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的现实动因

第一节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的现实动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自身的起点和归宿。对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这一新兴概念而言，也有其产生的起点，即现实动因。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顺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在高等职业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其生存的环境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对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提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即是对这些变化的现实回应。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体系不全和机制不活，而经营有助于解决高职发展的现存教育问题。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的现实动因包括：首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使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提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效益是必然要求；其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市场竞争激烈，表现为生源市场的竞争、就业市场的竞争，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通过完善经营模式，提升学院的竞争力；再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经费投入体制要求高职院校必须自己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如何开拓多元化的经费渠道、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是高职院校必须面临的重要经营问题。

一、提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战略地位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逐渐凸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应对经济发展对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就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借助“后生外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优势，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开始了新型工业化的建设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是：第一，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第二，能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第三，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将人力资源优势摆在非常重要的高度，如何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将是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人才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据调查，我国数控技术应用领域的操作人员、编程人员和维修人员每年需要新增几十万人，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需求，每年将增加100万人左右，汽车维修行业每年需要新增30万从业人员，医疗护理人员每年需要新增15万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调整为25∶30∶45，城市化率将达到57.5%^[1]。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园林、商业、交通旅游、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要求必须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加快农村人才资源的开发。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普遍较低，现有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另据农业部门统计，我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4%，受过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占18.5%^[2]。农村劳动力素质如不能尽快提高，将严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促进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

2.应对群众日益高涨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期望值不断升高，使得职校学生升学意愿日趋强烈，传统士大夫观念和现代平等教育思想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一倾向。但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定位长期以来未作相应的调整，狭窄的升学管道使职校学生极少能再循职技教育系统获得深造的机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职业教育所暴露出的知识面窄，竞争力较弱，向上升迁机会相对较少的不利因素，不仅造成职业学校难以吸引优秀学生，近年来更出现招生不足，以及相当一部分职业学生转而投考普通大学的情形，导致了职业教育目标的进一步扭曲。

发展高职教育满足了人民群众要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提高青年学生就业的机会和就业的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我国的职业教育也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创办了一大批针对文化基础较低的工人农民学习和提高的脱产的和不脱产的文化补习学校和初级技术学校，同时大量吸收不富裕家庭的子女进入农林技术学校和初级及中级技工学校学习。到了“文革”期间几乎全部关闭，直到高考恢复后，这些学校才开始进入正常的招生办学。高职教育的真正发展还是在最近10年间，在“高起点准入、高标准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内涵，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顺应现代化建设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应对终身学习需求的需要

终身教育的思想，历代中西方著名教育家如从孔子到陶行之，从夸美纽斯到保罗·郎格朗均有精辟的言论。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大会经过讨论后，对终身教育的含义有了明确的表述，即：第一，必须对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之间的学习进行通盘规划，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必须按有连续性的教育计划进行；第二，必须避免所要学习的内容之间互不连贯，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不应产生矛盾，而应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并用“全人教育”观点把两者加以统合。

1972年，继郎格朗之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科长的吉尔皮，综合考虑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异大等因素，从更广泛的角度推进和发展了终身教育理论，使终身教育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即：第一，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各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第二，社会各行业、组织机构都具有教育功能，都负有教育责任。

显而易见，终身教育理论构筑了一体化教育体系，从纵向看，它融学前教育、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于一体；从横向看，它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于一体。它把不同阶段教育纵向衔接，又把不同领域教育横向结合。终身教育理论为我国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终身教育思想不仅促使教育由“阶段学习”到“终身学习”、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重学历到重“职业资格”的飞跃，而且把人们的观念、视野从传统、狭隘的学校“一次性的学历教育”中解放出来，使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外延大大拓宽，从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作为社区大学的我国高职教育的使命和定位。

二、回应高等职业教育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

1.高职教育市场化趋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首先，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高职教育的产出成果已经商品化、市场化。因此，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只有按照市场规则办教育，才能培育出适销对路的教育产品，进而提高办学效益，而教育产品的疲软必然使教育单位缺乏生机和活力；其次，高职教育只有在市场化进程中才能繁荣和发展，随着价值规律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自然会使教育单位不断增强实力，办出特点，提高教育产品的质量，占领教育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最后，高职教育的市场化会促使教学过程更加贴紧社会需求，更好的发挥服务功能，体现职业教育的本质。应当承认，高职教育大众化的形成无形中给高职院校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大量的生源和发展的机遇，但随着我国逐渐渡过人口高峰期，千余所高职院校必将面对“买方市场”将不容置疑，届时教育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和残酷。总之，市场化必然出现竞争，必然会有优胜劣汰。因此，高职院校长们的市场意识是极其重要的，是处在核心位置^[3]。

