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领域辅导员制度的产生

一、辅导员制度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战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辅导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战线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这一制度既借鉴了前苏联的有关经验，又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

辅导员制度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红军学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员是来自红军营、团级以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部。长征胜利后，为配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在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分三科培养党的干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适应革命工作和抗战的需要，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了培训红军干部以外，还招收从外地来延安的知识青年。学校的政治部负责学生的政治教育，在各大队设有政治委员，各支队设有政治协理员，各中队设有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负责基层中队学员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辅助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政治指导员制度团结了力量，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培养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萌芽^[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加强了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政策层面确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即提出“教育工作要为政治服务”、“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针。为贯彻落实上述方针，1951年10月，教育部向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行政区、内蒙古自治区发出《关于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要求对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育领域的关键环节，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教育部于1952年10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要求在高等学校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辅导处”，配备若干名辅导员，以指导学校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学生的社会活动，掌握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管理他们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生的鉴定和分配工作。此时的政治辅导员主要职责是协助党团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附有一定的教育职能，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在政策上的确立，这与国家的政权建设基本同步。

清华大学率先设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1953年4月，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在学校设立政治辅导员，选拔思想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半脱产”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在高等学校的逐步落实，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高等学校政治辅导员队伍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明确。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实施，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明显加强，也从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我国高校现行的辅导员工作制度的开端^[2]。这一时期，高等学校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团组织指导，政治辅导员为主体，工会、学生会积极配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政治辅导员制度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层队伍，政治辅导员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土改”，进行反封建教育，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结合“三反”、“五反”开展廉洁教育，组织师生投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高对社会主义改造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认清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和宣传的作用。1957年开始，中国的政治运动波澜起伏，为配合“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9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党员深入学生，以年级和班为阵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向“左”偏离，过分强调政治性，政治思想活动密度很高，干扰了教学秩序和学生的正常学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辅导员的威信和影响力。这一时期，担任政治辅导员的不少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同志，还有不少是党团干部兼任，在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还有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随着高等学校党团组织、群众组织进一步的健全，政治辅导员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工作格局得到了改善。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一、二年级设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同时，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高等学校设置专职政治辅导员。在1961—1962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辅导员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学生中开展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教育活动，团结带动学生，努力读书，政治辅导员深入学生当中，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骨干和大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人才。政治辅导员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对于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收到预期效果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多数学生党、团组织在这些活动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3]。

1962年以后，受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政治辅导员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在关于教育要改革、学校要加强政治工作的导向下，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对修正主义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1964年6月，高等教育部党组改为党委制，高等教育部和直属高等学校设立政治部，高等学校政治部成为校党委的工作机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试点学校，要求2～3年内配齐班级的专职政治工作干部，编制为平均每100个学生至少配备一人，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选留。这一时期，政治辅导员在组织高等学校师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22万余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而当时全国共有高校434所，入学人数也只有674436名^[5]。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辅导员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左”成为党的主导路线，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运动，全国陷入内乱，高等学校成为重灾区，受到严重的冲击，组织、派别争夺高校领导权，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被冲垮，工作机构和队伍陷于瘫痪，思想政治教育惨受其祸，“革命大批判”搞乱了教师和学生的是非观念。“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工作，否定了党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传统，“四人帮”诬蔑高校政治工作人员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卫道士”，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政治辅导员制度也遭到诬蔑，高校许多政治辅导员被批斗游街，被打成“黑爪牙”、“保皇派”，身心受到严重摧残^[6]。“红卫兵”运动兴起，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入高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陷于瘫痪，高校长期处于无领导、无组织的混乱状态，政治辅导员制度名存实亡。