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洋务思潮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从此，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清王朝为向帝国主义赔款，更加紧了剥削人民，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镇压人民，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这时候，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以镇压人民起家的、掌握军政实权的大官僚，他们为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御敌，以挽救其灭亡，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培养科技人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办外语学堂、船政学堂、机器学堂、电报学堂、矿业学堂及军事学堂等。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等。据统计，“同光年间（从同治元年至光绪廿一年，即1862—1895年），清政府先后创办了23所洋务学堂。”[2]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称为“新教育”，这是我国设立近代西式学校的开始。
洋务学堂虽与普通学校不尽相同，但却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型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除开设近代科学知识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体操课）。例如：曾于1897年至1902年在广方言馆求学的张君劢后来在回忆该校后期的课程和教学时，有这样的言语，“至于下午，先生就改课本（按指作业），学生就自修，或者上体操”。[3]鲁迅曾于1899年考入江南陆军学堂附设的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该学堂课程以矿务为主，铁路为副，外文教德文，汉文除了《左传》，还教《小学集注》，还有格致（即理化）、地学、金石学、算学、历史、体操、绘图等课程。生理学虽然教师不教，但同学们却有机会阅读木版的《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之类的书。鲁迅对这些课程和书籍感到“非常新鲜”，他“在这个学堂里，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4]。
清朝末年先后设立的军事学校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在《清续文献通考》中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5]，就是练习爬桅杆，以锻炼体力。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课教材以兵式体操为主，也包括普通体操和田径运动项目，是综合性教材。主要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足球、爬桅、游泳、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一般由30人左右组成一个班上课。”[6]
洋务派兴办学堂，设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课程模式，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打破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中没有体育课程的状态。其体育课程内容已经呈现出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这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设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洋务派官僚们并不具有资产阶级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们之所以在其所办的学堂中设置体育课程，完全是从增强军事力量出发，完全是为维护和稳定清朝封建统治目的服务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定洋务学堂体育课程对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形成起到的促进作用。
2.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的光绪皇帝和大臣翁同和、张骞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维新主义或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的不同点在于，维新运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争取有限度的民主；洋务运动是坚持封建专制制度。
1898年6月2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虽然仅仅103天就失败了，但对以后的学校教育及学校体育有积极影响。
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出现了由早期维新派人士办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学校。如张焕纶1878年在上海开办了正蒙书院（后改名为梅溪学堂），就是一所反映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和要求的新式学校。据记载，其课程设置“自甲申年（光绪11年，1884年）始。添课英法文，旁及应对进退洒扫，与夫练习武之术，有击球、投沙囊、投壶、习射、蹴鞠、超距、八段锦诸课，分日轮流演习”[7]。《上海县续志》记载说：“张焕纶创‘正蒙’，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课余游戏，阴以兵法部勒，兼采西人教科所长。”[8]又据沈宝昌在《梅溪学堂四十周年纪念颂词》中说，该校：“所编课程国文而外兼授历史、地理、算术、物理、时务、诗歌，非今日学校中所谓智育乎？所定校训六条：曰和厚、曰肃静、曰勤奋、曰精熟、曰敏捷、曰整洁，非今日学校中所谓德育乎？他如投壶、习射、击球、超距、卫生、习武诸科目，非今日学校中所谓体育乎？”[9]这段话说明该校通过开设智育、德育、体育三个方面的课程，来培养全面发展的资产阶级新人。又据记载，中法战争时期，张焕纶还让学生“受军事训练，率之夜巡城厢”[10]。因此这所学校被认为是：“上海最早实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同时是上海童子军的老祖师。”[11]在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上，正蒙书院“举德智体三育而兼之，与东西洋教授之法意多暗合者。分学生为数班，即今之多级教授制，每班置一班长，每斋置一斋长，斋长上有学长。”[12]曾在该校求学过的学生也回忆说，这所学校“教课之方，校具之式，与夫学生坐作进退，饮食游息之节……与近日东西各国小学学校教授法有暗合者”[13]。正蒙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民办的分科设教的普通学校，它取西人教科之长，分学科教学，把体育作为一门分科课程。
