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工程”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985工程”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政策目标模糊

“985工程”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但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有没有世界公认的度量标准?人们对此众说纷纭。对于一流大学，不同的人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给予不同的界定。其实，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一流标准。

曾担任十载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教授在谈到一流大学的概念时，用四个“一流”加以概述: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评价。

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认为，牛津一流大学的理念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二是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三是有良好的人文环境;此外，一流大学应该强调科技与人文学科的平衡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最好的学生和最有影响力的教员。

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认为，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必须具备四种特性:第一种特性是“对大学工作的不断认识”。包括对大学的使命、组织架构等不断地进行反思。第二种特性是“教学与研究的辩证关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第三种特性是“学术自由”。第四种特性是“大学自我管理和相互竞争的灵活结构”，一所大学要明确定位，以与其他大学区分开来。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江崇廓教授则把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简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综合性，主要是指学科专业的全面发展;研究型，是指科研水平和研究生培养的数量与质量;开放式，一是要与企业界、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二是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加快国际化步伐。

在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课题组组长刘念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体现在:(1)科研成果和学术声誉;(2)学术大师和教师素质;(3)科研经费和研究力量;(4)办学特色和办学理念;(5)管理科学和校长水平;(6)学生素质与师生比例;(7)学科水平与门类是否齐全;(8)国际化程度和留学生比例;(9)经费投入与办学设施。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江泽民同志也概括了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1)培养一流的人才，使受教育者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全面发展的人;(2)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3)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实现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作为实际经营者的大学校长、作为旁观者的专家学者和作为决策者的国家领导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我们把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简单分为条件特征和结果特征，那么，大学校长更强调条件特征如学科、学术队伍、生源、基础设施、经费、管理、战略定位等因素，专家学者更强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科学性，决策者则更强调结果特征如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服务。由于“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这难免会影响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和执行者的理解偏差。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对‘985工程’政策中确定的政策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何时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都会出现不同的解释，造成难于评价这项政策的真实结果。”^[12]

(二)　政策有效实施的可行性研究不足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成为各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一些大学甚至为此专门制定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时间表。早在1998年，北京大学就宣布用十七年时间，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到了2004年，北京大学却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而在2001年，在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上，学校反复强调，要在建校100周年之际，即2011年，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中国首所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雄心和壮志，实在是令国人振奋。可时隔不到2年，200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清华的“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规划出台。规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2年，过去的九年为第一阶段，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的目标已顺利实现;从2003年到2011年为第二个九年，任务是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从2012年到2020年为第三个九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制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可以彰显办学者的豪情，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一个大学能不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时候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并不由学校说了就算的事，它需要社会评价来认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八百余年的历史表明，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地、当时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正如阿什比所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3]因此，人为地设定一个时间表，说到哪一年或哪些年某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则显得不合情理。(www.xing528.com)

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继调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的举措看，我们对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行性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对于诸如到底世界一流大学的度量标准是什么，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大距离，政府资金投入多少才能达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等问题都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在未对相关问题做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贸然制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难免导致该项政策执行实效的风险加大。

(三)　政策资源不足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动态目标渐进过程，它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予以保障。首先是强大的国力，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保障，大学就难以得到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赶超世界一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1.就物力资源而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高水平大学基础设施和办学基本条件建设相对薄弱。近年来国家和社会的投入虽大幅度增加，但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去甚远。有学者对中美10所研究型大学R＆D经费对比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不足、不稳定，研究型大学R＆D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企事业单位委托和政府资金占经费来源的绝大部分，而社会、校友和其他私人等捐赠资金，其他非营利性机构的资金以及其他社会来源所占比例非常低。”^[14]

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经费十分充裕，而且通过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比例很高，其年度科研经费少则1亿美元左右，多则数亿美元。如牛津大学1996年的经费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8亿英镑和2.7亿英镑，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98年的经费收入分别超过了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世界一流大学经费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拨款。世界一流大学能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点支持。二是个人、校友会和宗教团体的捐赠。如牛津大学1996年捐赠及其利息收入为1800万英镑，占该校当年收入的6.4%;哈佛大学把历年来的捐赠集中为“哈佛捐赠基金”，到1997财政年度底，哈佛捐赠基金价值达110亿美元。哈佛大学对该基金的投资和分配进行长时期的跟踪，以确保其保值和增值，并以基金的形式支持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支持教学科研活动。三是科研经费。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基地，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多，数额大。如麻省理工学院1998年的科研经费超过其总收入的60%。四是学费收入。学费在其收入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剑桥大学学费收入占总收入的20%。五是来自校产、经营和教育服务的收入。^[15]由此可见，通过政府集中投入，多渠道集资，加强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等途径，能筹集到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充足，因此，办学的基础设施条件往往非常良好，突出反映在实验室、图书馆和计算机网络信息条件等方面。

2.就人力资源而言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基本的保证，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所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楼舍和人数，而在于它的一代一代的师资质量。”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一批各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其中有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举世公认的学术权威。哈佛大学现任和离职的教师中有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先后有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其现任和离职的教师中有200多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前后共有21位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加州理工学院的专业教师几乎都具有博士学位，知名学者有1923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密立肯，1933年获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摩根，1975年获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巴尔的摩。在该校目前的教师中有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百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75位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在牛津大学执教过的著名学者有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薛定锷、物理学家玻义耳、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希克斯、生物化学家波特、动物学家延伯根等，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93位，不列颠科学院院士138位，皇家工程院院士4位。剑桥大学的教师队伍中产生了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校最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有牛顿、卢瑟福、麦克斯韦、汤姆生、狄拉克、特里威廉、克里克、沃林、桑格、凯恩斯等，该校现有获诺贝尔奖的教师7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近百名，而且95%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16]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在各自领域从事着最前沿课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培养出一批日后成为世界级大师的优秀人才。

在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方面，我们与国际一流大学尚有较大差距。我国高水平大学通常缺乏国际公认的一流学术大师，缺少著名教授、学者和教育家，没有形成学术大师、学科和学术之间的良性循环。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曾指出:到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居世界第六。但是我们的科技创新指数却属世界中下水平，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2.26%，这说明我国高层次科研人才处于数量庞大但质量偏低、拔尖人才紧缺的局面。^[17]这表明，我国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素质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此外，师资队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也不符合现代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

(四)　政策的大学制度环境有待优化

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国家一流大学兴起与形成的历史说明: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这种制度文明包括制度环境和现代大学制度两个方面”^[18]。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350周年校庆讲话中说:“我们的学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甚至整个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的大学还得到了世界上最繁荣经济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方法。”^[19]这套方法其实就是制度。一流大学的建设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保证。否则，重点投入的大笔资金，会因为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而导致配置的不当和资源的浪费。优秀的教师会因校园缺乏自由、民主、自治的学术氛围而流失。

虽然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在师资、学生质量、科研水平、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与转化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所有的差距都只不过是表面比较结果的体现，制度的差距才是我国大学存在的最大差距。在我国，最为缺乏的是能够保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制度与环境。适合于一流大学运作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必然阻碍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正如张应强教授曾鲜明指出:“由于大学长期在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中运行，必然形成以行政约束为主导的运作机制，使大学隶属于行政机构或演变为行政组织。行政权力的强化和泛化难以使大学形成或保持旺盛的学术活力。缺乏这种学术活力，大学很难做出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很难产生能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学术思想，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才，也就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2005年，教育部提出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作为“985工程”二期的核心任务。有关高校在部署“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时，也深切感到，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985工程”政策的目标将是难以实现的。对此，许多学者专家和实践界都极力主张将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提上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