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工程”政策的前景展望

六、“985工程”政策的前景展望

(一)　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力度

政策研究水平是衡量政策科学化程度及一个国家政策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科技、学术含量十分高的管理项目，应充分发挥学术专家的政策研究与咨询作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问题确认、政策规划、政策决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环节吸收学者专家加入其中。

目前，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高校内外形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烈氛围，但仅仅有高投入和强烈的主观意愿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答案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一流大学往往要靠较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文化积淀，并不像办工厂，钱砸下去、先进设备买来就可以成为一流。正如有学者指出:“整体来说，中国政府对教育资金的拨款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年来政府也还是对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给予了特别的财政支持……相对于所获得的这么巨大的资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假冒伪劣在内的广义的学术腐败，包括对资源的利用不当或浪费。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高教改革出现大量新的问题。”^[21]这说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切记不能急功近利，必须认真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其形成的模式是怎样的，以及国内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哪些差距，这是我们制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明确建设的具体目标与方向，找到自身需要重点努力改进的地方。否则，高投入会付诸东流，热情也将不会持久。

(二)　持续稳定加大支持力度

当今，高等教育已成为一项投资巨大的事业。有钱未必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没有钱是绝对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师资与科研队伍的建设，杰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重点实验室与科研基地的建设，教学与科研条件的改善，是支撑一流大学健康运作所必备的要素，它通常须有高强度的经费支持。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同样需要雄厚的财力作保障。实践充分证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显著成效，除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前提保证外，还缘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经费上的重点投入和保证。因此，为了进一步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在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政府仍应继续加大经费重点支持的力度。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结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GDP增长率约为8%，后十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2%。根据这一预计，在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国民经济将持续发展，国家财力将不断增强。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从而能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持。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投资建设领域很多，政府财政投入教育事业的力度毕竟是有限的，对此，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一方面，政府要下定决心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向国外学习，开发融资渠道，多方筹措资金，以根本改善“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的局面。

(三)　创建现代大学制度

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它不仅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评价，而且要有一套符合大学发展规律和逻辑的一流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学术自由与严格规范管理是一流大学的普遍规则。目前，我国正处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刻，制度创新应该成为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在如何推进大学制度创新这个问题上，当前应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依法治校，确保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在我国，最为缺乏的是能够保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制度与环境。学者丁学良认为:“没有自主权的大学，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如果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的话，就没有希望。”杨东平教授则认为:“一个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由于受到“官本位”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业化”等的负面影响，使一流大学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缺失，主要表现在: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独立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学术品位下降，学术失范、学术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等。对此，我们必须在依法治校、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发扬批判和独立的精神，鼓励教师进行开创性的研究。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最根本的理念与制度。大学自治可免受大学不受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干扰。世界一流大学有学术自治的悠久传统，得到所在社会的认同，有法律的保障，有中介组织的支持。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要给大学以自己管理和作出内部决策的自治权，与此相关的是给教师以极高程度的学术自由。在如何保证大学享有不受干扰的自治方面，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同时，还需要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建立中介机构，以作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减压阀和润滑剂。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包含不同内涵的概念，社会和政府保护和尊重大学的自治，肯定可以为教师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学术自由所保障的则是使教师不受校内某些机构的控制与限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集中体现在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成立伊始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允许学者有追求学术研究而不管研究将导向何处的自由;在校外本专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的自由;就一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体面的适于教授身份的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22]学术自由因承认学者有确定自己的探究领域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权利，从而避免了校内某些机构的无谓干预。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创新活动所必备的制度保障。正如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D.C.鲍克所言:“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探索科学真理。”在研究型大学中，学者们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免除传统偏见的和没有任何商业需求的环境中工作，而这一环境本身便符合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特点。而如何才能保证学术自由呢?我们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终身聘用制和教师投诉听证制等制度，这样就能从制度上有效保证了教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2)　加快教师评聘制度改革，为大师聚集创造良好环境。人才是大学生存与发展之本。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如何进人，如何留人，如何用人。大学人事制度最核心的则是教师评聘制度，一所大学的教师队伍对整个大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它们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相对透明的公正合理的教师聘评制度。譬如哈佛大学的主要做法是:教授进校，广泛征求校内、校外乃至世界本学科一流专家的意见，以衡量其学术水准;编内讲师，聘期五年，到期非升即走，激励其学术上进，避免学术队伍活力衰退。^[23]香港科技大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概括为“三级一界”的学术评审制度。要想成为科大教授，拥有终身教职，必须通过系、院、校三级评审委员会的审查，“一界”就是还要送到七位以上外界评审人手上进行学术鉴定。这一界非常重要，丁学良称之为“生死界”。有了这样一种评审制度，再加上一条硬性规定，即必须从香港以外招聘人才，这就产生了几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是避免了在香港本地“挖墙脚”，而是从岛外、从国际上招徕人才，给香港带来了新的学术力量。二是保证了教员的高素质。三是形成了人才聘用上的学术导向，避免了官僚化体制中的人情关系干扰。四是强化了对教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他们在各自领域内进行前沿性、创新性研究，在匿名评审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推出好的研究成果。^[24]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公开、公正、透明、严格的教师遴选制度，无疑是保障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关键，对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3)　创新培养制度，为大批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功能和根本任务。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培养出符合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大批优秀人才，并且日后从中产生政治领袖、经济泰斗、科技精英、学术大师、跨国企业的领导者等世界范围内的杰出人物，其毕业生的杰出表现为学校赢得举世瞩目的荣誉。世界一流大学能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的经验是:

