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体育与兵式操的废除

二、军国民体育与兵式操的废除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军国民教育的反思，导致了中国学校体育双轨制现象的发生。随着人们对学校体育目的、意义、作用等认识上的升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怎样对待学校体育中的兵操教育？

1.兵操废存之争

大约从1919年开始，中国体育理论界开始了对学校体育中是否要保留兵式体操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起人是黄醒。

黄醒，字胜白，湖南长沙人。1912年任长沙楚怡学校体操老师。1918年12月在长沙创办《体育周报》，并任主编。生平除著有《应用体操》一书外，还发表有《世界和平后体育上之趋势》、《为什么提倡静的体育》、《运动会与提倡体育》、《体育前途的大障碍》等多篇体育研究论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利用《体育周报》这个阵地，曾发起《征求全国体育家讨论体育问题》的倡议，组织了几次重要的专题学术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如1919年9月组织的关于“脚的解放”的讨论，对推动女子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919年11月24日，黄醒在《体育周报》（长沙）上组织了《学校应否废止兵操》的讨论。他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声明说：“我在着手要写我对于‘学校应否废止兵操’的意见以前，要申明我的态度，并不是因为德国失败，我才附和打破军国民主义，主张废止兵操；也不是因为山东问题，我才觉得中国危迫，主张保存兵操。”他强调自己“是用极自由的意志，平心静气地说良心话”。这个良心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说去，废兵是件无疑的事”。他坚决认为：“我们为将来人类的安全计，为种善因计，绝对地要废止学校的兵操。”他说：“这废止兵操就是铲除强权的偶像，为世界废兵的张本。”^[32]他更多的是从世界政治发展的高度，谈学校应废除兵操教育的问题。

对学校兵器为什么要废除，江孝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的。他说：“兵操应插入学校之课程否？曰，否！一定不可也，兵操乃军事学校中之专课，与普通学校何有哉！”“以有兴味与教育价值之游戏运动，养成活泼健全之青年，使学兵操于有事之秋，则因元力之充足，爱国心之激动，于数星期中所获之成绩，必远胜于日日操练之兵士。”还从兵操对学生身体的摧残方面论证了兵操必须废止的理由：“兵操必须学者成为机械，目前视，腿频举，右手右肩，久荷在铳；一动一止，唯令是从；苟不闻号令，则虽目眩力疲，亦必强自支持。是人之自动自制之本能与兴味，将与身体一并而为兵操牺牲之也。”这是在生理上。而心理上的伤害则是：“常见学生于兵操时，辄疾首蹙额，畏葸不前，一若将受莫大之痛苦，是即就学生之本心，亦不欲兵操立足于学校也。”“所以，今日学校，何不从事文明建设之教育，而仍不忘于此野蛮破坏之兵操乎？”^[33]

在这场讨论中，有人认为，学校的兵操教育还是应该坚持。如张宝琛提出：“欲论吾国学校应否废止兵操，当先解决吾国今后立国方针，应否取军国民教育主义。”从英、美、法、意在对德和约中对我国山东问题的处理来看，国人应该注意到，“公理正义之不足恃，来日之祸患，方兴未艾矣”。“今日之中国，除励行军国民教育，以发奋图强外，别无他路可走也。”他说：“我承认‘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所谓自由平等互助的德性，所谓个人健全的发展，社会公平的进步，人类圆满的幸福，均为现代时代之尊长潮流新精神，余非不承认之。”但是“盖军国主义者，20世纪之最流行国家主义也。世界一日未大同，则国家主义一日不能抛弃，国际之战争，终不能避免”。所以，我们仍然要坚持军国民教育，当然也就仍然要坚持兵式体操。因此，“鄙见以为，欲谋吾国体育之进步，宜致力实施方法上之研究，教材选择上之注意，或将吾国固有之拳术，尽力设法提倡之，而于兵式操存废问题，诚不必嚣嚣然争论也”^[34]。他的主张是，不是去讨论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改进改变兵操的教学问题。

2.兵式操废存之争的社会因素

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我国学校体育面临的社会背景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其一，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伟大旗帜，这是1922年新学制及其学校体育的指针、动力和灵魂。1915年9月，在尊孔读经、帝制闹剧最为猖獗的时候，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在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新上任的教育总长范源镰当即表示，要废除袁世凯所颁“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要旨，并删去小学课程中的读经内容。提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并指出：“所谓健全人格者当具下列条件：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强健活泼的体格；优美和乐之精神。所谓共和精神者：发挥平民主义，律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社会国家之责任。”^[35]新文化运动迎来了我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新时代。西方有关教育的理论、方法、制度、模式被大量引进，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美感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等各种教育思潮此起彼伏。多元并争的教育思潮，拓展了我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新教育的实践和新经验的积累。

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由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对人才提出新的需求，是促使这场以学制和课程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改革的直接动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是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同时，我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1915年的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1919年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以及商人罢市、抵制日货等，使洋货进口量迅速下降。这一时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快速壮大。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而原有的教育及课程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后，也迫切希望能在政治和教育文化思想领域占有一定地位。于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教育学术民间团体发起对学制和课程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当然，从教育本身状况来看，“民初”规定的学制及其过于划一的课程模式，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初、中等专业人才的需求。就体育发展而言，“民初”以来以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还称不上是体育，不过是军事训练，不能适应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而欧美近代体育项目的传入，也必然要求进行相应的体育课程改革。

3.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的衰落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的急剧衰落。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伟大旗帜，对封建旧文化发起了猛烈攻击，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文化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解放思想，对军国民教育和学校兵操进行了抨击，敲响了近代学校兵操的丧钟。如毛泽东、恽代英等曾分别撰写《体育之研究》、《学校体育之研究》等文章，对学校兵操进行了猛烈批判。

事实上，这一时期，一些学校已开始自动减少兵式体操，增加田径、球类等项目，有的地区如广东梅县当时所有中小学的体操课上都有足球运动的内容^[36]。有些学校如长沙雅礼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分别在1918年和1920年自行宣布废除兵操。有些学校自动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废除兵操，以田径、球类、游戏和普通体操为教材。但是，由于政府还没有改变体操课的规定，所以，多数学校体操课程仍以兵式体操为主，也有的学校开设武术课，以武术为主。总之，体育课程相对处于混乱状态，但总的趋势是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日渐衰落，田径、球类等欧美近代体育逐渐取代兵式体操。

4.军国民教育及学校兵操的消失

1919年5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的权威人士杜威，应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邀请，来华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讲学。继杜威之后，美国实用主义学者孟禄、推士、麦柯尔等人，也先后于1921、1922、1923年来华讲学。一时间，“教育万能论”、“教育无目的论”、“儿童中心主义”等实用主义教育观点，成为当时的时髦学说。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920年决议废弃“尚武”教育宗旨。军国民教育（即尚武）既然不作为教育宗旨，则与军国民教育一体的学校兵式体操就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出学校教育领域了。1921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以广东省提案为依据，参酌其余九省提案，形成1921年学制系统草案，史称辛酉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将辛酉学制稍加修改，11月1日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1922年是“壬戌”年，被称为壬戌学制。这个学制就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依照美国学制拟定的。次年9月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完成了学制改革。这次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学校教育从过去的模仿日本，转为仿效美国，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