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由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主张学习西方，开办新式学堂，到癸卯学制的制定，体操课在学校的实行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际经验。癸卯学制颁布后，各省、州、县都将原来的书院改为学堂或设立学堂，发展很快。当时一个府或州县设立一两所中学堂，而且学生人数不多，一个中、小学堂一般只有二三百人，教师和教学设备十分缺乏，体操更是缺乏，体操课的开展情况很不平衡，有些好，有些则比较差，有些学堂因为没有体操教师，就没有开设体操课。
当时的体操科主要包括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普通体操是美国刘易斯（D.Lewjs，1823－1886年）的“新体操”，它是把瑞典式和德国式的体操基本动作，加以混合，再加上一些轻器械而编成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备法、矫正术、徒手操、哑铃操、球竿操、木棍操、火棒操、藤圈操、投豆囊等。兵式体操主要是德国的兵式体操，主要内容有：柔软体操、个人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和兵学大意等。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确立了体育课程制度，“初步普遍地在学校中实施了近代体育”[45]。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前后，京师部分中学中，基本上设置了体操课，所见的京师五所中学的材料中，只有官立顺天中学堂未按《奏定学堂章程》设置体操课。而与体操课同属“艺体”类课程的图画课，有官立五城中学堂和官立顺天中学堂两所中学未按《奏定学堂章程》设置图画课。
清末较为著名的两所私立中学的课程设置的基本架构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的规定也基本相同（见表1－3）。但一般而言，私立学校课程与教学特色，往往与学校主办人的指导思想有较大关系，且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至于南开中学没有把体操课列入课程表，这是因为在南开，体育不只是作为一门课程，而是作为南开学生五项训练方针之首的大事。南开中学主持人张伯答向来提倡学生的体育，而且他本人也是体育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为南开学校制定了五点训练方针，即：“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团体组织，四是道德训练，五是培养救国力量。”[46]他认为体育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且在全体学生；体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学生在校能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而且出校后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的形成；不仅使少数学生的运动技术能有提高，而且要使全体学生的身体素质都得到加强。可见，在南开，体育作为学生的生活方式出现的，而不仅仅是一门课程。
上海私立浦东中学也非常重视体育课，每周体操课多达4课时，是《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体操周课时的2倍，第5学年仅设兵式体操，这些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的规定是不相同的（见表1－4）。
《温州府官立中学堂章程》规定的体操课，与《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体操“学科程度”对照，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见表1－5）。在《温州府官立中学堂章程》末尾附录中还有着这样的说明：“遵照奏定原章，按年酌定。”[47]就以上材料可见，当时的学校基本上都按《奏定中学堂章程》的规定设置了体操课。
表1－3 清末私立南开中学和浦东中学课程与《奏定中学堂章程》对照表[48]
表1－4 上海私立浦东中学体操课程内容与《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体操“学科程度”对照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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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癸卯学制时期温州府官立中学堂体操课程与《奏定中学堂章程》体操“学科程度”对照表[50]
《癸卯学制》颁布后，短短的几年间，各地学校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学生逐年增多。如“小学生人数：1902年仅850人，1903年22866人，到1909年已达1469412人；到1912年，全国共有学校87272所，其中，小学86318所，中学832所，高等学堂122所”[51]。大量新学堂的开设和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造成体育师资奇缺。当时的体操教师有一部分是留学日本学过体育的专业体育教师，也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此外，就是从军队中退下来的下级军官。这些“兵痞”体操教员不但带来了军阀作风和体罚，而且不懂普通体操，对兵式体操也只知道喊几句“立正”、“稍息”、“开步走”之类的口令，作点队列练习。因此，相当一部分的体操课变成了以兵式体操代替整个体操，又以兵式体操中的队列、队形变换代替兵式体操，人们把上体育课叫做“下操”。这样的体操课根本不能适应儿童青少年的身心特点。