（1）康有为的体育思想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意义上认识体育的。在《大同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他所憧憬的近代教育制度，提出按学生不同年龄的身心特点建立初、中、高三级新式学校。各级教育都要注重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并提出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在《请开学校折》中[14]，又进一步建议效仿德国和日本近代学制，乡设小学，县设中学，省府设立高等学校和大学，使学生学习新学。康有为所拟的教育制度，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的系统全面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制度，其课程思想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得到了部分的实践，对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确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1902后写成的《大同书》里，他这样阐述了有关体育课程方面的一系列设想：“婴儿院（3～5岁），早暮有医生诊视二次，其衣服若何而宜儿体？饮食如何适儿度？嬉游安息如何合儿神？务令各得宜，壮儿体。”“小学院（6～10岁），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亦舒展。又幼童之性尤好跳动，易有失误，盖未至自立自由之时，故嫩稚也，当养之。卧起、行游、提携、保持、衣服、饮食照节度，其事极琐，其行极繁，非有至慈好弄之耐心，不能令儿童之身安而体强也。以至出入、嬉游、舞蹈、戏弄，固不可多束缚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纵肆以陷于恶。大概是时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课稍少而游戏稍多，以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而又须时刻监督勿贡勿非”，“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干无不具备，花木、水草无不茂美，足以适生人之体”。“学贵以养身健乐为主，盖人生寿命基于童稚也。其时物备课明，一时可抵今人数时矣，故学时可减。其有安息、纪念、吉日、可肆其游览跳舞，沿树水嬉，无所不可。惟不许为非礼不正之事，见非礼不祥之人”。“中学院（11－15岁），入此院时，知识渐开，当大同教化美备之时，人类当此，可比古人十五岁以后，渐有自由自立之志。但身体稚弱，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德育为重，可以学礼乐矣。礼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节。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乐以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入此学时，脑气未完，身体尚弱，不能专事于智思，故德性当令养之盖熟，知识当令导之益开，有节有度以养其正可以也。”“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莫不毕备”。“中学每所可藏万人或数万人，食堂及起居出入，皆有部位，分班序列，俨如军队”。“大学院（16－20岁），此时之学，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诗歌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15]可见，他是根据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特点，主张小学要使他们功课稍少，游戏较多，要以体育为主，智育为次。到中学，身体还较弱，要注意锻炼身体，不能专顾智育的学习，特别要注意培养道德。大学时期可加强德育和智育。但仍要注意锻炼身体。(www.xing528.com)
康有为曾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办《万木草堂》，其办学宗旨是：“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其课程有四种：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日课有七目，读书、养心、治身、执事、接人、时事、夷务。这所学校非常重视体育，也是万木草堂课程的重要特点。“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16]万木草堂特别重视兵式体操，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开辟了后来“尚武教育”的先河。万木草堂很重视课外活动，设有“科外学科”，校中有演说、札记等活动，校外有体操、游历等活动。万木草堂基本上是按德智体三方面设置课程，其中规定“枪”（兵操）、“体操”、“游历”为教学内容，“每间一日”课以体操，“每年假时”课以游戏。康有为制定的“长兴学说”，[17]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六艺教育思想，把礼和枪（军事训练）列为体育，科外学科中有体操和游历；“学科”则是古今中外学科的综合。在万木草堂，他常带领学生到校外游览，欢笑高歌，非常活泼。长兴学说表明了康有为的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及课程理论。
（2）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梁启超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他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8]他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才，也不是开民智，而是培养“新民”，即培养新的国民。他说“新”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曰：淬厉其本有新之，二曰：采捕其所本无而新之”，培养特性的“新民”。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方面。把“尚武”作为新国民的特性之一，是梁启超的重要思想观点，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专为8—12岁的儿童拟订了一个课程表，把每天上下午的学习时间和内容分为十二段，下午开始的第七段是：“一下钟复集，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教师指授。操毕，听其玩耍不禁。”[19]梁启超认为要使小学生多从事体育等有益的活动，文化学习的时间要少，他说：“使教之有术，每日伏案一、二时，所学抑己不少，自余假晷，或游苑园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何事非学，何学非用，其宏多矣。”[20]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亲拟了学约十章和功课详细章程，其学约十章的第八条是：“摄生：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习一二。摄生之功课，别具堂规中。以上八条，堂中每日功课所当有事。”[21]时务学堂的课程也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体西用”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民权思想，要改变封建专制统治，而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时务学堂的课程包括“中学课程”和“西学课程”，体育（操演、步武）课程也作为西学课程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3）严复的体育思想
