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现象的原因、产生的危害及解决的一些借鉴办法

国人不堪“红包”之累

檀坤华　王宏光^[1]

摘　要:中国人有“红包”情节，当下，“红包”用途越来越广，数额越来越大，招数越来越奇特。本文试图考察红包现象的原因，产生的危害以及解决的一些借鉴办法。

关键词:红包　原因　借鉴内容

“红包”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送红包、收红包是经常的事。新婚之喜新郎新娘收红包、小孩生日收红包、乔迁之喜收红包、考上大学收红包、参军入伍收红包、老人做寿收红包、门店开张收红包、改名挂牌收红包、小孩过年过节收红包、生病住院收红包、人出生时收红包、人去世时也要收……

有人说，中国人有红包情结。此话不假，我们除了离婚进监狱之类不送红包外，似乎只要是高兴的事和伤心的事都得送红包，难怪外国人说中国人太钟情于“红包”了，离开了红包，人们的感情就无法表达。若要考察红包的起源，分析收送红包的动机与目的，结论恐怕并不复杂。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生活不富裕，一直为温饱而奋斗。让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成为新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尚未脱贫。在此背景之下，国人产生红包情结就不难理解。

对于红包现象至少可以达成三点共识。

一是互帮互助的目的。由于生活的贫困，每当发生家庭变故，如生大病、死了人、发了火、塌了房或生小孩、娶媳妇等家庭大事，往往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支撑，这时候四方八邻、亲戚朋友都伸出一把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大家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妥了。亲帮亲、邻帮邻，互帮互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是逐渐演变而来。最原始的帮助并不一定是红包形式，主要是实物。如果谁家生孩子添丁了，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们，你送碗鸡汤、他送些豆米，还有鸡蛋挂面之类，帮他们渡过难关;如果谁家娶媳妇，大家送些枕头床单毛巾之类，既是贺喜又是帮衬。可能也有给钱的，但初期主要是物品。到后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交易逐渐发达，送东西不如直接送钱来得方便，红包这才流行开来。三是其中隐含着感恩性的对等原则。既然是互帮互助，就要互相感恩。今天你帮了我，明日你有困难时我也会帮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可能就是红包最原始的主要含义。

然而，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种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娶到媳妇的情况愈来愈少见。可是，送红包、收红包的现象并非愈来愈少，而是红包满天飞，其用途是越来越广、数额是越来越多、招数是越来越奇!

用途越来越广。不再仅限于朋友们办红白喜事送红包、参军上大学送红包，而是只要有用人求人的地方都得送红包:揽接项目工程要送红包、晋级提干要送红包、科研项目申报要送红包、工程竣工验收要送红包、检查评估要送红包、发表文章要送红包、经费指标划拨要送红包、打官司要送红包、上司购房装修要送红包、上司孩子出国要送红包、领导打牌也要送红包、火葬场进第一炉都得送红包……送与不送，收与不收，待遇却是两重天，迥然不同，这才是收送红包的奥妙所在。

数额越来越多。送点鸡蛋、送对枕头再也拿不出手了。如今的红包少则百十元，多则几百几千元，甚至有上万几十万元的。数额多到无法用红纸包装，必须用牛皮袋直至密码箱，最简单方便的是送上一个银行卡，再多的钱也装得下。

招数越来越奇。送红包需要讲究艺术，一些红包不是随便就能送得出去的。你乐意送，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收。不仅数额要合适，而且需要讲究送钱的方式与技巧，送得太直太露不行，太急太慢也不行，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可以在打麻将之前给底钱，最好是打麻将时故意输钱;上门直接送信封不行，把钱装在烟盒或花盆里可以;直接送现金不行，改送购物券可以;送银行卡不行，送古董字画可以;送给本人不行，送给夫人可以……

如果“红包”仅限于一般性质的互帮互助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其用途和数额的无限扩大，远远偏离了原本的互助含义，这就带来一个法律问题:贿赂犯罪。什么叫贿赂?简单地讲，就是通过送钱送物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当所送钱物达到一定数量或造成一定后果时，则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

湖北几所高校的校长书记，在基建工程发包过程中收了建筑老板的“红包”，不仅进了班房，而且断送了学术前程，身败名裂。(www.xing528.com)