一是在办学中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尤其重视培养博士研究生。在这些学校的本科教育，主要是打基础，为研究生教育输送优质生源，研究生占在校生比例一般为50%或更高，而硕士生与博士生之比基本达到1∶1，且几乎所有学科都培养博士，有的甚至只培养博士(多为前沿、交叉领域)。

二是优秀的生源。世界一流大学几乎集中了本国高中毕业生中的精华，如美国1992年秋新入学的优秀高中生中，18%的人进了前10所大学。剑桥大学为了维护其学术地位，一向以招生严格而著称于世。

三是采取许多措施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如英国牛津大学安排的课程不多，在每周上课的5天中，一般只安排半天的课程。学生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安排，用于自学研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在人才培养中，注重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他们认为: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两者是不可分的。^[25]

一流的培养制度，最关键的就是能够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学习潜能、激发其创新欲望、锻炼其创新能力的教育教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也证明，只有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才能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涌现。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导师制度，伯克利加州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制度设计，麻省理工学院注重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的学分制度，普林斯顿大学的小班辅导导师制等，以及它们的良好效应，都是人们所熟知的。^[26]因此，我国“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大胆改革不利于发现、选拔、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传统招考、教育模式，不拘一格地选拔、培养人才。

(4)　优化科研体系，为出重大科研成果创造条件。由于科研是世界一流大学获得杰出学术声望和崇高社会地位所必需的，美国一流大学都将科研作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正因为美国一流大学都十分重视人才和科研，并积极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氛围，从而取得了辉煌的科研成就。据有关统计，在美国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取得的科研成就集中体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实际成果两方面。就研究型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来看，在1901年至1992年间，美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有164人，占世界的40%，其中大多数来自研究型大学。^[27]截至1998年，哈佛大学已有36人获得诺贝尔奖，哥伦比亚大学已有34人，芝加哥大学已有22人，加州理工大学有15人……^[28]从取得的实际科研成果情况看，研究型大学参与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人造卫星的研制，永久载人，“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火星探路者”的发射，原子能的发展，基因组合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在宇航事业、电子信息、通讯、能源、生命等诸多高科技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二战”期间的四个重大国防研究项目主要依靠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完成的:雷达研制，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为基地，罗彻斯特大学李·杜布瑞基教授为实验室主任。原子弹研制，研究工作的领导权掌握在芝加哥大学的亚瑟·康普顿研究小组、哥伦比亚大学的哈洛德·尤里研究小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实验室等研究型大学手里。固体燃料火箭研制，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无线电引线雷达研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29]这些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无疑确保了美国在世界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领先地位。

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相比，我国“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存在科研实力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成果不多等现实困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体系的构成及其所产生的效益，我国“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科研体系的重构至少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是整合科学院和大学的资源，增强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高校和科研院所相互分离的科研体制不仅分散了有限的研究和开发资金，而且分散了研究力量，客观上阻碍了高水平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联合体的形成，使原本有限的人、才、物资源不能有效聚合，不能实现优势互补。因此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资源重组，将科学院系统中更适合在研究型大学从事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并入大学，以增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与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二是增设独立研究中心，发挥集群创新优势。现代科技呈高度综合和高度交叉发展态势，这就势必要求科研实行多学科、跨领域、多部门协同作战。然而，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研究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发挥集群创新优势。为适应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科技发展需要，我国研究型大学还需在校内增设独立研究机构，进行组织设计和学科重组。这种独立科研机构并不以学科为标准来规划研究，而是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聚合多学科人才协同创新。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不同背景学者的交流与协作，无疑有利于卓越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

【注释】

[1]教育部驻韩国使馆教育处:《韩国重点领域人才培养综合实施计划(摘要)》，《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外教育调研材料汇编》，2004年第1期，第106～107页。

[2]教育部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外教育调研材料汇编》，2004年第5期，第4页。

[3]陈学飞:《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第150～152页。(www.xing528.com)

[4]尹鸿祝，江涛:《大学校长论坛在京举行》，《中国教育报》，1998年5月4日第1版。

[5]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88～89页。

[6]《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8月11日第1版。

[7]陈学飞:《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第148～149页。

[8]陈玉琨:《教育评价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9]黄辛:《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公布国内高校无一跻进百强行列》，科学网，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8/210249.html，2008年9月14日。

[10]秦秋凤:《研究生教育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作用》，《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6页。

[11]《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http://www.cutech.edu.cn，2008年10月20日。

[12]陈学飞:《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第155页。

[13]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4]易高峰，赵文华:《中美十所研究型大学R＆D现状的比较研究》，《辽宁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第94页。

[15]国务院学位办重点建设处供稿:《世界一流大学概况》，《世界教育信息》，2002年第5期，第17页。

[16]国务院学位办重点建设处供稿:《世界一流大学概况》，《世界教育信息》，2002年第5期，第14页。

[17]郭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还缺少什么?》，《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22日。

[18]张应强:《制度创新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4期，第3页。

[19]姜文闵:《哈佛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0]张应强:《制度创新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4期，第3页。

[21]丁学良，龙希成:《中国能不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http://www. edu.cn/20040810/3112554.shtml，2008年9月25日。

[22]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23]熊庆年:《制度创新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9页。

[24]姚先国:《一流大学如何打造?——读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感》，《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19期，第33页。

[25]国务院学位办重点建设处供稿:《世界一流大学概况》，《世界教育信息》，2002年第5期，第11～12页。

[26]熊庆年:《制度创新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40页。

[27]殷小琴，孔志洪:《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原因与作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00页。

[28]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页。

[29]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