2.市场机制催生教育消费者的主权意识

建立优效学校是市场机制和消费者主权思想的盛行的结果。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公平竞争可以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公立学校由政府税收支持会导致教育市场的扭曲。因为由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在价格上比私立学校有优势，这一优势使公立学校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这样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有时即使并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但也会获得稳定的生源和办学经费，而高枕无忧。很显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广大教育消费者的主权并不能得到自由的体现。而要使消费者主权得到有效体现，必须将学校的选择权还给家长和学生。同时，在学校管理中，应该给予家长和学生更多的参与机会，使教育过程更为公开透明，实现家校的密切合作。(www.xing528.com)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分层，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根据《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的统计结果分析：自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稳步增长，消费质量不断提高，消费领域不断拓宽，其中文化教育服务类支出不断增加，超出食品类、衣着类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消费支出3 537元，比1994年增长24%；人均教育消费支出165.7元，比1994年增长29.1%。1996年，人均消费支出3 919元，比1995年增长10.8%；人均文化教育消费375元，比1995年增长19.9%，其中教育支出204元，比1995年增长23.1%。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普通家庭的文化教育消费观念和要求正在逐步变成一种理性的“按需要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学校”的择校意识。比如，李金初、马宏欣等人曾对北京11所学校1998年的《初中新生学校申请表》进行随机抽取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去竟有94%的学生家长对学校“转制”收费的做法持赞同态度。此项调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表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教育消费及投资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对各种形式的付费上学具有相当的心理认同程度。这也为包括高职院校在内各种学校经营模式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3.生源竞争加快高职院校的经营转变

但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在高职教育的生源市场，总的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但高职教育生源市场机制及相应的规则和配套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而生源就是财源。学生就是高职教育的消费者，于是在生源市场，各高职院校的招生大战愈演愈烈，出现了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甚至非法竞争。诚信、行业准则、市场规则没有建立起来或统统不起作用。这一场竞争的结果，将导致高职教育市场逐渐由混沌走向规范，按照市场优胜劣汰法则，现有高职院校一部分将更加强大，而另一部分则将消失。在就业市场，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作为高职教育主要顾客的企业，其经营和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不规范，再加上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配套的法律法规等尚不健全不完善，事实上造成高职教育的价值和社会功能没被社会认可，甚至被人们所轻视。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生源市场。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高职院校必须加强经营能力建设，在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中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三、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多元投资体制的必然要求

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1 654.2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 465.9亿元，8年间增长1.7倍，年均递增13.2%；预算内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1 211.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4027.8亿元，增长2.3倍，年均递增16.2%，均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从这组数字看，教育经费确实有大幅度提高，但教育经费投向是否合理、是否公平，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1996年，我国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职教总经费的52.92%，2000年下降到43.12%；1996年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11.53%，2002年下降到6.35%。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预算内财政拨款为1 046.37亿元，其中，普通本科预算内财政拨款为936.05亿元，占89.46%，高职高专预算内财政拨款为110.32亿元，仅占10.54%。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政府预算内拨款占其学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不到50%。虽然中央决定投入20亿元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但90%以上的高职院校是享受不到这一优惠政策的。这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承担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和高技能型人才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配置，无法通过政府拨款途经来实现，而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又难以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条件的改善。

1999年12月，广西对高职院校“按学生全额培养成本制定了学费收费标准”，并规定：“各校招收的新高职学生，财政不核拨学生公用经费，学生培养费用主要依靠收费解决；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政策性补助，如奖学金和各种物价补贴等开支，在收取的学费中解决。”还有省份对高职院校财政拨款采用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标准，一些从中专升为高职的院校，现在拿到的财政拨款仍是1993年办中专时的标准。国家和省级高等教育经费的安排，如生均经费、科研经费、专业和课程建设经费等，基本上把高职院校排除在外。

经济发展较快的浙江省，高职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有44%来自学费收入，省财政拨款只占31%，但从生均拨款情况看，浙江高职生的财政拨款为3 900元/生年，相当于本科生（6 560元/生年）的59%，差额为2 660元/生年。

由于投入经费的严重不足，不少高职院校纷纷选择投入少的文科专业，导致专业设置严重错位，且重复现象突出，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以2003年为例，我国高职院校招生199.6万人，其中，工科类64.7万人，占招生总数的32.41%，与三产相关的专业招生130.9万人，占65%左右。

高职经费来源的紧张已经对高职院校持续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办学条件未能及时跟上规模超常扩张的需要，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矛盾。从2004年到2005年，普通高职（专科）院校的招生人数增长12.9%，继续呈现出超常规扩大规模的态势。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在校生规模扩大的同时，办学条件的一些基础性指标呈下降态势。如2004年到2005年，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的生均校舍面积由37.2平方米下降到33.3平方米；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由18.3平方米下降到16.6平方米；生均图书由71.5册下降到64.7册，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也由5 802元下降到5 492元。若按“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不低于4 000元”的合格标准衡量，目前在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理工农医类院校中，不合格的比例达到21.4%，至少有160所理工农医类职业院校的教学设施未达到合格标准。

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十四大以来，我国在职教经费的投入和管理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已由原来的教育经费预算支出提升到了11%，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仍严重不足。总的来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由于经费短缺，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笔者从“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按来源构成”^[4]中选择了北京市及湖北省4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经费来源状况从中可见一斑。

