必循阶段，由浅入深。第二，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第三，高等小学、中等师范，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第四，宜由国立建设一体育专门学校以示模范。第五，各省宜由行政长官，置设学校体操视学官。第六，女子大、小学校体操游技科，必须延聘女子教员教授^[74]。这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对指导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3.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

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对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影响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学校体育发展、童子军训练活动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最早确立是在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以后，在强种强国的潮流中，已出现了要求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呼声。如1906年的《学部奏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已提出要把“尚武”列为宗旨之一，并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特别强调学校体育课应以兵式体操为主，这是因为：“体操一科，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在1911年的《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提出了对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具体要求：“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通令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中等以上学堂，一律打靶，并讲授武学；各种学堂，体操课一律列为主课。”

辛亥革命后，在建构学校体育的思路方面，仍要求应以军国民教育为主线。如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其中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召临时教育会议，共有80多人参加会议，大会提案92件。会议最后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特别是1915年，《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中，对教育中的“尚武”问题更是作了详尽的解说。指出：“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而“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因此，“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使幼稚从事游戏，活泼其精神；稍长进习兵操，锻炼其体格；极至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时开大会。凡所以图国民之发育者，无所不至。此民之所以能卫其身也。”^[75]这种军国民教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曾有着广泛的市场。

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开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当时的学校体育课内容，几乎可以说完全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所代替。在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作出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一些条文：“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游戏；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学科的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中等以上学校之兵式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中等以上学校应取严格锻炼主义；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此外，在茅盾先生对自己学生时代生活的回忆中，也有关于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情况的描述：“当时的体操课为操枪、翻铁杠、走天桥、行军。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课，实在是正式的军事训练，远足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76]又有李泳斋也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十六岁时（1918年），考入开封留美学校。该校当时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两项，均由外国人指导。但每周两节体操课，却都是军事操。”^[77]相同的回忆还有徐中慧，他说：“1914年，我入开封优级师范学堂的附属小学。一两年后迁校至后营门，就有了体操教师，每周两节体操课，由老师领着走步、跑步、变排、游戏。”^[78]在张秀塾的回忆文章中，同样是这样描述的：“我进中学是1912至1915年，那时的年龄是17至20岁，学校是龙安联合县立中学。”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但体育的主要内容“还是兵式体操、徒手操、器械体操、游戏等”^[79]。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还是在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或者是西部地区的四川，军国民教育在学校中是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在国际上，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则是因为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纷纷提出要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以实行全国皆兵，挽救国家危亡，从而使军国民教育思潮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点。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传播和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初步发展，这种原有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才遭到怀疑，遭到批判，人们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2）对童子军训练的影响

童子军最早起源于英国。1899年，英帝国主义派贝登堡领兵镇压南非川丝发尔人的反殖民斗争，被围困7个月之久，贝登堡利诱当地少年，加以训练，为其传令、送信、运输、侦察，使他摆脱了困境，于是他回国后即组织了几十个儿童，按他在南非的方式进行训练，称之为“Boy Scout”，是童子、少年侦察员或义勇队的意思。我国译为“童子军”。中国最早是在1912年，在教会学校的武昌文华书院开始成立童子军，以后又有上海仓圣明智女子学校成立了女童子军。1915年，全国成立了童子军协会，属于社会组织。

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我国的童子军训练很快就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视。1919年，教育部曾向各省区教育会，发布了《推广童子军案》的公函。其中指出：“自童子军倡办以来，各省闻风兴起，其辅助教育，有益青年，实尽人皆知。惟主持童子军者多半为从前未曾躬受童子军教育之人，不过仅凭学理上之研究。而各国成书多未翻印，书肆印行者缺而不全，于童子军之真精神真作用，未能窥其蕴奥。其他如愿词、规律、服制等，更未能一致。此由各省区尚乏研究之机关，故未能大收推行之效果。谨拟推广办法如下：1.各省区师范学校，应从速一律添授童子军课程。2.各省区教育会，应设童子军研究会。3.所有童子军组织法，以及愿词、规律、服式，均由各省区教育工作者会研究完善，发布一律仿行。4.由各省区教育会翻译欧美各童子军用书，以灌输童子军之智识。5.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者，每年定期择适宜地点举行会操一次。6.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者，应组织协会。”^[80]

