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研究，制度分析理论及其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

1.2　研究状况

1.2.1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研究

从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实施以来，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发表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方面的论文较多的刊物是北京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国高教研究》、《教育研究》、《煤炭高等教育》、《外国教育》，武汉的《高等教育研究》，上海的《上海高教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10余种期刊，通过对中国期刊网、搜狐、雅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网站的检索，查到了一些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内容涉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培养方式、过程管理、基地建设、教育教学、培养建议、论文写作与评估、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

（1）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研究

胡天军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互动关系分析》⁽⁶⁾一文中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与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互动关系是以经济发展为媒介的间接互动关系，是自然科学基金事业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直接互动关系。文中认为研究生培养制度是我国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基础所在。自然科学基金制对学位点的建设、研究生导师的遴选、研究生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生培养制度对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支持作用。王建民在《双模式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初探》⁽⁷⁾中指出：建议全日制统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实行“研究型”与“职业型”双模式制度，提出了实行双模式培养制度的必要性、双模式培养制度的主要内容、双模式培养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实行双模式培养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等。

这类研究虽然有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标题，但从其研究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研究生培养制度。

（2）关于研究生培养问题的研究

赵卿敏在《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⁸⁾一文中指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是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分析了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认为我国培养的研究生，书本知识较丰富，应试能力较强，而其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突出表现为创新能力较差和学术视野不广。针对这种状况，文中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周谷平、章亮在《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及对策》⁽⁹⁾一文中指出我国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培养模式摇摆不定，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脱节，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侯辉萍等在《当前研究生培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¹⁰⁾一文中指出培养工作是保证研究生质量的关键。文章对目前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培养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放松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研究生综合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存在“小作坊”式的培养现象，课程学习与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相脱节。刘世清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¹¹⁾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招生制度和招生方式不能有效地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学位授予质量抽查和评估的力度不够，研究生导师队伍的现状和选拔的条件与程序存在导师选拔时把关不严、科研水平的要求与考核标准不高、与外界的学术交流贫乏等问题，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设置上存在本科化的倾向，等等。英配昌、安桂清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弊端及改革的几点建议》⁽¹²⁾一文中指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的主要弊端表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手段异化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弹性不足，教学形式单一；部分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能力欠缺或不能做到因材施教；部分研究生缺乏必要的阅读。

（3）关于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研究

吴芬在《中国早期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演变及其成因》⁽¹³⁾中，从政府法规法令和各大学院校实际教育两个层面，对中国早期研究生的培养方式进行研究，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德日式纯科研型个人培养方式到美国课程型集体培养方式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需求、留学生的作用紧密相关。

（4）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

赵丽和韩延明在《论大学理念的嬗变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拓展》⁽¹⁴⁾中指出：“研究生培养过程主要涉及入学形式、课程学习、导师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五个层面。”“培养评价是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调控性因素，它贯穿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其实质是运用一定的手段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目标、过程进行监控。”并论述了各类大学理念及其研究生培养模式，它们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及其研究生培养模式、科学研究的大学理念及其研究生培养模式、实用主义的大学理念及其研究生培养模式。刘鸿在《论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¹⁵⁾中谈到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的实现条件：需要多维质量观来衡量，需要不同类型的大学去承载，需要多层学位类型来保障。

（5）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与评估的研究

楼成礼等在《略论博士论文的独创性贡献》⁽¹⁶⁾中从为什么要强调博士论文的独创性贡献、何谓博士论文的独创性贡献、怎样保证博士论文具有独创性贡献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强调博士论文独创性的现实意义，分析博士论文的独创性贡献的内涵及其表现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以期推动具有独创性贡献的博士论文不断产生。刘朝晖、万宇在《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之我见》⁽¹⁷⁾中从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和评审步骤、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分析以及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深化博士生教育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刘颖、吴振一在《博士学位论文评估的实践与思考》⁽¹⁸⁾中对博士论文评估的指标体系、评估标准、评估原则以及评估的方法进行了探索。