研究发现，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教育经费收入来源上差距悬殊。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财政预算内拨款的差距非常明显。1998年北京农学院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教育经费收入的比例为93.22%，而北京联合大学仅为53.03%。湖北工学院的这一比例在1998年为58.81%，而与之同处一省的孝感职业技术学院仅为17.19%，后者还不到前者的1/3。同时，部分高职院校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教育经费收入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增加，与本科院校相比，这一差距反而在继续加大。如孝感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一比例从1998年的17.19%减至1999年的13.82%，而湖北工学院则由1998年的58.81%增至1999年的59.23%。两者差距则由1998年的41.62%增至1999年的45.41%。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在动手能力上应强于本科生，但动手技能要靠大量的实践教学来培养，而这种实践教学则需要大量资金。目前许多职业院校特别是工科类院校多因资金来源不足、办学条件差、科研能力不强，造成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技能上显现不出优势，学校发展后劲不足^[5]。

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学校经营的一个现实出发点就是，各国近年来公共财政日益紧张，粥少僧多，已经对经济发展构成压力。比如，中国教育经费在近十几年内有了显著增长，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仍处于波动状态，基础教育经费投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准。在许多国家中，公共部门的支出已经成为最大的支出。面对这一压力，在这些国家对由财政支持的公共部门的作用和效率产生了质疑。公共服务分权化、简化行政制度、培育新的技术，进而采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成为各国改革的主旋律。

我们来分析一下高职院校发展与投入不足的矛盾。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和师资两方面。一方面，从资金投入来看，国办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主要是解决教师工资，在基本建设、实验实训设备上的投入相对很少。全国很多地方对高职生没有财政生均补贴，高职院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向学生收费，民营的更是如此。由于市场的影响，高职院校收费普遍低于本专科院校，因此资金的来源较为单一，而且数量十分有限。但高职教育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需要更多的实验、实训设备和场地。高职院校要发展，专业要办好，办出特色，其办学成本就比普通教育高得多。另一方面，高职教育对教师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技能结构，素质结构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院校就需要对师资队伍进行调整、优化、充实和提高。这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就是一种经营。要解决发展和投入的矛盾，就需要经营。在资金投入方面，利用多种渠道筹措资金，进行资源形态的转化，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与企业联合办学等经营形式。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借鉴现代企业的用人制度，培养、引进、聘用等多种人力资本经营形式并举。

四、建立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的必然要求

在学校公共管理中，尽管学术界对学校经营范畴及目标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笔者认为，学校经营问题讨论的一个直接动因是如何改革现有的公共教育体系，建立有效或优效学校。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僵化，学校内部缺乏竞争，激励机制不到位，人员流动困难，是一个需要大幅度改革的部门。

学校在社会中的部门定位关系到学校经营性质的确定。第三部门是非营利性和非政府组织，其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学校的性质符合第三部门的特性，因此，将学校定位于第三部门，视其为独立的自组织，不仅可以使学校摆脱政府部门外控式管理的束缚，通过校本管理（school based management）的方式来保证组织自治，从而实现学校自我管理、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能更准确体现学校经营的服务性和公益性。此外，学校产权界定后，政府是学校财产的所有者，拥有学校财产的终极所用权；学校则是接受政府委托的法人代表，拥有学校财产的法人所有权和经营权^[6]。

中国内地公办高职院校领导体制普遍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院（校）长负责制。校长为学校的法人代表，在校党委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全面负责本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院校长通过院校务委员会或院校长办公会形式实施学校的内部行政管理工作。中层院系多数采用行政主要负责人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或党政共同负责制。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多数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校长负责制，中层系均实行主任负责制。高职院校组织结构的选择一般采用与普通本科高校对口的方式进行设计，分为教学管理系列、学生管理系列和后勤管理系列三大块。

高职院校的部门设置基本上都是按行政管理模式设立的，分为行政部门和教学部门两块，行政部门包括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等，教学部门由不同的院（系）或专业组成。中国内地高职院校的二级管理存在校、院（系）各部门的基本职能没有明确的划分，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与教学部门在职能上存在着过多的交叉和重叠，学校过程管理仍然过多地集中在校一级和职能部门，管理重心并未真正下移，以致造成学校与院（系）的责、权、利分离等现象。二级管理运行机制不畅，一些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体制，表面上是建立了二级管理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沿用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内部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从而造成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

高职院校的二级管理需要在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利、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等方面下工夫，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和构建一套正确、科学和有效的二级管理目标体系，从而建构起新的二级管理运行机制。一方面，现有教育管理体制与学校自主发展要求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使学校受到来自教育管理体制、上级主管部门等各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无法放开手脚自主经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对校长负责制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使这项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很多校长都深感他们要承担的职责和所应具有的权力极不对称，在实际工作中困难重重。学校既想要在市场中求得自主发展，但又不得不受现有学校管理体制和学校领导制度的束缚，仍被动地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使学校的自主发展难以实现。要建立高效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加强学校自主经营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