郭沫若著《少年时代》一书对清末学校的体操课作了这样的描述：“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很热心，很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来到，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那时的洋操真有趣，在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候的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齐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他里’，走起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地叫着，大家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好笑。这些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觉得是真正是洋货了，但不知道是哪一洋。这私密在现在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竟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贵，就像这样骗小孩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办事草率了”[52]。
李东屏先生回忆道：“戊戌政变后，荆沙开始废科举，兴学校，学校中的课程，就有体操一科，顾名思义，就是徒手体操。当时最早成立的是荆南师范学校，学校师生都穿短服，并编有花纹，俗称操衣，为便于体操也。当时（约在1906年），该校有位姓李的体操老师在我家住，曾领我到校参观，见有单杠、浪桥等设施。接着荆沙两地都成立小学，有体操、小皮球等活动”[53]。
《川沙县体育志资料》第3期登载了谭文亮的回忆文章：“浦东中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所中学堂之一……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浦东中学正式开学……浦东中学体育活动，在开办时仅偏重兵式体操及器械操（单杠、秋千架、轩辐板、太平板）。对竞技运动尚未十分注意”[54]。
王季潜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树人学堂的体育器械情况：“同年（1908年），树人学堂新建两层楼教室一栋，风雨操场一所，寄宿舍一院，及教员宿舍三所，天桥一架，下系秋千、吊绳、软梯等，另外平台、跳台、浪侨、单杠、双杠等各种体育器械”[55]。
《定襄体育回顾》中作了这样的叙述：“定襄县现代体育的传入和兴起，最早始于清朝末年。有定襄县龙门村齐宝玺君，字印卿，系清生员，壬寅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大学中斋肄业后，保送日本留学有定襄兰台镇贺炳煌君。字耀紊，丙午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入太原初创师范学校……遂自费渡海……遂与先一年抵东京之齐宝玺及王建基、徐翰文、李楼鹃等诸君入东京品川体育专门学校学习，以作革命之准备。齐贺两君毕业归国返里后，建成定襄同盟会，一面积极和续西峰在崞县息息相同，共策革命推翻清政府。为培养革命新人与掩护革命，遂准备成立定襄公立高等小学堂，贺炳煌先生自任校长，他们在校内亲自代课……齐贺君归国时，备资购买日本之近代体育器械携回。我上学时记得有哑铃、球竿、木环、豆囊等。齐贺两君并在学校添设平台、木马、跳台、单杠、双杠、平行杠、浪木等重器械。一直到我中学时。还是用的这些器械。民国二年起，在齐贺两君倡导组织下，定襄县一年春秋两次运动会，项目有田径、拔河、团体操。球类已有足球、网球。他们在校内亲授各式兵式操，有瑞典式、德国式、日本式等，还有柔软操。到我念中学时，体育课又加上国术（武术）一门”[56]。
张秀熟的回忆如下：“清朝末年，全国废除了科举制，开办了学堂，四川和全国一样都将府、州、县的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我们平武县也开办了平武高等小学堂，这一年我进了平武小学堂读书。书院改学堂最大的特点就是引进了西洋的东西，当时主要是学日本，特别引入的是学堂开设了体育课，当时叫体操课。记得当时还有体操课本，课本很简单，主要是一些动作的简单绘图。这种体操课每周约有三至四小时，大都在下午，其内容有兵式体操、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哑铃操，还有一种球竿是一根木杆两端有小球。那时学生对体育很有兴趣，也很认真，记得青川乔庄有位老廪生，很有学问，会打几套拳术，每天早晨教我们打拳，我认为这是课外体育的重要补充”[57]。
从以上材料可见，癸卯学制及其规定的体操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得到了实施，当时的体操教材，基本上与《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前晚清的洋务学堂和新式书院、新式学堂中的体操课教材相同，是照搬日本学校体操课的内容，主要包括：瑞典体操、德国的器械体操、轻器械体操、游戏性赛跑及军事教练的基本动作等。当时的体操教师有一些是从日本留学学习体操回国的教员，有些是师范毕业生，也聘请了少数日本人担任体操教员，此外，就是从军队退役的下级军官来担任体操教员。由于体育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那些“兵痞体操教员”，造成了各地、各学校体操课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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