严复在近代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深受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赫胥黎和斯宾塞的影响。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译名《劝学篇》）。他在1895年撰写的《原强》一文中说：“《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历德行三者为之纲。”[22]因此他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3]，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而要达到“三强”，则主要依靠教育。他认为要使身体强健，就需要通过体育和劳动来练体力，还要讲究卫生。他强调人的身体是人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要学习西方，重视体育，要鼓民力，达到民力、民智、民德三强的教育目的。在他担任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不仅开设体操课，而且开展了包括田径、器械体操、足球、击剑、拳击、游泳、爬桅等多项体育活动，还举行校内各种小型的体育比赛，参加了一些校际运动竞赛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少见的[24]。此外，严复还创办或与他人合办了好几所当时比较有名的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25]。北京通艺学堂创办于1897年，“课程有英语和数学，并计划依次开设法、俄、德、日诸种外国语，等外国语熟练后，再分习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科。这所学校的宗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培养维新人才，救亡图存、富国强兵”。[26]严复的体育思想，主要是关于体育对国计民生重要作用的论述，他所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重要意义决不局限于学校教育。
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加之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改革旧的教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而变革与学校课程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则成为改革旧教育的焦点。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27]梁启超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变科举为第一义。”严复揭露八股的三大危害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指出：“救之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连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提出了科举制的弊端，“科举制度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而贵州学政严修于1898年1月提出了著名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28]。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明令废八股、诗赋、小楷取士制度，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于1901年下令将全国的书院改为学堂，由此形成了我国近代普通学校的雏形，从而为制定和颁布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奠定了现实基础。与此相伴的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书院变革及其所带来的课程改革。如两湖书院原有课程是经、史、理、文、算、经济六门，经过改革，取消理学、文学两门，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附图学）和算学四门，后来又陆续增设天文、地图、格致、体操。按学堂办法按日上课，每天上两门：与同文馆、广方言馆齐名的湖北自强学堂自1899年后则开设了“方言（即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汉文、体操和兵操”等八门课程。学生上课时间每天上午5节，下午除星期六外每天2节[29]。其中，体操周课时占总周课时的6.0％，兵操周课时占总周课时的6.0％，体育课程（体操和兵操合计）周课时占总周课时的百分比则达到了12.1％，足见体育在该校课程中的重要地位。
新式书院的课程中，体育课程同样得到了重视，如前面所述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创办或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等。在当时兴办的新型普通学堂中，也大都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之一。如上海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三个学年均设有体操课程，其体操教学内容是，第一学年柔软体操，第二学年柔软操，第三学年兵式体操。又如上海三等学堂、绍郡中西学堂、广州教忠学堂等，均设有体操课程[30]。至此，中国近代体育课程雏形已经基本形成。
表1－1：甲午战争后至《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前兴办的普通中小学开设体操课学校要览[31]
体育学科作为学校分科课程的地位基本上得到了认可和确立（见表1－1）。其体育学科内容主要是德、日的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及一些运动性游戏。从而为癸卯学制颁布和实施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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