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学制及课程改革，结束了袁世凯篡权后教育的混乱局面。与清末的癸卯学制、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的自上而下颁布推行不同，壬戌学制及课程的制订过程，是自下而上地酝酿成熟而形成的。它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成果，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客观上为教育的自由改革提供了有利机会。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需要北洋军阀政府以法令的形式予以确认，以使教育改革能在更大范围和一定深度上得到推进，另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所以能在相当程度上，确认并推进这些教育改革，是因为当时的学制和课程（含体育课程）改革，不仅没有对它的统治构成威胁，而且还可以借教育改革缓和矛盾。
1922年的整个学制和课程改革，其突出特点是体现了“提倡民主与科学，尊重学生个性，强调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观念，是资产阶级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物。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其一，从课程设置看，体育课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小学体育占总课时10％，在小学11门（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课程中，百分比与算术相同列第4位。初中体育为16学分，占学生毕业总学分的9％，在初中6门（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学科中，百分比与自然科相同，列第4位。高中体育10学分，占高中公共必修科目总学分的百分比是，第一组：占14.9％，第二组：占15.6％。
其二，体育课程的名称由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体育课正式取代了清末民初以来开设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以军国民主义为宗旨的，以兵式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操课。在课程要求上，取消了男女差别。这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溃败和我国五四运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密切相关的。
其三，在体育课程目标上，明确提出了体育要“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个人之本性及人格”[38]；在中学采用分科选科制和学科制、学分制，从而使课程和教学富有灵活性，有利于学校因地制宜地安排课程与教学，既适应社会的需要，也符合学生的特点。(www.xing528.com)
其四，从课程内容看，废除了中小学的兵操，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等为主要教材。与过去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内容相比，多样化的体育教材比较符合中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利于提高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初中把生理卫生纳入体育科，高中体育包括了卫生法、健身法和其他运动三方面，这样体育学习和生理卫生知识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使体育走向科学的方向。在课程理论上，这样的体育课程还带有综合课程的意味。
其五，从课程教学来看，开始重视体育教学法的研究。过去的兵式体操属于军事操练，不可能重视教学法，新规定的体育课程教材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体育教学法的探索。如当时在体育课中开始推行“三段教授法”[39]，“三段教授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奠定了后来体育教学法的基础。
其六，从课程实施过程看，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新的体育师资，体育课只好仍由原来的体操教师任教，出现了体育课内容仍然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和游戏为主。边远地区按新规定教材上体育课，则更加困难。如在新学制颁布三年后的1926年，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召开的一次中学校长会议，提出的《各学校应注重体育案》中说道：“吾川体育师资及经费缺乏之故，向不发达，各校虽有体育科，往往视若具文。”“现今新式体育重球类及田径，而经费方面耗用较大。各校如财力不充，尽可因地制宜，如踢毽子、跑山岭、或举办越野赛跑等，均于体育有补，施行亦易。”[40]此外，新的体育课程没有规定教学大纲，具体教材由教师自己选定，因此，实际上大多是会什么，教什么，学生喜欢什么，教什么。另一方面，由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流行，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兴趣主义作为一种时髦，教师的教学要以学生的“兴趣”、“心理”和“爱好”为原则，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要以学生的兴趣为转移。如在体育教学方面，当时曾推出“设计模仿法”和“分组教学法”等，加之师资、设施等原因，就首先在小学出现了“放羊式教学”。所谓“设计模仿法”指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模仿事先设计好的一些职业动作（如打猎、捕鱼、伐木等），以此代替体育活动。所谓“分组教学法”是指上体育课时，教师让学生根据各自的爱好，选择一种运动或游戏，然后选择相同运动或游戏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分组自行活动[41]。
其七，“选手体育”在学校中有所发展。随着近代体育项目纳入体育课程，学校运动竞赛进一步开展起来，同时也出现了“选手体育”的弊端。如1927年北京一份“体育”刊物上写道：“当时体育的流弊是收买运动员，宠戴运动员，注意少数运动员忽略大多数学生，轻视体育教员及惹起纷争等等。有一种学校校长，用很高薪水请一位著名运动员作体育教员，又用利诱方法搜罗各地运动员组织校队，专门以得锦标为目的。比赛胜利可任意要挟学校，败了则教员的位置便不稳了。”这样的运动员后来被人们讽刺为“宣传校誉”的“肉体广告”，“每日经营者只吃饭、睡觉、打球三事，于社会上不过多几架造粪机械而已”[42]。
其八，开始着手进行了体育教材建设。1923年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组第二届年会”，决定请麦克乐先生编订运动标准及体育教授细目。1928年沈重威对麦克乐翻译的《体育教授细目》作了修改和充实后，以麦克乐、沈重威的名义出版了《新学制体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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