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上任之初都是信誓旦旦要拒腐防变，结果先后被“红包”套住，前赴后继倒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

像大学校长和交通厅长以及诸多贪官都不属于经济困难的群体，而且都是有知识懂法律的领导层，为何收受“红包”?还有大医院里的大夫普遍收“红包”。要么开处方提成收药商的“红包”，要么收患者家属的“红包”，形成令群众憎恨的行业不正之风。

这些现象的出现，除了某些人本身具有的贪婪本性外，恐怕与国人的“红包”情结不无关系。在人们的思维惯性中，得了帮助岂有不送“红包”之理?再者，送上门来的“红包”焉能拒之门外?礼尚往来，收和送是正常的，不收不送才是不正常的。久而久之“红包运作”意识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它既可以堂而皇之出现在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又可以理直气壮进入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舞台上，其活动能力之强、影响之远令人不敢小视，不能坐视。

“红包”虽小，内涵却极为丰富，且具有相当的隐匿性和保护色彩，在社会交往中一部分人往往对其失去了警惕性，更有少数人由于贪婪的意念作怪，利用这一方式敛财，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全国已经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干部的悲剧都是从收受“红包”开始的。“红包”从一开始就蒙蔽人的双眼，悄然使人的道德防线发生改变，逐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行贿和受贿，已成为社会公害，社会毒瘤。买官卖官侵害执政者的肌体和灵魂，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公平竞争。政府反腐利剑一次次将贪官污吏挑落马下，可为何腐败之风屡禁不止?这里不能不理性审视一下我们的“红包”情结。“红包”现象远远不是什么小节，而是广大民众不可承载之累，严重危害社会公平、破坏社会和谐的罪恶之源，不能再麻木，不能再大意。由此要大声疾呼:淡化我们的“红包”情结，不要为“红包”所累!

我们不禁反思，现在传递亲情友情，除了“红包”之外，难道人们没有别的方式可供选择了吗?当然不是。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实物”相送，“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嘛!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选择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载体”。譬如送贺卡、写书信、发邮件、打电话等都可以。现如今一封家书、一桌团圆饭、一封亲笔信、一丝真诚关爱的言语、一份朋友的赠言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奢侈品”了。

“红包”现象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的“红包”行为已经到了该用一定的方式加以规范的时候了!发生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红包”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钱权交易”。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在政治上，它腐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在经济上，严重妨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毒化了社会风气，助长了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扭曲社会心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必须对“红包”问题仔细研究，认真解决。

一些国家和地区解决“红包”问题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它们主要是依赖于法制的成熟，从法制的角度对人们的“红包”行为有了明确的规范。美国《从政道德法》规定，公务员收受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品就须做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1995年，又决定把接受50美元以上的礼物的行为视为受贿。新加坡等国家对政府公务员能否收受礼金、收受什么人的礼金、每次收受礼金的限量，以及违反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界定，违者依法处治。它们规定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违规收受的“红包”等同于受贿犯罪。中国香港制定的《防止贿赂条例》和《接受利益公告》等法律规定，政府人员未得到行政长官许可不得索取或接受利益，无论数额大小，都属违法，最高刑罚为罚款港币10万元及监禁一年，所得利益充公;而在“一般许可”的情况下索取或接受利益，如在普通场合接受没有公事来往的私交好友400元以下馈赠，特别场合2000元以下的馈赠，则不会被控犯罪。

当前，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法制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人们对“红包”的认识更多地注入了法制观念，对“红包”的诸多行为有了新的解释，并逐步加以规范。比如，医生向病人或药商收受“红包”已经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且根据性质不同有的则构成了商业贿赂犯罪，受到了法律的严惩。2005年9月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总署对送收“红包”行为予以公布的暂行办法》，旨在防止和纠正送收“红包”行为，促进海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公正执法。2006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地方法规《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把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要求和惩处量纪标准结合起来，收到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法制的建设，我们中国人的“红包”情结会焕发出新的时代内涵，总有一天，人们不再为“红包”所累。

【注释】

[1]作者简介:檀坤华，武汉工业学院纪委书记、副研究员;王宏光，武汉工业学院监察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