（6）关于研究生培养比较研究的研究

李成华、张艳、崔来成在《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及特点分析》⁽¹⁹⁾中对德国博士学位授予权及博士生导师的确定、博士生的素质及条件、博士生培养过程及特点和博士生培养模式及目的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陈学飞在《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²⁰⁾中论述了博士生培养模式的转型以及对影响博士生培养模式转变主要因素的分析。关于研究生培养制度比较研究除以上文献，还有散见于学位及学位制度的文献，如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编的《国外学位制度》（地震出版社1981年版）、钟金明编著《中外学位制度与学位申请》（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郭玉贵于20世纪90年代初编著《美国和苏联学位制度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学位制度》，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对美国和原苏联的学位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探索了两个学位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并结合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此外还有关于对“导师负责制”的探讨，对研究生培养实行弹性学制的探讨，对研究生团队学习模式的实践与探讨，以及对研究生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探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赘述。

虽然关于研究生培养的话题不是什么新论题，但对研究生培养制度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从现有研究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混杂在一起。尤其在中国，把研究生培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相当少。综观学者对研究生培养制度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和论著来看，他们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或层面出发进行研究，或从面临问题的角度，或从培养定位出发，或从培养模式着手，或从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切入，或从研究生培养的某一个方向进行研究等。应该说从现有材料来看对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经验性总结的多，上升到理论性概括的少；就某一个侧面研究的多，作为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的少；更缺乏从对制度分析的角度对研究生培养制度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一是没有把现代高等教育的理论成果运用到研究生培养制度研究之中，针对研究生培养的具体问题，经验总结得多，上升到理论研究的不够；二是把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这两个层次分开来研究的较多，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培养进行综合的一体化研究少；三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内部独立培养研究较多，突破培养单位的框框而从联合培养的角度研究较少；四是对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不够。从研究文献中发现：研究生培养研究目前已经开始关注制度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建立创新研究生培养制度的问题，许多学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客观地讲，高等教育学科在制度研究方面不仅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一些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1.2.2制度分析理论及其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www.xing528.com)

本课题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方法论知识的文献。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知识及基本术语，涉及制度内涵、制度要素、制度结构、制度原则、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等内容，它们为分析研究生培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制度分析的知识及其理论，它们为分析研究生培养制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方法。

第二类是关于制度分析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应用的文献。

上述文献具体研究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方法论的研究状况

这方面主要的著作有：《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L·E·戴维斯，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V·奥斯特罗姆）、《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马尔科姆·卢瑟福）、《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V·W·拉坦）、《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V·奥斯特罗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朱德米）、《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汪丁丁）。

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诸学科中的兴起，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以及“立宪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对社会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制度问题展开了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以科斯、道格拉

斯·诺斯、威廉姆森和阿尔钦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进行制度和制度变迁分析，进一步将制度的研究纳入了科学分析的框架内。新制度经济学一般从两方面来理解制度：一是指行为规则系统和法规系统；二是指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制度变迁是指用一种高效益的制度安排替代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过程。只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变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一种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即先前的制度安排影响着新制度安排的结构。