国民党时期，童子军训练继续得到政府的重视。南京政府教育部亦曾向各省区教育厅、会发布了《推广童子军教育案》的函件。其中认为：“童子军训练，为实施新教育之良好工具，在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并归纳了童子军训练的优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发挥天赋本能，养成善良之品格”，二是“适应童子之心理，利用童子之余暇，俾随时有学习常识、常技之机会”，三是“练习人群报务，以建立青年高尚之人格”，四是“锻炼体格，养成健全之国民”。文件指出：“吾国近十年来，各地教育界热心提倡，积极进行，但全国童子军尚未一律举办，不得不共谋推广。”文件说：“本联合会曾于民国八年，议决推广童子军办法，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施行在案。现全国童子军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业经订有中华民国童子军联合会章程，从事筹备。除函请从速筹备进行，期一年内成立外，应各省区协同组织，一致进行。并依现时状况，重拟办法四条函请各省区酌情处理。其办法如下：1.各省区师范学校，应从速添授童子军章程，以养成教练人才。2.各省区已办童子军而未设联合会者，应从速组织省区童子军联合会。其未办童子军者，应从速去办，并先设置童子军研究会。3.童子军名称及服装，各地颇多讨论，应由各省区教育会郑重研究，并提出于全国童子军联合会，共同认可，一致施行。4.各校童子军经费，应正式列入学校预算。”^[81]

1926年，童子军改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称“党童子军”。1929年改成“中国童子军”。1934年又改名为中国童子军总会，仍由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领导。在国际上，1920年曾成立有国际童子军组织^[82]。

（3）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在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不仅学校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教学普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全社会在普遍推崇西方兵式操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主张要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挖掘和整理。这是因为“体育名词，本我固有，体育历史间见错出。远寻，源于儒家之游艺舞蹈，释、道之修养锻炼。其间力士侠客技击等事，史不绝书。”总之，“一切体操之术，概为释、道二家所发明”^[83]。甚至有人认为：“拳艺者，体育之最上乘也。”^[84]因而他们呼吁，应从民族传统体育中找出“在时间上、能力上、经济上都合算”的“适宜运动来”^[85]。亦如马良在《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中所说：“辛亥以后，民国成立，国人益重体育。各界人士，竞尚各种体操，各种运动。嗣渐多趋重我固有之武术。而强民主义，始得倡行无阻矣。”主要表现为：“各名流或组织武术机关，造就武术教材；或会集各界人士，研究武术；或著述武术专书；或编辑武术杂刊；或设武术场，传授生徒；或延（聘）武士，教授其子女。而军警或以为正式体操，或以为普通运动。各男女学校，或列入正课，或列入课外；各军警长官，更多编辑一部分专门武术之军队；各村镇庄乡，更多组织武术场，聚集同志，练习武术。至此武术教育，遂得复振。”^[86]在1912年至1925年间，我国出现了一批著名武术机构和组织。它们是1912年创办的“天津中华武士会”；1912年创办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北京剑术研究会”和北京的“中华尚武学社”以及成都的“四川武士会”；1914年创办的北京“行健会”；1918年创办的上海“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国术部”和“北京武术体育会”；1919年创办的“重庆冀蜀国术馆”、“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1920年创办的上海“中华国技研究会”；1922年创办的北京“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1923年创办的上海“武术研究会”；北京“国强武术研究社”、“群武社”以及“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会”和“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1924年创办的北京“陶然武术团”、“四民武术研究社”、“安徽拳术研究会”；1925年创办的上海“致柔拳社”等^[87]。

这些机构和组织，一般都是将自己的宗旨定位在对武术的提倡、研究和推广上。例如1912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它将自己的宗旨确立为：“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德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因而在任务中提出主要是：“组织体育学校讲习会。调查体育状况，编译各种体育图书，研究中国固有武术、东洋柔道、欧美体育等。”^[88]又如1912年成立的天津中华武士会，确定的宗旨是：“传习中国固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为此，它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定位在“以形意拳、剑术为主，其他技术随时逐渐加入”。

这些民间武术机构和组织，通过举办全国武术大会的形式，以显示传统体育的力量。如1919年8月31日，上海中华武术会举行大会操，实践孙中山“富国强种”的军国民教育主张。1923年4月22日，又有马良、唐豪、许禹生等人联合发起，在中国上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计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地的20多个武术社团的选手参加了表演比赛。如上海的“武术进德会”、“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上海公共体育场”，北京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山东的“山东武术传习所”以及“常州进德国技学校”、“南翔英德社”等武术团体均有代表，参赛的还有著名武术家王怀琪、许太和等人。大会虽以振兴中华武术为目的，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动乱，使许多武术社团和武术名家均未能参赛。而且，大会也未能制订出比赛规则和设置评定成绩优劣的大会裁判。所以，严格地说，这次武术大会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性质和近代体育运动会的性质。

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军国民教育”风潮，它一方面是源于外来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与洋务运动后人们逐渐形成的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有关。正像后来一些学者所说：“我国人之提倡体育救国也，亦既数十年矣。然而吾人仅仅听到一大串口号，如体育救国也，集中军训也，国术救国也，踢毽子救国也，放风筝救国也。徒尚虚名，实质于国是一无裨补。”^[89]军国民体育的实施，并未能实现“体育救国”的理想，相反，这种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