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中，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历史制度主义借用并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概念，从而也就在第二个层次上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观。广义上的路径依赖是指前一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对后一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狭义上的路径依赖则主要通过“报酬递增”一词来表现自己的意义，即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一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其原因在于，这一制度模式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制度之下更大的收益。而一旦这种制度固定下来，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将使制度的改变变得越来越困难。路径依赖具有下述特征：时间序列的重要性，政治制度的惯性，政治过程的偶然性，政治制度的继承性。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制度与环境及其制度内部都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制度的断裂时期，主要制度的变迁将会成为可能。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²¹⁾朱德米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内部“分化”成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了基本概念、术语和方法论，诸如制度的含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等。对制度的看法归纳为三种：第一，制度是一种均衡。制度是在理性个人相互理解偏好和选择行为的基础上的一种结果，呈现出稳定状态。稳定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第二，制度是一种规范。许多观察到的互动方式是建立在特定的形势下，一组个体对“适宜”和“不适宜”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这种认识往往超出当下手段———目的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规范性的义务。第三，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观点建立在认为许多所观察到的互动建立在一种共同理解基础上，如果不遵循这些制度将受到惩处或带来低效率。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设计出来的，并依赖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来实施。内在制度包括了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习惯、习俗、文化等形成的认知网络，被内化于个体或组织行动中，其特点是实施依靠自律，不需要第三方的强制执行。外在制度包括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各种正式规则、各种指令和程序性规则等，其特点是由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并需要第三方来实施。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有序的社会的支撑物，约束着各种自利的行为，约束着各种机会主义者。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研究。汪丁丁在《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²²⁾一文中指出：制度分析的三项主要特征：一是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二是注重历史；三是注重意识形态以及观念史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制度分析因为它太强调差异，所以很难进行定量的、数理化的、形式化的处理。制度演化的过程决定了制度现在的形态。反过来说也成立：制度在历史过程中演变，演化过程决定了制度形态。理性选择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一个硬核，它轻易改变不了，轻易没办法发生一场范式革命，抛弃它自己。“制度”一定是与“人”在同一层次上的，它们相辅相成。由于有了人的因素，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就参与着制度演化，对制度发生影响。

（2）制度分析理论在教育领域里的运用

国外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的文献有：《开放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华勒斯坦），《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伯顿·克拉克）。国内的有：《制度分析与高等教育研究》（林杰）、《“制度教育学”管窥》、《教育制度：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康永久）、《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杨东平）、《教育制度变迁新路怎么走》（孙百才）、《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教育制度推进》（李江源）、《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乏力分析》（毛亚庆）。这类研究是针对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以及教育教学制度的建立来论述的，也有些是在研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迁中部分地涉及大学制度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大学的作品有：康永久的《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2003），王恩华的博士论文《学术越轨与大学学术管理》（2004），江新华的博士论文《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2004），朴雪淘的博士论文《知识制度与大学发展》，刘鸿的博士论文《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左兵的博士论文《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制度分析》等。

制度教育学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活跃着一支教育学派———制度教育学，其代表人物是F·乌里，他与A·瓦斯凯合著的《走向制度教育学》是制度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制度教育学派认为：“好”的制度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可以增强人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提高人的主动积极性，增进人自我发展的责任心，从而提高人发展的层次，塑造健康和谐的人格；而“坏”的制度则是人身心发展的牢笼，它可以压抑人的天性，控制人的发展方向，摧残人的创造性，使个体缺乏批判意识、独立意识、怀疑精神和探究精神。制度教育学派认为，应采取三种途径来保证制度更好地为个人发展服务：一是制度干预，即对制度进行现实的变革；二是制度批判；三是提倡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和自治⁽²³⁾。

林杰在《制度分析与高等教育研究》⁽²⁴⁾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制度分析着力探讨高等教育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从交易成本理论、组织理论、博弈论等出发，揭示高等教育制度的双重性：既是重复博弈的内生产物，又独立于参与者的行动选择。要回答诸如制度供给、制度环境、创新成本及收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组织结构、组织激励与合法性等问题。这些研究与当前所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正相契合。通过制度主义视角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现象与问题，提出制度创新的可能途径。郭建如在《社会学的制度与教育制度研究初探》⁽²⁵⁾中指出：“在当前和将来，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仍然是教育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学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仍是教育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制度的考察往往需要将制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迪尔凯姆、布朗和帕森斯等强调了对制度的功能考察与其所在的社会整体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塞尔兹尼克在考察组织的制度现象时强调将组织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现象学以及常人方法学也承认人们行动的索引性，实际上也是承认制度与更大的社会之间的联系”。许杰在《大学自主政策的市场取向受制于政府分权取向》⁽²⁶⁾中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大学自主政策进行分析，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尝试分析了大学自主政策的市场取向受制于政府分权取向。

文献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极为关注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但是人们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套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这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深入阐述制度在协调个人行动上发挥关键作用以及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密切相关。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研究生培养制度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但简单移植经济学范畴的制度分析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研究生培养制度，缺乏微观分析，无法从制度分析的角度认识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性质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